"人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苍凉的意义，苍凉就是活在那一刻，那么的不容易，那一刻的意思就是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一段时间、空间累积下来以后，你到那一刻，你还存在着，你还是有能量的，在跟它对抗，人才是活的，这才是过瘾的"。
-------候孝贤
撰稿：海山岚人
01
南台湾炎炎蒸腾的暑日蝉声里，他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朱天文
1947年，朱天文笔下描绘的人物，若干年后叱咤华人电影市场，带着明显人物性格特征的台湾导演-----候孝贤，出身于广东梅县。
才四个月大的候孝贤就跟着家人迁居到台湾，身为民国时期广东梅县教育局局长的候老爷子，似乎看到比梅县更加幸福生活的曙光。
在高雄凤山长大的候孝贤，他家附近有一个城隍庙，庙门口有个戏台，童年时光经常流连于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对此乐此不疲。从小他就耳濡目染，城隍庙的戏台是候孝贤最早的戏剧启蒙。
当时凤山有三家影院，只要有放影片的时候他都会去看，没钱的时候的就制作假票蒙混进场，到稍大的初高中，就直接翻墙，剪铁丝等小伎俩混进影院。
这种爱看电影的经历对他日后的职业生涯多少都有着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或许是上苍在候孝贤小时候的身上埋下了导演的种子。
整天混迹于城隍庙的小候孝贤，逐渐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性，当时赌博在凤城街头是出了名的，几乎每次都会赢，但只要一思考自己赢了多少钱或弟弟来叫他回去，就会开始输钱。
台湾南部的彪悍民风，"没有祖坟"，孤立无援的"外省人"家庭背景，都让他热衷于街头的厮混，少年的候孝贤信奉江湖义气。这股草莽豪气，始终伴随着候孝贤的少年时期的成长。
"帮会"，从来都是中国人世俗生活和人际关系里重要的一部分。成长在高雄凤山街头的侯孝贤，从小就浸泡在这种由拳头、砍刀、骰子和武侠小说所构成的小镇男性世界里。
候孝贤说"我喜欢雄性张扬"。
其实在童年，在成长的过程里，你已经不自觉地对这个世界形成苍凉的眼光了，那是逃不掉的，只是你当时说不清楚，也没有人会告诉你，那段时间就会在心底深藏起来。
年轻时的候孝贤
02
在候孝贤还是一个问题少年的时候，但他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尤其喜欢武侠小说，几乎读遍了当时的武侠小说"。
在武侠小说熏陶下的雄性荷尔蒙，是每个男孩子曾经的"侠客梦"，总是幻想着仗剑走天涯。
作为凤城"小角头"的候孝贤，在打砸"士官俱乐部"事件之后，被抓入狱，也结束了他高中的学生生涯。
年少的时光就是晃，用大把的时间来彷徨，只是用几个瞬间来成长。
20岁的候孝贤，一瞬间就长大了，和过往放荡不羁的自己彻底告别了，应征入伍。正是从此刻起，候孝贤人生镜头里，少了一个道上混的小憋三，多了一个大导演的淡入。
当兵休假的时候，就去看电影，有时候一天能赶四场电影，就是纯粹的喜欢看电影，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完全是懵圈的。
两年之后退伍，备考台湾国立艺专，因为国立艺专是台湾联考中分数最低的，而且自己又是刚服完兵役，有低20%的录取分照顾，所以，就顺利考上了。
进入学校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懂的什么是电影，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电影导演》。
由于英文不行，就逐字查字典，当读到"这本书你都读熟了，读透了，你还是不能当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
原先在阳明山宪兵营期间萌生的电影梦，不知道还在哪里？每天像游魂似的，混钝过着日子。
毕业之后，却没能如愿进入电影界，七八个月的时间只是从事的一份计算机推销员的工作。
1973年，李行导演需要场记，学校老师便推荐了候孝贤，从此，才真正开始踏入电影这个行当。
进入职场后，场记做了好几年，后来还自己写了几个剧本，一步步从编导，副导，再到导演成长起来了。
生活给你的苦难，是想要磨练你的意志，你需要迎难而上。只有在苦难中才能锻炼你的意志，不要在年轻的时候怕吃苦。
03
经过七八年的地地道道学徒式电影人的历练，让候孝贤才有更多的机会去拍摄电影。原先都是以拍摄城市喜剧为主，票房也很卖座。
八十年代初，台湾新电影运动刚开始，一大批科班出生的海归年轻电影人，谈论着电影理论，影像风格，像极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乌托邦。
作为另类的候孝贤，没有高深的理论背景，听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觉得蛮好玩，也挺有趣的。
可到了拍摄《风柜来的人》，他想摒弃原先的拍摄手法，套路，寻找一种新的拍摄视角，却发现突然就不会拍了，为此还让他很消沉。
好友朱天文，看懂了他的心思，默默的递给他一本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正是这本书使候孝贤获得拍摄电影的新视角：拍自然法则下的人的活动。
沈从文的自传，像是打通了候孝贤的任督二脉，他的书帮助了候孝贤找到了一种别样的视角注视世界的眼光。
1983年《风柜来的人》，真正开启了候式"苍凉"的电影风格，也由此奠定了候式独一无二的电影美学。
《风柜来的人》横空出世，正式宣告一个卓越导演的诞生。
《风柜来的人》剧照
《风柜来的人》作为一部青春电影，青春几乎与叛逆是孪生兄弟，而叛逆又是逃离和远行的延续。他们追求的陌生带来的新鲜感，却发现陌生还带来了欺骗和无所适从。
青春期残酷的是，经常需要借由某种失去我们才能获得成长，悄然而至的成长，也是惨痛的记忆的唤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青年的生存状态正如《风柜来的人》，八十年代的迷茫，是每个人都经历的青春，也是现实与诗意互相交融。
也正是从《风柜来的人》，开启了候朱的电影编剧金牌搭档的黄金旅程，互信成就，彼此信赖。
作家阿城用"倚马立就"四个字定义朱天文、侯孝贤间的合作，"前面是侯导在拍摄，她就在旁边倚马立就，这是对于他们合作三十年最好的定义。"
该片获得第6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并获得第2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提名，候孝贤则获得了最佳导演提名。
《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红尘》是候孝贤个人成长的四部曲，写尽了无论农村城市，外省本省，整整一代台湾人的遭遇和情感。
候孝贤擅长运用的长镜头及中远景而选择旁观者的角度，更让他的电影超脱了一般的自传的视野，这种超然而悲凉的诗人之眼在国际影坛上引发轰动。
《电影手册》影评人出身的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总结了侯氏电影的意义：这证实了中国电影能同步于现代电影，并且将自此同步于现代电影。
候孝贤喜爱使用长镜头，空镜头与固定镜位，让人物直接在镜头中说故事，这是他电影的一大特色。
1985年《童年往事》，这是一部候孝贤半自传式的电影作品，长镜头的叙事风格在这部电影中表现的更加强烈。
《童年往事》剧照
这是描写一个家族从大陆到台湾南部跌宕起伏的悲欢喜乐，作为外省人却无法融入本省人的尴尬处境。
《童年往事》中的少年，在亲人陆续离开时候的惆怅和迷茫。
乡愁，是横亘在祖母心中那道浅浅的海峡，魂牵梦绕的梦魇，终其一生也无法释怀的情愫。
祖母总想着故土，想着故土的点点滴滴，故乡的路在一道海峡中被阻隔，归乡的魂魄早已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肆无忌惮的蔓延着。
由于当年时局的对峙，导致很多在台的异乡人，期盼思念海峡对岸的故乡家人，乡愁，是他们那一辈人的魂，思念成了一种常态，
挥之不去，寝食难安，郁郁寡欢。
海峡两岸，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永远带着意识形态的印记，而候孝贤在此加入意识形态的内容，似乎已经不是童年往事，而是我们回忆童年往事时记忆的叠加添设。
记忆，在我们一生从来不管确切。生活，是遗忘的中的修饰。为了明天，我们修正忧郁，为了未来，我们刻意忘记。但是，因为明天，我们必须对世界和人类充满信心。
生命的呈现，最有能量的时候就是困难的时候，最有力气的时候也是困难的时候，绝对不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很乏味，所以，人最重要的状态，它能够让你发挥你的能量。
04
1989年《悲情城市》，借由着台湾："二二八事件"，透视出国民政府治理台湾的初期，时代变迁和政权轮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族群的冲突与身份认同问题。
怀着一腔"不平之气"、做好了"被关"的心理准备，侯孝贤用讲述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挑战了台湾当局的历史禁忌。
因其敏感性而引发了台湾的全民围观，因此创纪录拿下了7000万新台币票房。
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布："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
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
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属于它的时代呢？
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词也概括了大陆这边无法言说的愁绪。
在台湾历史教育尚未展开之前，侯孝贤凭着"一种郁闷之气"，翻撞父辈执众人欺、众人骑的悲愤，勾勒台湾「悲情」从何而来。他们的性质不是郁闷，而是干净，几近无知，偏偏，解严后浪潮，一直来一直来。
而这种浪潮并不能取代侯孝贤对于台湾土地的关怀。
所以才有了《悲情城市》的诞生。
《悲情城市》剧照
《悲情城市》获得第26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
最为戏谑的是，候孝贤曾直言不讳《悲情城市》是个烂片。
1993年《戏梦人生》，延续了候孝贤的自传体式的拍摄风格，由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饰演本人，以李天禄的生活经历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台湾被殖民到光复的历史风貌。
候孝贤说："生活本身就是历史"。通过李天禄本人的口述回忆，加上候导的写实的拍摄手法，造成了时间空间的穿梭交替，再度再现个体被历史无情压抑下的悲哀。
《戏梦人生》以冷静、客观、徐徐道来的叙事方法，表达了人们不能选择时代和命运，品尝着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
《戏梦人生》的李天禄
外景则以独特的自然景色为主，有蓝天白云、山水花鸟、绿树红墙、断壁残垣，给人古朴典雅、意韵深长的感觉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我最欣赏《戏梦人生》，一共看了四遍，觉得很自然，是我没办法拍的……你的影片令人想到景框以外的世界。
《戏梦人生》是侯孝贤导演生涯的一次巅峰之作，无愧为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造型设计、录音的称号，是导演精湛的艺术底蕴、丰富的人生阅历、出类拔萃的艺术造诣共同孕育的电影之花。
1995年《好男好女》，对台湾早期左翼政治人士的描绘，是又一次对威权统治的勇敢反省。
剧情不乏混乱的《好男好女》，虽然是台湾三部曲的收官作，却成为一次相对而言的败笔。
"宏大命题"的台湾三部曲收官，侯孝贤进入了"什么都可拍什么都可不拍"的境界。甩脱了商业卖座的包袱，以及台湾电影大环境的恶化，从两个不同角度促使他开始了一次次的个人化实验。
05
候孝贤自出道以来，一直拍摄台湾近现代题材为主，1998年出品的《海上花》，突然转化画风，大胆尝试大陆的，古装的而且源自张爱玲的作品。
在此后的几部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候孝贤的兴之所至的实验品。
进入21世纪，候孝贤多少显得"玩心太重"，在风格化，实验化的路上走得太急太远。
创作之外的事务耽误了候孝贤太多时间了。
从小熟读武侠小说，对于候孝贤来说，这最初的"浑然不觉"后来看起来更像一颗种子，自然而然长成了《刺客聂隐娘》的样子。
酝酿了25年，剧本改了38次，经过7年的拍摄，耗资4.5亿新台币，耗费44万尺胶片，辗转日本，台湾，大陆三地进行取景，终于把一篇1700字的侠客传奇变为了一部时长106分钟银幕传奇。
《刺客聂隐娘》的聂隐娘
2015年5月24日，第68届戛纳电影节，第七次登上戛纳，68岁的候孝贤迎来了他导演生涯的高光时刻，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这也是继王家卫，杨德昌之后，第三位华语导演获此殊荣。
候孝贤导演
我觉得侯的电影与我太像了，我们都来自古老的文化，有深井般的容量。我看他的电影，感觉不需要和他说话，就有某种相知和默契。——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票房是电影市场上强势上映和黯然离场的分隔符，首次在大陆公映的《刺客聂隐娘》也难逃中国文艺片的"票房魔咒"。
豆瓣7.5分的《刺客聂隐娘》，在一半掌声中呈现"一幅惊世绝伦的山水画"，一半鼾声中敲下"一组催眠版古典写意风景幻灯片"。
武侠电影该有的动作打斗场面，却呈现的是唯美的山水画卷的文艺气息，文言文的对白，台词罕见的稀少，这或许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有种举重若轻的飘逸感。
候孝贤说"在创作的时候是观众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直想着观众，那是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电影，这是背对观众。
如果不走观众路线，路会越来越窄。很多人放弃了自我，泯然众人，而有的人，则一直坚持自己内心的执念，不甘平凡，忍受孤寂，只盼能有一人相知，共舞。
侯孝贤在不同的场合聊《聂隐娘》，总少不了一句："看不懂不要紧，能进到那个氛围就可以了。织一张细密的网，网住时间长河里的吉光片羽。
候孝贤之流更像齐白石一样自发自觉的中国画画匠，只有上了一定年岁，沾染了生活的辛酸，自成一体后，他们才逐渐后知后觉去印证"理论"，学术的一套。
他们并非刻意的特立独行，潜意识里没有所谓的"艺术家"，有的只是"匠人"的本分。
虽然根基浅，更是野路子出身，但天赋和练达，再加上周围朋辈的熏陶，终于脱颖而出，画出了最有味道的画，吟出了最为动人的诗、刻出了最有风格的印。
这或许是候孝贤导演把现实生活中"苍凉"的人生百态，通过长镜头，空镜头和固定镜位的方式来呈现给普罗大众，每个看客也在寻找属于他自己内心的那个"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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