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漢初，多年的戰亂導致百姓流離失所，社會經濟凋敝。 漢高祖死後，呂后執政這15年裡，更是將高祖剛剛穩定的大漢朝廷弄得雞飛狗跳。而呂后死後，中國迎來了第一個治世，也就是說大名鼎鼎的文景之治。那麼，文景之治究竟為何出現，背後又是否有什麼深層原因呢？
話說呂后死後，齊王劉襄、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內外呼應，誅滅了呂氏全族，並擁立當時在他們認為會乖乖聽話的代王劉恆。然而劉恆也就是後來的漢文帝，他的乖乖聽話的形象卻是為了自保而偽裝起來的。
劉恆繼位之後逐漸開始了其強硬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道教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應用於治國理政，最終開創了文景之治！
漢書記載:文帝即位，躬修位節，以安百姓《漢書·食貨志上》）產生的效果也是及其明顯的，文帝在位期間，將劉啟立為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景帝。
不過在劉啟當太子的時候，也就是文帝時期，卻發生了一宗命案。這起命案也導致了後面的諸多問題，以至於關係到文景之治的盛世價值與否。
吳王劉濞的太子劉賢入京，陪太子劉啟喝酒下棋，然而在與劉啟博弈時，兩人發生爭執，劉啟就拿起棋盤打劉賢，不料把他打死了。兒子的鍋，父親背。漢文帝就派人將劉賢的遺體送回吳國去埋葬，然而劉濞沒有接收他兒子的遺體。
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史記·吳王濞列傳》
兒子死了，從此劉濞開始怨恨劉啟，這也算是後來的七王之亂埋下了導火索。景帝即位之後，不斷加強中央集權，重用御史大夫晁錯，大力推行削藩，繼續重農抑商，期間也出現了一批有名的人物，比如李廣，董仲舒，周亞夫等等。
盛世存亡，“文景之治”下的政治卻有不少亂像！對於人民來說，文景之治確實是盛世，但是對於政治局勢來說，這一時期可能並不穩定，稱不上盛世。
比如說七王之亂的爆發，就給盛世增添了並不光彩的經歷。叛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還是削藩。加上景帝與吳王劉濞有弒子之仇，因此吳王便聯合其餘幾位諸侯王起兵造反，打的口號就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即使殺了晁錯，該造反的還是要造反，畢竟造反這條路一旦走上了就沒有回頭路了，然而漢景帝聽信了晁錯的死對頭袁盎的計策，殺掉晁錯！
正如蘇軾對晁錯的評價：“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七王之亂之所以能夠在一段時間內迅速平定，很大一部分功勞歸結於大將軍周亞夫的文韜武略，其餘則是劉濞的短視。吳王當時沒有立馬拿下那時的糧倉滎陽，而是一個一個打，最終被周亞夫斷了糧道，三個月就失敗了。但在平定叛亂之後，首功之臣周亞夫隨後也是被景帝逼死了。
所以從政治上來說，這段時間並不是盛世，景帝不如文帝有政治智慧，但對於他的父親和他的兒子，他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承前啟後的作用！為什麼說是“文景之治”，儘管這一時期還有一些問題，但瑕不掩瑜，文景兩朝比秦二世好很多，在當時那個年代，對於老百姓來說，確實是一段盛世，也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讚為“文景之治”。
對於“文景之治”出現原因，我的一點看法！“文景之治”，指漢朝在長安建都後，我國曆史上開始進入了有明確記載的一個盛世。
用誇張的說話來形容，盛世就是國庫裡的錢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糧食多的糧倉也都裝不下了。或許沒有這麼誇張，但盛世比較於平常肯定會更有效的成果和業績。
為什麼會出現“文景之治”這樣的盛世？這個時代的繁榮昌盛，我認識與當時漢文帝、漢景帝實行黃老思想來治國必然有著極大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什麼是黃老思想呢！黃，指黃帝；老，指老子，加在一塊就是黃老。《黃帝內經》和《道德經》加在一起就是黃老思想。黃老思想亦是道家思想的別稱，無為自化，輕賦薄斂，休養生息。
當然了，所謂的無為而治並不是無法無天。恰恰相反，領導者之所以可以在上能夠無為，恰恰是因為下面有一套成熟穩定的法，一切按規矩來辦事。黃老之學強調“道”的意志，是對人們主觀意志的限制。總之，剋制、謙讓是道家的精神。
漢文帝劉恆——盛世的開創者，就是這樣一個典範，他完美的踐行了黃老思想。每天退朝，漢文帝都是請丞相周勃先走，他在後面目送周勃出去，他才走。文帝的生活非常儉樸，常穿著粗布衣服，自己很少添加新的器物。文帝曾想建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十個中家人財產，於是作罷。
他“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圄，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漢景帝劉啟，儘管政治智慧不如其父，但自小受到父親文帝的影響，親事躬耕。為了鼓勵農民努力耕作，勸勉各級官員關心農業生產，每到春耕時節，景帝都要帶領皇后和太子到最艱苦的地區親自種地。
景帝親事躬耕，親自上陣，來真的，幹實的。每次都累得滿頭大汗，真正做到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漢文帝之妻，景帝之母竇太后，更是崇尚黃老清靜之術，她經歷了文、景、武三朝，在朝中影響達45年之久。
因為她的影響所施行的黃老“無為而治”的結果是：“從民之慾，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到了漢武帝劉徹時“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作”。
黃老思想提倡無為而治，具體到律法和政策之上，就是依法治國，遵循天道。西漢初年的律法，是蕭何精減秦律後的律法，也就是蕭何制定的《九章律》，刪除了秦法的苛繁、嚴酷，使法令更加的簡明。 在寬鬆的律法基礎之上，只要不觸犯律法，官府就不會干預民間生產生活，法律是天子與庶民共同遵守的法律。
黃老之學無為而治，是以民為本的主旨，與民休養生息的國策。輕徭薄賦，減輕人民的負擔。之所以能成就文景之治，離不開黃老之學的樸素和清靜的觀念。漢文帝提倡大力發展農耕，免農田租稅，減輕刑罰，從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但在經歷了戰國至秦末的長期亂戰之後，漢文帝的仁厚、簡樸，截然不同與暴君，自然成為人們心目中理想的明君聖主。
對漢朝以及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來說，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世間取天下之功無過高祖，治天下之德無過文帝”。在呂氏勢力被消滅，文帝繼位後，重視“以德化民”。同時大力發展農業，自己也時刻做好表率。不輕易發兵鄰國，對待反叛者從輕發落，廢除肉刑等酷刑。
說到底，中國古代是一個人治社會，而在古代一個朝代達到德治的效果，可以極大地發展生產力。漢文帝之時，社會安定太平，天下富足，禮儀興盛，是自秦漢一統之後多年未有的繁榮昌盛景象。而他的兒子景帝，雖略有瑕疵，但“蕭規曹隨”，又有大量人才輔佐，得以讓文帝的成果得以延續，最終雙方共同作用下出現了津津樂道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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