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期的領導人之一，董老的一生都將國家放在心上，他的一言一行無一不彰顯著艱苦奮鬥的精神。
當時，他家住在北京鐘鼓樓後的一個昔日王府的大院裡。院子很大，有花園有水池，很氣派。他的兒女們也都樂意住在這裡。由於“高院”離此很遠，每天往返不僅不方便，而且還需要很多人來送文件，花費了不人力物力。董老考慮著搬到離“高院”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儘管當時中南海的房子較為窄舊，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董老和盤托出自己的主意，卻立即遭到尚在讀書的子女們的反對。董老耐心細緻地對全家人說：“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燒鍋爐，要煤，要人跑這麼遠送文件，搬到中南海，這些都統一解決了，為國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該搬嗎？該搬。這二呢？”稍作停頓後，他更深沉地繼續說道：“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國家還窮啊。”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飯時，還在讀初中的女兒董楚青養成了一種不好的吃飯習慣。吃飯時，董楚青急於扒飯，三扒兩趕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飯粒在桌上。小楚青丟碗就想跑，結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連連說道。年歲還小的女兒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著飯粒，默不作聲。一生慣讀詩書的董老馬上聯想起古老的“鋤禾日當午”詩句，繪聲繪色地對女兒說道：“碗裡、桌上有多少飯粒？‘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丟啊。”接著又嚴肅地說：“揀起來吃了。”此後，女兒楚青再也不浪費糧食了。
1964年春，董老的一個侄孫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見見世面；二是特別想通過他的關係謀得一份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熱情地接待了侄孫子，一面又對他施以嚴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準租用小車，更不許在外面暴露與董老的親戚關係。那位侄孫子在北京住了大約一個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產勞動。臨別的頭一天，董老給侄孫一些路費和小禮物，並把他叫到跟前說：“我在政府裡的地位很高，但我們都是供給制，除了個人生活、住宅不成問題外，不能亂開支。你家的困難，主要靠自己克服，實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當地政府。”早就在尋找提出自己想法時機的侄孫子趕忙說道：“你沒錢給我不要緊，那你寫個‘條子’給我，我拿你的‘條子’去找縣政府，很見效。”董老嚴肅地說：“那怎麼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給你特殊照顧，你要相信地方政府會秉公辦事的。”他語重心長地勉勵年輕的侄孫子要安心農村工作，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亂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他就是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革命先輩。令人不幸的是他於1975年4月2日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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