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雖然是將漢文帝、漢景帝兩人並列，但事實上漢景帝只是漢文帝的一位勉強合格的繼承人。漢景帝的政治手段與人格低下，採用冒進的削藩手段激起了七國之亂，自己卻驚慌失措，妄圖通過殺晁錯來平息事端，操作手法低下，人格卑劣；深受漢文帝賞識和重用的剛正不阿的人士如周亞夫、張釋之、申屠嘉卻被漢景帝或刻意打壓、或迫害而死；人格有缺陷的晁錯卻被漢景帝破格重用，惹下大禍後又被當成替罪羊殘酷殺害；在立儲事件上顛三倒四，接連犯錯，激起梁王的反彈，刺殺了眾多朝臣，卻又不敢依法治其罪。
漢文帝畫像
漢景帝在位16年只是守成，坐享父親的遺產，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基本上全盤繼承了漢文帝的政策，在母親竇太后的約束下，繼續信守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他在各方面都鮮有建樹、創新。但無論如何，漢景帝在位的不作為，總要比一位能力高超、人格低下、喜歡瞎折騰、倒行逆施、禍害民眾的人當皇帝要強，他起碼還能繼續漢文帝的政策，這也許就是這位能力、人格雙重低下的政治人物對歷史的最大貢獻。
漢景帝畫像
公元前144年，漢景帝駕崩，一個時代結束了。親眼目睹當時情況的司馬遷對這個時代的總結很精闢：
漢文帝、漢景帝的時代，政策清淨恭儉，安養天下的百姓。到漢武帝即位的頭幾年，漢朝已經建立七十餘年，國家沒有大的戰亂，如果沒有水旱災害，民眾就豐衣足食。地方的倉庫裡都堆滿了糧食和物資；首都長安的倉庫裡的錢數以億萬計，穿錢的繩子都朽爛了，錢幣灑落以至沒法計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大街小巷、田野阡陌都是成群的馬匹，如果騎一匹母馬去聚會人家都不接待。普通人家都吃肉，太平盛世天下無事，小吏們不常調任，任期很長，而官員也因自己的任職時間長而以官號為自己的姓氏。
生活水平高，因此人人自愛而不敢犯法，崇尚做好事而不敢做壞事。那時法網寬疏，民眾富裕，有人就開始炫耀自己財富，開始兼併財產，暴發戶、土豪們則在地方上橫行。達官顯貴更是互相攀比、競相生活奢侈，房屋、服裝都肆無忌憚地超過了自己應有的等級[1]。
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人口的增長。從司馬遷對功臣所封侯國的戶口增長的記錄可見一斑。漢朝建立，有100多位功臣受封，當時天下人口稀少，大的侯國不過萬戶，小者只有五、六百戶。過了幾代後，經濟恢復，人口增加，有些大侯國的人口達到了四萬戶，小的侯國也增加了一倍[2]。根據葛劍雄的研究，漢朝初年人口最多不超過1800萬，而到了漢武帝初年已經增長到了3600萬，翻了一番[3]，這與《史記》對侯國人口增長的記載相一致。
這是一個各級政府與民眾共同富裕的時代，民眾的富裕是政府富裕的前提和基礎，因為當時農業稅的稅率並不高，僅為十五稅一，後又降為三十稅一，甚至一度完全廢除，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工商業和人頭稅。西漢末年，全國人均佔有原糧993市斤，摺合成品糧597市斤[4]，與之相比，2007年的中國人均糧食（原糧）佔有量也不過381公斤[5]。
漢平帝畫像
漢平帝時的全國人口已經超過了6000萬人，是整個西漢時期人口的頂峰，而文景時期的人口約在2000萬至3600萬人之間，即使考慮當時的耕地總面積、糧食總產量不及，但人均糧食佔有量仍然會超過西漢末年；由於人口少，土地面積廣大，更適合發展畜牧業，因此肉類供給也相對豐富，普通人家也可以吃肉；糧食、肉類供應豐富，食品價格也相應較低，當時每鬥粟僅值十餘文錢；政府一直奉行輕徭薄賦的政策，民眾負擔小；同樣由於人口較少，各項資源人均佔有量較高，這些綜合性的因素有利於支撐較高的生活水準和政府的收入。
作為當事人，司馬遷描寫的生活水平是真實可靠的，並無誇張，再加上當時除了匈奴在北方邊境的局部入侵，以及七國之亂的短暫的局部內戰，天下幾十年裡沒有戰亂，因此文景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國泰民安、民富國強的太平盛世時代，史稱“文景之治”。
我們回到800年後的唐朝，史稱貞觀之治“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6]，當時吏治清明，強勢集團的勢力受到壓制，階級矛盾緩和，經濟繁榮，治安良好，一副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唐朝盛世的極盛期距開國已經近100年的時間，即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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