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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送孩子們上學，我每天早上六點五十分準時起床。我從浴室的窗戶往外看，向鄰居道了早安。
此時此刻，窗外的街燈依舊亮著，街道上空寂無人，老樹上的鳥兒嘰嘰喳喳鬧個不停。隨後我走下樓梯來到客廳，每一天，相同的碗，我往孩子們的早飯裡倒入了牛奶。我叫醒了他們並幫他們穿好衣服。我習慣性得會撫摩下我的貓，可惜她已經離開了。
開車送孩子們去學校的路上，我們會聽廣播裡播放的經典音樂。我們途經過很多鋪滿各種鮮花的花園。八點零七分，我們會聽天氣預報。八點半，我和孩子們親吻道別。在我回家途中開車穿越學校的時候，新聞開始播報了。這個時候，交通擁擠就是常態了。九點鐘，我出現在辦公室裡。
我習慣了這個循環——它讓我放鬆——但是每四年一次卻讓它起伏又跌宕：戛納電影節。
1994年我開始在電影學校就讀，我從來沒有想象過戛納在電影世界裡的權威性。當2001年開始處女作拍攝時，我顛覆了過去的認知。
在這幾年裡我帶著我的短片參加了很多不同的電影節，和無數的人交流；我開始看羅馬尼亞記者每年五月份發表的關於戛納的報道。所以我在開始拍攝《幸福在西方》（Occident，2002）時，就已經意識到如果影片能夠有機會在戛納電影節同時期首映的話，一定會引起業界的注意。
▍囊中羞澀
當時我和一個老攝影師Vivi Drăgan Vasile一起合作，每次我提及戛納，他總是一笑置之，“你還是先把電影完成再說吧。”
如他所言，這確實有點難。在我們準備拍攝電影的結尾之前，我們就已經沒錢了。我回家把我之前為備不時之需存的幾千歐元取出來，支付給了劇組成員，從而完成了最後部分的拍攝。但是我們依舊需要更多的幫助。一個美國投資人保證，他會去戛納找到缺失的資金部分。
“那裡多的是揮金如土的金主。”他總是這麼說。我無法想象他該如何找到需要的資金，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抱以希望。“我和很多人交流過。”他從戛納回來後說。對此我深信不疑，可他總是寶山空回，沒有為電影籌措到一分錢。
▍小村莊裡的宿舍
2001年秋天，我們從休伯特·巴爾斯基金會（Hubert Bals Fund）得到了一筆資助，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幸福在西方》 的後期製作。我們當時希望電影能夠在鹿特丹電影節上映。電影已經入圍了電影節的名單，但我們無法用募集的資金在預期前完成製作。不過，入圍對我們來說就已經意義非凡了。
屆時在戛納電影節擔任平行單元“導演雙週（Director’s Fortnight）”選片人的瑪麗·皮埃爾·馬西亞（Marie Pierre Macia）注意到了我的名字。她瞭解我之前的短片，那是她以某個電影節評審團成員的身份給我頒過獎。她通過我在鹿特丹的朋友瞭解到我在電影製作上遭遇到了資金瓶頸後，表示像能夠助我一臂之力。
我們為她組織了一場試映，觀後她說，只要我們能夠及時完成，她會考慮讓電影進入“導演雙週”單元的展映名單。帶著這一個承諾我們去CNC（Centrul Național al Cinematografiei，羅馬尼亞國家電影學會）申請更多的資助，以便完成這部電影。作為回報，他們要求擁有所有的版權。唯一令我們開心的是，我們拿到了錢，然後開始瘋狂地工作。我們完成了電影的準備工作，併入圍了導演雙週。
我們從未奢望能夠入圍戛納的主競賽單元。當時以為肯定是無人觀看的。在完成電影之前，我們懇求導演雙週組委會盡可能地安排靠後的放映時間。我們擔心無法能夠及時完成終剪。他們滿足了我們的願望。
當我們到達戛納的時候，大部分的媒體和影迷都已經離開了。沒有銷售代表，也沒有公關人員，我們就這樣來到了電影節。CNC幫我們在距離戛納20公里開外的小村莊租了有六張床的宿舍。
▍走上紅地毯
儘管條件簡陋，但是電影還是受到了意外的歡迎。一些發行商開始聯繫我們。我們並不知該如何對自己的電影定價，100、1000還是10000歐元？而我的製片人也一竅不通，所以我們乾脆對買家們避而不見。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很開心，我們覺得我們做到了。我們看著棕櫚樹，確認這不只是一場夢。作為電影人，我們感覺親臨這裡已經是最大的禮物了。
有一天，所有參與導演雙週電影的劇組都被邀請參與在一場放映前走上紅毯，同時也會報上我們的名字。每個導演可以有機會邀請劇組的一位成員參與一起，我當時邀請了演員亞歷山德魯·帕帕多波爾（Alexandru Papadopol）和我一起走上紅毯。
當我們走上紅毯經過層疊著的攝影師隊伍時，一位法國女影星從商務車上走下來，於是所有攝影師將鏡頭轉向了她，她吸引了所有媒體的注意力，根本沒有人給我們拍照。
亞歷山德魯非常希望能夠有他自己在紅毯上的照片，這樣可以回去給他母親交差。我們也不太確定，我們是否還有機會重回這個地方。
第二天他去了攝影師賣照片的地方，找到了一張那個法國女演員的，背後有他的半個腦袋探入了鏡頭，完全不在焦點。他花了40歐元買了兩張。
包括我在內的三位導演被告知我們可以一直呆到電影節結束，因為我們入圍了最佳處女作獎，金攝影機獎。其他兩位是墨西哥人卡洛斯·雷加達斯（Carlos Reygadas）和最終獲獎的法國導演朱莉·洛普-庫瓦（Julie Lopes-CurvalT）。
在我們離開電影節前，我們的小劇組一起在電影宮前合照。當電影節結束了，紅毯也終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成為再為平常不過的普通毯子。
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張照片一直襬在我祖母的架子上。她對此感到非常自豪。
▍關於一部艱難電影的風言風語
在我們的第一次戛納之行後，我做了一些決定。我擁有了自己的製片公司，而且如果我還有機會重回戛納，我將會聯繫一個銷售代表還有其他專業的行業人士。
在我於2006年我開始拍攝《四月三週兩天》（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時，羅馬尼亞電影已經成為戛納電影節的常客，而且還贏得了一些獎項：包括2005年的一種關注大獎（譯註：指克利斯提·普優 Cristi Puiu的《無醫可靠 The Death of Mr. Lazarescu》）和2006年的“金攝影機獎”（譯註：指柯內流·波藍波宇 Corneliu Porumboiu的《布加勒斯特東12點8分 12:08 East of Bucharest》）。突然之間人們開始在戛納電影節期待看到更多的羅馬尼亞電影，並且期待它們能夠獲獎。
2006年9月份我做了決定，即使看上去準備時間不多，但我要努力讓我的下一部電影出現在2007年的戛納電影節上。1月份的時候我們還在拍攝，但是2月份的時候我們準備了第一個試映版本。鹿特丹電影節結束的兩天前我們完成了最終的剪輯。我讓荷蘭的朋友們再次幫忙組織了一些針對銷售代理和發行商的試映。很幸運這實現了一定的宣傳。
在柏林電影節的時候，坊間已經在流傳著一部很艱難的羅馬尼亞電影。我們刻錄了一些《四月三週兩天》原始版本的DVD碟片。我讓製片人前往柏林，將一個拷貝交給銷售代理。這並不是行業內常規做法，但是我想不出其它辦法。
我們將這部電影目標還是指向戛納，幸運的是，我們得到了熱烈的官方回應：該片入圍了僅次於主競賽單元的“一種關注單元”。他們顯然對這部電影很著迷。
▍淘金熱
辦公室裡的電話很快就響個不停。歐洲所有重要的發行商都開始聯繫我們。所有人都想要這部電影。他們支付了小額的預付款，但我對錢根本不在乎。
法國公司Wild Bunch時最早接觸我們的發行商之一。他們的聯合創始人文森特·馬拉瓦爾（Vincent Maraval）有一家叫做Independenta Film的小型發行公司。剛開始的時候他說，Wild Bunch對銷售我們的電影不太感興趣，因為他們這一年已經代表了7部影片，因此他無法很好地照顧到我們的利益。
但是有一天他改變了主意告訴我說，他們還是很願意代表我們參加電影節。另外七部電影都沒有入圍競賽單元。他說他覺得《四月三週兩天》應該會入圍的。
而這就是我期望的。所以我們簽署了合同。
在電影節官方宣佈入圍片單的前一天，組委會決定將部分影片從“一種關注”單元升級到主競賽單元，其中就有《四月三週兩天》。我們簡直樂瘋了。
我們被告知可以選擇在電影節前期或者後期放映。Wild Bunch深思熟慮之後，覺得最好是放在電影節前部分放映最好。按照他們的想法，這樣至少我們可以在那天引起一些媒體的關注。
我在戛納附近租了房子和車子。我想帶著自己的家庭在電影節期間度個假。我應該只需要三天時間來應付媒體，但是結果我每天都在應付工作。我們聽到路人在街上興奮熱情地討論著我們的電影，這是我們迄今為止贏得的最大讚美。
羅馬尼亞電視臺有史以來第一次選擇現場直播頒獎典禮。在我們贏得金棕櫚獎之後的媒體發佈會上，一個羅馬尼亞記者問我：“您是否覺得此時應該是您事業的巔峰時刻，您可能再也無法再次享受這樣的慶典了？”
▍奇特的經歷
征服戛納之後有很多好事情發生，但伴隨而至的也有一些奇怪的經歷。記者們湧向了我的父母，並翻出了我童年時的照片，那是我三歲時的裸照。而且他們也向我父母和祖父母詢問一些我童年時非常私人的問題。
贏得金棕櫚還不到48小時，有一個編劇指控我剽竊了他的劇本。還有一個網絡媒體繼而發現電影獲得了超過千萬美元的收入，於是我不得不解釋說這些錢不是我自己所得。人們突然覺得我應該會很富有。
一個著名的羅馬尼亞音樂人甚至起訴我，要求鉅額賠償，我們有著完全有效合法的合同，於是我打電話給她詢問這是為什麼？她的律師回答說，如果這是在美國，贏得這樣的官司就能賺很多錢，因此值得一試。
我被比肩接踵的媒體採訪，並且需要到處去宣傳電影，直到2018年1月電影沒有提名奧斯卡才罷休。因此我停止了繼續說話。
2007年之後我又入圍了兩次戛納電影節，還有一次擔任評審團成員。2010年開始我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辦了一個電影節，叫做“從戛納到布加勒斯特電影節”（Les Films de Cannes à Bucarest）。電影節宗旨是讓普通的羅馬尼亞觀眾也能欣賞到來自戛納電影節的電影，而不僅僅只是討論它們。
每隔四五年，戛納電影節就以某種方式像哈雷彗星一樣：在這幾天裡它耀眼發光，讓我們脫離了日常的生活軌道，痴迷並相信電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對此並不確定，但能夠在這幾天裡有這種感受真好！
｜原文發於《EKKO》電影雜誌第72期，2017年｜@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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