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由此不難看出，至萬曆時期明朝的工商業已經非常繁榮了。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是以農業稅收為主的。經過張居正改革，才把國家稅收的重點，從徵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稅收上來。而這顯然大大觸動了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江南工商集團的利益，但是萬曆皇帝心知肚明: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因此，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們手中收稅。管理外庫的戶部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也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
一、何謂“東林黨”？
- △東林書院
(一) 東林黨 ，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
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書院實際上就是一個輿論中心，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那時所謂的“黨”，不同於近代的政黨，既沒有固定的章程，也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而是指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動中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長達半個多世紀。由於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起來，大致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等等。
- △東林黨人顧憲成畫像
(二) 通過廷擊、紅丸、移宮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人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
他們迫不及待地忙著廢除前朝的各項工商稅收。然而，當時的中國各地區發展極不平衡。江南工商業發達卻幾乎不用交稅，北方各省的農民收入頗低卻要承擔高額的稅賦，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在這種背景下，“九千歲”魏公公魏忠賢出現了，怎麼辦呢？當然是要以東林黨人為首的工商業“資本家”們繼續交稅！國庫又充足起來了，然而，由於宦黨勢力的膨脹，各地又陸續出現了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人早就坐不住了！天啟皇帝的死，為他們的又一次崛起提供了好機會。繼任的崇禎皇帝選擇站在東林黨人一邊後，東林黨人當然是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的，可惜崇禎只是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最終卻憂憤而死！
心腹大患魏忠賢終於被扳倒了，內閣和朝野的東林黨人為天子的英明決定而高呼萬歲，隨後他們就又提出了減稅的一攬子計劃！他們認為天災主要是由萬曆朝時胡亂收稅招來的，現在正是撥亂反正的好時候，所以他們向天子建議進行一次普遍的減稅“運動”，以讓上蒼愉悅，從而保佑大明的天下風調雨順。
- △東林黨人高攀龍畫像
崇禎同意了之後，東林君子們第一個提出減免的是茶稅——以往萬曆皇帝信不過文臣，派監督太監去檢查各省茶園，這當然是大大的惡政！東林君子們是絕不會貪汙國家稅款的，於是天子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監督太監……自此以後來自各省的茶稅收入就急劇下降，文官連年報災，茶葉歲歲歉收。到崇禎十年時，僅浙江一省茶稅就從萬曆、天啟年間的二十萬兩白銀降低到每年十二萬兩了！
接著就是減免“海關“稅，明朝文官和地方的海商本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向皇帝提出應該恢復“禁海”，萬曆皇帝時期開海禁，派太監收稅是嚴重違反祖制，又是一個極大的惡政！崇禎再次認可了東林內閣的判斷，下令各海關的太監回宮。從萬曆皇帝興海貿以來，海關稅一直是大明財政一大支柱，也是內幣地重要來源，到萬曆四十年時，萬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萬兩白銀的海稅。然而，自崇禎元年以恢復禁海令的名義停收海關稅以後，內庫就再也不能從日益繁榮的國家海貿中得到一兩銀子了。
還有布稅，如同唐宋時期一樣，明朝本來也規定了百姓和各級官員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黃本來就是皇帝專用的顏色，大紅則是隻有高官才能穿戴的衣服。結果萬曆皇帝卻回答說只要織布的商人肯交稅，那他覺得賣黃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這樣再一次被皇帝的“無賴”打敗了。根據文臣的要求廢除了各種“與民爭利”並且違反祖制的稅收以後，新任皇帝崇禎受到了他祖父、他父親和他兄長從來不曾享受過的高度讚譽！朝野上下的東林君子們異口同聲地稱讚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當之無愧的中興少主，並向他保證，根據天人感應的道理，大明很快就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
(三) 崇禎皇帝御宇一十七年，徵收浙江茶稅不過幾百萬兩，最低時一年不到十萬兩；各地工礦均沒有稅收，龐大的國家機器要運轉，經費開支從哪裡來呢？自然統統又壓到了農民的身上！農稅從萬曆年間張居正改革後的二百萬兩白銀，節節攀升到崇禎十二年的二千三百萬兩！
- △明思宗崇禎皇帝畫像
萬曆時期的開源自不必說，魏忠賢雖然是老農出身，治國技巧卻也是免稅和賑濟！對比崇禎朝和天啟年間同樣長達8年的河南大旱，天啟年間少有饑荒，而崇禎朝時就是人相食！崇禎嚴令災區也要收稅，農民被打得血流盈階。但是連飯都沒有的吃的人，哪裡可以交稅呢？就繼續打，繼續打……當時有臣子說，陛下需要錢，小民也愛惜他們的子女，現在農民把兒女賣了都交不出稅來，這如何是好？遺憾的是崇禎卻並沒有聽進去！
至於遼東戰局，當然也是怎麼少花錢怎麼搞了。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再加上軍官們的層層盤剝，士兵們士氣低下，將領們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卻也一籌莫展！東林黨人卻一味指責遼東軍事主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
(四)道德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節流往往只是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能行呢？
東林黨人當然是不會加收與他們牽聯甚深的工商業稅收的！重負自然又落回到農民身上。 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來造反了，闖王李自成攻進了北京城，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朱明王朝壽終正寢了。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李自成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們，竟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樹上，身邊陪同的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
崇禎帝自殺前留有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作為君王崇禎倒還算有骨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比被虜酋強多了……"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可惜的是，崇禎一直到死，才最終發現東林黨人的真正面目！
二、大宦官“九千歲”魏忠賢
宦官，歷史上又有宦者、寺人、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公公、中貴人、伴伴（明朝時對老年太監的一種稱謂）等稱謂，是中國古代皇宮、王室內專供帝王及其家族奴役驅使的男性官員。宦官稱為“太監”，始於唐高宗時，改殿中省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中御府主官太監，少監，其時，只有地位較高的內監才能被稱為“太監”。明內廷設置有司禮監，內官監，司設監等十二監，其主官均稱“提督太監”，主官以下宦官不能稱 “太監”。清朝始以“太監”作為所有宦官的通稱，宦官與太監遂為同義詞。
宦官本是負責宮廷雜事的奴僕，不能參與國家政務。但因其與帝王君主朝夕相處，有時能博取帝王的信賴，而參與國家政務。他們有的建功立業，憂國憂民，流芳百世。如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明朝鄭和，七下西洋。有的卻專擅朝政、禍國殃民。如秦朝趙高、東漢“十常侍”、唐代李輔國等、明代劉瑾、王振、魏忠賢等。其中，一代權監魏忠賢，曾與秦朝趙高、東漢張讓、唐朝高力士、李輔國、北宋童貫、明朝王振、劉瑾、清朝安德海、李蓮英，被並列為“十大亂政太監”，且被列於首位。
(一)史料記載之魏忠賢生平略述
魏忠賢（1568年－1627年12月11日），字完吾，北直隸肅寧（今河北滄州肅寧縣）人。少無賴，與群惡少博，多輸，恚而自宮，入宮為宦官，改名為李進忠。入宮後，魏忠賢結識、勾搭上皇長孫的乳母客氏。並因此逐漸飛黃騰達。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年）朱翊鈞、明光宗朱常洛在一個月內先後去世，朱由校即位，即明熹宗，次年改元天啟。魏忠賢出任司禮秉筆太監，改回原姓。明熹宗賜名為魏忠賢。
- △明熹宗朱由校畫像
明熹宗對魏忠賢、客氏頗為信任。魏忠賢每天引誘熹宗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朝官逐漸注意到魏忠賢對朝廷、對皇帝的危害。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先上奏彈劾魏忠賢。隨著魏忠賢權勢日盛，徐大化等朝臣首附忠賢。是時，因葉向高、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等正直官員力持清議，魏忠賢及其黨羽尚不能隨意所欲左右朝政。天啟二年、三年，陸續有朝臣言官彈劾魏忠賢等，但明熹宗皆不採納。魏忠賢氣焰越發囂張，恣為威虐。他與客氏對不順從於己者，橫加摧殘，即便後宮先帝及熹宗後、妃，亦不能倖免。例如，他們矯詔賜死明光宗選侍趙氏。裕妃張氏懷孕後，客氏就在明熹宗面前進讒言，將其賜死。甚至皇后張氏懷孕，也被客氏暗中下藥，導致流產。其他被禍害的妃嬪、太監，不可勝數。
天啟四年，魏忠賢多次矯詔干預朝政。副都御史楊漣聞知後，極其憤怒，上奏彈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左光斗彈劾魏忠賢三十二條死罪，此後六個月內，從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員七十餘人彈劾魏氏的奏章有一百多份，國子監師生一千餘人聯名上疏，懇請朝廷追究魏氏二十四項大罪，請求熹宗效仿明武宗誅殺劉瑾先例，誅殺魏忠賢。魏忠賢懼怕，在熹宗前哭訴。明熹宗不僅沒有懲治魏忠賢，反而嚴厲斥責楊漣等人。
事情平息後，魏忠賢對彈劾他的大臣們實施殘酷的打擊報復。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數十名正直朝臣陸續或被罷斥，或被下獄，嚴刑拷打而死；魏忠賢在朝廷上遍插心腹黨羽，專擅朝政。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去世。因無子嗣，由弟弟信王朱由檢即位。嘉興貢生錢嘉徵彈劾魏忠賢十大罪。群臣，甚至包括魏忠賢的一些黨羽，揣摩朱由檢心意後，也紛紛上奏彈劾魏忠賢。十一月，朱由校將魏忠賢發往鳳陽安置。後詔命逮捕魏忠賢回京審訊。魏忠賢行至阜城時，聞知此訊，自縊而死。
- △“木匠皇帝”
(二)對於魏忠賢這個人物的評價，由於他和控制輿論的文官集團間的矛盾，或許是他的壞處被無限地放大了。
彼時他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輿論掌控人——士大夫階層的頭號死敵。畢竟，魏忠賢在世的時候，他掌控廠衛，權勢滔天。而天啟皇帝對當皇帝處理政事毫無興趣，任憑國家大事都由魏忠賢和朝廷大臣掌控。兩派勢力為了權力和利益相互爭鬥不已。最終魏忠賢憑藉皇帝對他的信任強勢地把朝中大臣們給鎮壓了下去。
客觀地講，魏忠賢掌權時期，明朝政府抵禦遼東後金的入侵還是比較給力的，可以說一掃萬曆末年遼東戰場的頹勢，大有光復遼東之勢。當時明軍的情況是：關寧鐵騎不用裁員，軍餉仍可足量正常發。皮島軍隊不用精簡，收入來源也是穩定的。在魏忠賢時期明朝對後金的防禦是十分積極有效的，使皇太極始終只能龜縮在山海關外。可以說是形勢還是相對較好的。
另外，魏忠賢的最大才能其實是收稅。財政問題，其實一直是任何時期、任何國家的最大問題。明朝末期，天下最富饒的地方當然是江南地區。魏忠賢就針對工商業，對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重新設立了在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和海稅。不但沒加收農民稅賦，而且在河南遭災時還免除賦稅，維修幾十年未曾修過的黃河水道。所以在當時底層的老百姓中是很感激魏忠賢的，甚至有人為他大修生祠。魏忠賢主政的時代，朝廷的賦稅基本上都可以從江南地區的工商業稅，海稅中得到彌補，保證了對後金的戰事之需；減免農業稅又有穩定了農民，維護了國家的穩定。
還有重要的一點，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其實是天啟皇帝手中壓制朝廷大臣的一柄利器，對於平衡朝局具有重大的作用。由於魏忠賢掌控著廠衛，朝廷的文武大臣便不敢有私心雜念、為非作歹，時時刻刻處在皇帝的監控當中，對皇帝存有敬畏之心。同時，文官集團對魏忠賢的反擊，又使得極力仰仗皇權支持的魏忠賢不敢太過於放肆。
(三) 崇禎上位以後，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其實迫切需要一位象魏忠賢這樣的，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盪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當一面。或許依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總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就坍塌崩潰。然而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平息民憤，更是為了大權獨攬，藉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崇禎皇帝一上臺，便在文官集團的挑唆下，斬斷利器，自縛手腳: 魏忠賢被公佈罪狀、發配鳳陽，死後被碎屍萬段、懸首示眾。崇禎上臺後對魏忠賢的這一系列處置，在給當時的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他贏得了聖明之君的歡呼頌揚。
然而，17年後，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在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禎卻下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墓址就選在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雲寺。崇禎在李自成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調兵遣將禦敵防寇上，居然還有閒心做這樣一件與禦敵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
- △李自成義軍攻克北京城
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麼會突然改變自己當年果絕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並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呢？ 或許是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崇禎才終於領會到了當初皇兄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
國難當頭，非常時期，個人恩怨和個人私慾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一放呢？畢竟，國祚永存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時，也讓無力迴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值得稱道的是他認可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等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四) 平心而論 ，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確實有其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種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他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兵部尚書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只是到了天啟晏駕前為了搶班奪權，才臨時起用了“自己人”崔呈秀。不難看出魏忠賢在事關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還是心繫國家、很講原則的。
皇太極猛攻錦州時，袁崇煥與監軍紀用一起下令不許出戰，任憑趙率教在錦州苦苦支撐，在錦州破在旦夕的時刻，滿桂公然違抗袁的不抵抗命令，主動出擊，冒死以救錦州。寧錦大捷後，魏忠賢論功行賞，升了血戰有功的滿桂、趙率教的官，而罷免了畏敵避戰，不救錦州的袁崇煥。魏忠賢並沒有因為袁崇煥在寧遠城給他修生祠而放過他在寧錦之戰中的怕死避戰之罪，也沒有因為毛文龍上書力保和他作對的東林黨人而處分毛帥，這也是為什麼天啟朝後期關外局勢一直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原因。
天啟朝最大的戰爭失利，是袁應泰丟掉遼陽。而袁應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為之前的督師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團的彈劾。當時魏忠賢並未掌權，遼陽失陷後魏忠賢查辦了許多當初彈劾熊延弼的文官。這裡面固然有打擊文官集團的私心，但是這些人誤國誤民，也實在應該受到處罰！而後魏忠賢立刻起用熊延弼為兵部尚書，之後王化貞失陷廣寧，同在關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連，被傳首九邊。這裡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貞的拖累而被殺，雖然他是由魏忠賢主張上臺的，但九堂會審定案，實無免死之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應過於解讀為是受魏忠賢的迫害。
三、黨爭(宦黨Vs東林黨)，加速了朱明王朝的滅亡
不動聲色地一舉剷除魏忠賢，一直是崇禎自我標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於過分欣賞自己的才幹，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卻讓他從自信變得自負，最後變得剛愎自用。魏忠賢死後，崇禎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但在國內動盪、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那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能有什麼作為？楊鶴對民風剽悍的起義軍實行“招安”，袁崇煥與狼子野心的皇太極私下“和談”！
自從廢除萬曆年間制定的礦稅、海關稅、茶稅、布稅等工商稅收以後，大把大把的銀子就再也沒有進入國庫，恐怕有不少反而進了一部分東林黨人的褲袋裡……貧苦農民起義了，皇帝叫東林黨人們為首的內政大臣們捐款時沒有一人迴音，結果李自成進北京後僅抄檢官員與勳貴們的家財一項就繳出白花花的銀子7000多萬兩。反觀皇帝的內庫——空曠得甚至可以跑馬、乾淨地能餓死老鼠……
儘管崇禎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 這種讓人噤若寒蟬、如履薄冰的高壓態勢，造成了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仁人志士們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的崇禎皇帝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致了“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歷史悲劇。
- △寂寞的皇宮:帝王將相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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