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以前，中国汉族王朝是不禁止民间修史的。民间修史是维护历史记录真实可靠，使历史学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保证。
中国的皇帝无法篡改历史的真正原因是华夏政治制度从来不禁止民间修史。由中央史，地方史，民间史构建的华夏史学体系是一门记录真相的科学方法，用来对政治决策，官员任免进行记录。用事后的真相大白来对以前的政治决策进行评估。
满清修四库全书，先是收缴全国的书籍，大肆销毁。满清规定，可以收藏观看的存书3475部，79070卷；严禁收藏的禁书：6766部，93556卷；其实这个禁书并不是真正的禁书，真正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的书，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满清是绝对不允许我们收藏的，抄家灭族，谁敢收藏呀。而满清列出的这些所谓禁书，其实本来都是中性书籍，老百姓看了以后，不能判断出这些是禁书。所以才要列出目录，让大家知道这些书也必须马上交给满清进行销毁。
为什么呢，因为满清篡改历史是系统性，全方位的篡改，这些中性的书虽然本身不具反清色彩，也没有特别揭露满清想隐瞒的罪恶，但是其中的记载难免到处都会与满清篡改后的历史矛盾，从而让大家发现满清系统性篡改历史的行为。
满清虽然大肆篡改历史，让我们无法系统性的得到真正的历史了，但其篡改历史的痕迹却是无法掩盖的。主要就是出了以下的问题。
1. 与考古不符。
满清修明史，说张献忠杀人六万万有奇（六亿多），又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然而考古发现，张献忠原诗根本没有杀字，反而是劝人不可肆意妄为的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奉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鲁迅就发现，原来考古发掘的金史宋史等史书上，里面凡是中国两个字，都被满清删掉了。
2. 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从古到今的历书要全面的篡改，资料太大，难免就会顾此失彼。满清一边自称仁君，一边其手下统军大帅奏折上称在四川“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屠，或屠男而留女”,剿匪大捷。
3. 史料流传日本，朝鲜，西洋导致谎言失效。
明朝作为一个积极对外交往的国家，又是当时万国仰慕的超级大国，超级富国，其史料难免流传在外，从而暴露了满清全面篡改历史的阴谋。清朝的文字狱绝非四库全书时才开始的，而是早在康熙时就已经达到了顶峰。满清诸酋自进中原，就定下了全面欺骗中国人的策略。
从康熙开始，满清诸酋是一边进行大屠杀，搞三光政策，一边编造故事，自诩仁君圣君。从各方面吧自己打造成绝对的圣人。可以说，满清篡改后的历史，基本全是假的，一点儿参考价值都没有，只会把人引入歧途，因为满清诸酋，个个都是专职的大骗子。他们用谎言和屠刀相结合,把自己打造成全方面的圣人，以达到奴役愚弄中国人的目的。
甚至野史也成了满清用来愚弄中国人的工具。什么顺治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就属于满清自己放出来的野史，你想，以满清当时文字狱动不动株连九族的情况下，这种荒唐的野史没有官方的认可，怎么可能在民间流传呢。这个野史的根本目的就是把清酋打造成情圣，并减轻汉人的敌对情绪。
有一个汉大臣，为了拍马屁，说今圣如此圣明，建议将孔子著作里“狄夷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的内容删除。结果清酋说他居心叵测，满门抄斩。另一个汉大臣改口拍马说今圣统治就是华夏正统，结果一样满门抄斩。
清酋对中国概念的策略是保持模糊，一方面他们内部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另一方面他们要删掉史书上的“中国”字样，不许别人在公开场合讨论他们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你说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要杀你头，你说他们不是中国人，一样要杀你的头,唯一正确的就是不许讨论此事。
所以象乾隆本是汉人的荒唐野史才能在清代流传。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搞迷糊，既不许你讲华夷之辨，又不许你说华夷本一家。
满清奴役愚弄的后果就是在满清统治时期，中国地区由工业最发达，工业技术最先进，科技发明和发现层出不穷的地区，变成了数百年没有任何进步，反而倒退的地区。清兵入关的时候，以屠城的手段，摧毁了中国绝大部分工业中心，在所谓康乾盛世中，又严格控制中国的工业生产，因为害怕汉人造反，就说炼铁厂都是流氓无赖滋生的地方，对国家民生没有任何好处。凡是集中生产的行业，都是满清打压控制的对象，因为他们认为，30个以上的汉人聚到一起，就会谋反。（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一个半个挽雕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被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的态度！
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难道如此分析就是“以古律今”吗？如果我们要按照《四库》馆臣的改本去了解和认识宋词不正是会得到鲁迅所说的结果吗？我想面对着如此乱改的古书，读者是懂得应该如何对待它和如何评价它的价值的。(对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全面评价有兴趣的还可看看陈四益先生的《四库四记》——收在他的《丁酉四记》集中)。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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