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的歷史按出資方及資產所屬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06—1915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屬的
協和醫學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1915—1951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於1913年)下屬的羅氏駐華醫社(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下簡稱CMB，成立於1914年，1928年成為獨立的基金公司) 所屬的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以下簡稱PUMC)；及1951年至今的國有化階段。在其歷史中(不包括醫學堂階段)由於“各種政治和社會因素，前後用過5個校名，更改7次”。為簡化及避免混亂，本文用“協和”來指代。
1“臨床基督教”的跨國醫學機構
20世紀以來東西方知識、思想、技術、文化跨國界的流動有增無減。在此之前，西醫已經伴隨著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帶有強烈的“臨床基督教”的特徵。西方傳教士利用西醫作為傳播福音的工具，很多情況下在極端貧窮的地方免費為當地民眾治療並提供藥物，希望醫治疾病的同時也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實現傳教的使命。
西醫給中國醫療提供了傳統中醫之外的選擇，兼醫療及傳教為一身的教會則越來越面臨雙重工作壓力，人員極其缺乏，因而紛紛在醫院裡開辦醫學校，培養中國人成為其醫療助手。之後又相繼出現了獨立於醫院之外的醫學院校。教會開辦的醫學院校成為傳播西醫知識與文化的場所，也因為其開辦者與母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使得
教會醫院及教育機構具有特殊的身份——外來的醫學與外來宗教的結合體。在西方人看來，教會醫院及學校是西方文明的象徵，對於中國人，它還代表了外來的宗教與文化。教會醫療機構的外國起源及身份自然地將其捲入中外關係中，其“臨床基督教”的特徵也成為仇視西方文化入侵的攻擊目標。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中，幾乎所有北方的教會醫院都遭到了嚴重損壞、醫療傳教士遭到追殺。
漢口協和醫院，也就是今天的武漢協和醫院
義和團運動5年之後，倫敦會的科齡在其英國同胞清廷總稅務司赫德的幫助下， 通過各種關係取得了包括清朝廷大臣那桐、太監總管李蓮英等的信任與幫助，他聯合英美6個教會開辦了協和醫學堂。醫學堂在教會辦學的歷史上達到了頂峰，表現在：一、慈禧為其捐贈一萬兩銀，這是“清帝國唯一一次給基督教新教賜禮”二、1906年2月，協和醫學堂舉辦了開業儀式，清朝重臣與各列強國家公使列席，這是有史以來最盛大的慶典之一；三、經科齡的運作，醫學堂得到學部頒發的與官辦學校一樣的文憑，在歷史上絕無僅有。
清廷甚至允許科齡到紫禁城為皇親國戚和太監看病。然而，拒絕基督教的清廷規定科齡只能看病、不能傳教。以慈禧為代表的清朝廷對西醫和傳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西醫在治療效果上有其優勢，是傳統中醫無法做到的，這點在晚清的朝廷及中國文化精英階層中得到認同。在《協和醫學堂微信錄》(1910，上海美華書館排印)中提到醫學堂的緣起時貶低了傳統中醫、大大推崇西醫：“(中醫)僅存糟粕，遇疑難之症，每至束手無策，而聽其自為死生。自海禁大啟，西醫輸入中國。其療治之精奇，見之者莫不驚而訝之。以為華扁無以過也。”
教會醫學機構的跨國身份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就是資金來源。協和醫學堂的開辦資金主要來源於英國的倫敦會，雖然有六個英美教會聯合開辦了醫學堂，但醫學堂的地產歸倫敦會所有。世界列強之首的英國所開辦的教會醫學堂，得到了在華列強公使館的鼎力相助，英、法、意、德公使館醫官組成了醫學堂的考試委員會。清朝廷也給了各種優惠政策。清朝舉辦的運動會是不許外國人參加的，但醫學堂是唯一受邀的外國教會學校。1910年12月在東北開始爆發肺鼠疫，清朝政府向西方在華公使館尋求幫助，在華裔醫學家伍連德的領導下，西醫的知識和方法被用來抗擊這次大規模的公共衛生疫情，協和的外國醫生及中國學生參與了這次著名的早期公共衛生國際行動。
20世紀初，伍連德在東北抗疫
除資金外，外籍教師也強化了醫學外來身份。在醫學堂的年度報告教員名單中，最初的七八年都沒有華裔教員，直到1915年左右，才有該校的兩位華人畢業生擔任助理教師。
教會辦醫學機構特別是教育機構最大的瓶頸，就是資金和教員的缺乏。這是對其可持續性的極大挑戰。即便當時最好的醫學院校之一的協和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在醫學堂1906—1916年的十年年度報告中，每年都提到資金缺乏，希望得到各方善款資助，雖然清朝廷每年都給些維持經費，但對運營與發展是杯水車薪。教學人員更是問題。醫學堂所傳授的專業課程已經細化到細菌學、外科學、病理學、解剖和胚胎、內科、外科、婦產科、藥學、耳鼻喉、兒科、公共衛生等學科，醫學專業化需具有各專科知識的專業教師擔任。在其1912—1913年度報告中列出了每個專業所缺的教學人員數目，指出“危機開始浮出，就像諺語所說壓倒駱駝的最後的稻草。”相比其他教會醫學校，醫學堂佔據一個優勢——六個教會中有兩個在英國，其中之一負責在英國尋找教師來中國授課。由於路途遙遠、落後艱苦的生活環境使得在英美招募人員非常困難，願意來中國教書的都是堅定的傳教士。醫學堂年年都苦於教學人員的缺乏。
西醫的醫療及醫學教育模式更是西方的，這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傳播媒介——語言的問題。在清朝末年直到民國初期，中國本土西醫人才極少，翻譯成中文後的西醫教材與文獻非常缺乏。醫學堂一直致力於將英文教材翻譯成中文，但從其年度報告看，進展緩慢。人員的缺乏是主要原因。像所有教會醫學機構一樣，教員忙於教學及佈道，有的還要兼顧臨床，教會醫學院校經常面臨生病及死亡所導致的自然減員問題，給正常教學造成了極大困難。協和、齊魯等多數教會學校堅持漢語授課，從英美來的教員需要先學習中文才能開始教學工作。所有這些困難極大限制了西醫在華的發展。
1905年北京協和醫學堂
即便包括慈禧在內的清朝統治階層都有捐贈，但這並沒有改變醫學堂的外國教會學校的身份。在華的教會醫學教育機構從資金、教員、模式上強烈體現了“臨床基督教”的特徵——其根本目標是用醫療傳播基督教，並不在發展醫學。醫學教育需要資金的大量投人，而靠教會零散募捐得到的資金有限。在這方面，赫德曾尖銳地分析過教會醫學的外來身份及醫學教育應該由誰投資的問題。
受到各種資源制約，1915年，協和醫學堂最終被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下屬的羅氏駐華醫社(CMB)收購，後者購買了倫敦會在協和及附近的地產並對協和徹底改組，名稱改為北京協和醫學院，並在紐約州登記，並於1917年CMB開始在醫學堂旁邊沒落的清朝豫王府原址上大拆大建。協和從一個教會學校變成美國慈善組織改變中國醫療衛生的核心機構，這不單是資產所屬權的變更，更標誌著在中國以“臨床基督教”主導的醫學發展軌道上出現了一支新的力量，它宣揚美國式的領導力、精英教育模式、科學與現代化。
2美國跨國慈善事業中的樣板機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人“認為遠東是落後、無知、貧窮和異教的。東奔之士的動機無疑各有不同，從純粹的宗教義務到個人發展，但大多數深信西方文明的優勢。”David Lampton在談到1950年之前中美學術交往時寫到：“所有這些群體都出於一種信仰的激勵， 中國是可塑的，如果他們不在中國留下足跡， 其他人就會。同中國教育關係總是激發領袖與利益群體的想象……同時，科學、技術、教育關係通常也是激勵那些希望把文化和政治價值觀傳授給中國人的美國人。”
20世紀初，美國的領導力及影響力隨其大工業的財富積累及海外市場擴張到世界各地。洛克菲勒家族、卡內基紛紛成立了慈善基金會。與教會靠零散募捐、不穩定的資金來源不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慈善事業是以其龐大的壟斷企業所積累的雄厚資本為後盾；而在運作方式上，受制於各種資源限制的教會難以制定中長期計劃，但
洛克菲勒基金會是在聘請了美國醫學與教育界的領袖人物，先後派了兩次考察團，在中國進行詳盡的調查研究、制定周密的預算和戰略計劃之後，強勢進入中國的。
1917年北京協和醫學院奠基儀式（圖源見水印）
洛克菲勒進入中國醫學領域較晚，中國已經形成教會及官辦醫學機構並存的格局，另外還有日本人開辦的南滿醫學院、德國人開辦的醫學校等強勁對手，再加上傳統中醫。在這個醫學多樣性的國家，洛克菲勒基金會制定與眾不同的戰略，其在華的慈善事業絕不是臨床基督教的再現，而是要體現美國領導力、宣揚美國標準、醫學精英模式的公司慈善項目。
帶著用現代西方醫學拯救中國的浪漫理想及其放眼世界的眼光，洛克菲勒基金會為協和規劃了極高的定位：最新的美國醫學理念、最高的醫學標準、從硬件到軟件都是遠東最先進的、可與歐美最好的醫學院比肩，用美式的醫學精英模式培養中國醫學及衛生界的領袖人才。以此為目標，協和開始了其新的身份的形塑過程：一個充分體現美國對中國的期望與友好的機構、是美國的現代化、醫學、教育、文化、生活方式在中國的實體化。
洛克菲勒建設現代化的協和正好與1920一1930年代中國文化與政治精英們對現代化的渴望與追求相吻合，因此他們對洛克菲勒開辦協和抱有歡迎的積極態度。曾經擔任民國交通部總長、時任交通大學校長的葉恭綽在1921年協和開業典禮上的發言也主要講到了協和先進性與其在連接東西方文明上的作用。羅氏駐華醫社(CMB) 的代表顧臨， 其父曾在日本傳教，本人曾是美國駐漢口領事，他在1921年協和開業儀式的講話中也特別談論了協和在國際社會的作用及其美國期望中國繁榮的動機。
北京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上部分洛克菲勒人合影，前排右三為小洛克菲勒，右四為威爾士，後排右二為顧臨。1914年底，顧臨辭去駐華外交官職務，受聘為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駐華醫社主任，負責在華髮展醫學教育。顧臨先後與麥克林、胡恆德一起主持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早期建設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的重大慈善事業得到了美國及國際社會的關注。英國哲學家羅素20世紀在北京居住時， 談到協和時他寫到“我曾經政治上非常反對他們……但我的生命要歸功於北京的洛克菲勒機構治好了我的肺炎”，與英國人懷舊情懷下的敘述不同，1933年9月24日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則突出了協和的現代化：“(協和)經過10年的努力，在很多領域具有影響力，在洛克菲勒的資助下，改善公共健康，把現代方法帶到中國，解決中國之急需。”
從1921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是協和發展的黃金期。協和通過各種方式，更多、更深、更廣地參與到了國際交流中，成為名副其實的遠東的醫學中心，協和充分體現了美國人在醫學衛生投資的理念——在人力資本及機構建設上投資。(根據統計，由於庚子賠款，1916年在美國取得學位的中國人有1700人，而在英國有600人)，因而表現出與教會學堂明顯不同的國際化特徵。
教會醫學機構的教員通常難以保證質量，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歐美各地廣泛招募高質量的醫學專業人才到協和執教和科學研究，1924年，《協醫校刊》提到，協和的教員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奧地利、荷蘭、瑞士、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日本。經常有國際學者來協和講座。同時，協和的學生也不再只有中國人，還有菲律賓人、退羅人、朝鮮人、馬來人、夏威夷的華僑，更重要的是，教會學校是歐美傳教士到中國的單向人員流動，而洛克菲勒基金會還資助協和的學生、畢業生及中國其他公共衛生機構人員走出國門，去美國、歐洲進修。
1921年協和醫學院落成典禮合影
通過教師、學生及住院醫生等人員雙向的跨國流動，協和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知識與技術傳播重要的連接點，也加強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民間友好。在抗日戰爭期間， 在美國成立的美國醫藥助華會是幾個曾經在協和工作過的美籍醫學家發起的。在協和的經歷使他們建立起了對中國的友好感情與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心，為中國的抗戰籌集了大量的醫療用品及資金，還取得包括羅斯福總統在內的美國上下一致的支持。成為民間機構促進國與國友好的有力證明。
洛克菲勒基金會把協和也規劃為遠東的醫學科學研究(實驗醫學)中心。在協和的黃金期，產出了一些世界注目的研究，如吳憲的項目、麻黃素的發現、血吸蟲病、營養項目、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研究等，都是中外學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與之前的醫學堂不同的是，洛克菲勒堅持在協和使用英語，雖然這點有很大爭議，但這成為協和在跨國交往中一大優勢，大大提高了效率及在國際學術界的參與度和認知度。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協和發起或參與的公共衛生創新項目成為國際樣板，吸引國際組織及國際社會的廣泛注意。
洛克菲勒基金會設計協和校園時，外觀特意保留了漢白玉、琉璃瓦、雕樑畫棟等中國宮殿建築風格。The China Press(大陸報)1921年8月20日報道時提到“洛克菲勒講話中解釋了協和建築的中式風格一—努力做到中國人在自己家的感覺，以此具體表達洛克菲勒的友好之情”。協和的地產及建築屬於CMB，而CMB以極少的租金租給協和。1942年前，人員經費、運行資本都是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給CMB撥的資本金和日常預算支出的，再加上教育、管理都是美國現代大學的模式，所有這些都強烈地突出了協和的美國機構的身份。跨國機構的資本和人員最容易受到國際關係變化的影響。因此，協和也首當其衝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陷入複雜的中美、中日、日美關係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受到冷戰及朝鮮戰爭的影響。
日軍偷襲珍珠港
胡恆德
司徒雷登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12月8日，日軍佔領了協和校園，協和停辦。當時在協和沒有撤離的外籍教師有荷蘭籍猶太人斯乃博、瑞士籍何博禮、護理部主任美籍懷特賽德 。他們被日軍關押，在1942年底前陸續釋放。唯有協和校長胡恆德、總務長博文及當時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三個美國人， 被日軍在北京輾轉多個地方關押，儘管美國政府一再努力，日軍一直拒絕將三個人交給美國。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時，才被釋放。在日本人眼中，協和就是美國在華的代表與標誌，其分量和象徵意義不同一般。
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作為美國的產業，協和校園曾經被當作美方的軍事調處長達一年之久。馬歇爾將軍將其作為調停中共與國民黨停戰的辦公地，但這一舉措再一次強化了其美國在華的機構身份，因而也成為“沈崇事件”發生後，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遊行示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1947年2月，美方宣佈調停失敗，決定撤走駐華美軍。3個月之後，被軍調處佔用的所有建築徹底騰空。
1947年5月1日下午協和醫院舉辦了開業儀式，有著400僱員的協和覆校了，儘管同珍珠港事件前的1500名僱員相比少很多，但協和還是舉辦了有600名中國及駐京外國人參加的慶祝覆校的招待會。
1947年1月16日，在多次認真討論之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會決定再給羅氏駐華醫社(CMB) 最後一次注入本金1000萬美元，用於資助協和，並指出“協和發展新的學系或者進一步資助現有工作的任務，必須留給該校的其他盟友。洛克菲勒基金會只能到此為止了。” 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協和最後的資助，是在中美兩國間經過二戰建立起國家間和民間友好大背景下發生的，也自然被置於中美友好的語境下。但這次注資對於對協和的意義不同以往，更為一個時代結束埋下伏筆，冥冥之中預示了協和的未來。
胡適
以時任協和校董事會主席的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精英對洛克菲勒基金會表示感謝。洛克菲勒最後注資也引起中國社會有識之士的思考。協和精英辦學及極小的規模和優越的條件，難免是陽春白雪，脫離中國大眾。雖然中國社會大加讚揚協和的現代化，但在所有國立、私立學校中協和學生人數最少。從開業起，在北京的中文報紙上總會有一些批判協和文章。在國內民族主義的語境下，對於協和醫院臨床服務的批判最終都上升到對其美國機構身份上。
1949年，北平解放之後，中美間資金與人員的往來並沒有戛然停止。然而，從1949年9月開始，協和內部已經開始討論“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與人民的問題”。1949年建國後至1950年朝鮮戰爭前的國內政治環境對協和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壓力。1951年，協和正式收歸國有，1952年停止招生。協和的國有化是在國際區域戰爭爆發的背景下發生的。但協和的人員中國化過程是漸進的、沒有間斷過。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協和培養的中國醫學人才逐漸在各個部門取代外國人成為學術領導和管理者，聶毓禪成為協和護校第一任中國人校長，戰後李宗恩又成為第一個中國人校長。中國人的教員比例也越來越高，珍珠港事件前已經高達92%。到1950年前後，整個協和的外籍人員只有六個。
聶毓禪（左）、李宗恩（右）
雖然國際關係的變化促成了協和的國有化的實現，但協和的所有權轉移到中國人的手中是歷史使然。西醫在中國本土的生根及發展還是要通過培養更多的中國人來成為西醫的專業人才來實現。西方的資本和教員只能解決最初階段的一時之需。協和從資金到人員從外國機構走向國有化的過程也可以鏡像到西醫的身份變化，當中國人佔據了醫學制高點，中國人成為醫學的主要力量時，西醫真正脫去了西方的外衣，而成為中國醫學的一部分。
冷戰深入及朝鮮戰爭爆發使中國與西方的互動降到最低點。早在1951年協和就斷絕了與美國的任何關係。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有了幾次互動，直到70年代後期，中國重新向西方世界打開大門。1979年5月11日，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了索賠和解協議，經過協商，中國政府最終給CMB歸還3659952美元，用以償付1951年協和國有化時應給CMB的財產款項。(CMB根據1949年國際索賠解決法案的第五條向美國的外國索賠和解委員會提交申請，CMB最初的申請為9368288美元，但經過中美政府協商為中國降低了償付款)。在中國外匯缺乏的70年代末這足以表明中國對西方開放的決心。1987年，協和慶祝了其70週年校慶，在中美友好的語境下，協和將其起源追溯到1917年洛克菲勒在豫王府舉辦的奠基典禮，而沒有追溯到1906年的英美教會辦的協和醫學堂。雖然協和停辦，協和醫院也曾經在1960年代更名為“反帝醫院”，但協和的學者在醫院、醫科院、軍科院及其他研究、臨床機構堅守了醫學的高標準。
20世紀前半葉協和的歷史也展現了這個歷史階段生物醫學、公共衛生在全球迅速發展及在國際關係語境下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將西醫帶到中國並逐漸將西醫機構化，並促成了中國醫學的多樣性，也將自己處在東西方文明相遇、國與國關係動態變化的交界面上。與其他學科相比，西方醫學在跨越國界及種族的知識、思想、文化、人員、資金、制度的流動中表現得更加活躍，成為知識產生、文化跨國流動的最好的表現形式。雖然20世紀後半葉， 冷戰將位於不同陣營的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互動大幅減少，在醫學衛生領域更是停滯，但冷戰之前的在華跨國機構為冷戰後期中國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恢復知識、技術、人員及資金的跨國互動打下了基礎。
然而20世紀前半葉以協和為代表的西方在華跨國醫學項目，是西方世界領導與主導的，按照西方對東方的理解、期望與夢想，甚至是個人偏好，憑藉其掌握的資金與人力資源及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國的醫學發展規劃方向、制定優先發展的路線圖及日程計劃。當70年代末中國再次向西方世界打開大門時，在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和國際關係的語境下，在中國與西方醫學衛生交往中，中國開始自己主導並決定發展方向及日程，這與20世紀前半葉形成了天壤之別。
（本文摘自《醫學與國際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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