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國家最重要的是，它對社會的看法有自己的本體意識和認知。本體是價值觀，是最根本的東西；認知就是認識論層面的東西，即以什麼方法來認識這個世界。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做政治學研究，並不是沒有歷史視角，但歷史視角是邊緣的。一個國家研究政治，沒有歷史視角是不行的，特別是中國有這麼長的歷史、那麼多的經驗可以總結，如果總是跟著西方走，那肯定是不行的。
缺乏自變量的西方政治學
歷史視角是重要的，但什麼是歷史政治學呢？長遠來說，不管做什麼社會科學研究，都應該有歷史視角。我是這麼理解歷史政治學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歷史學的最大區別，是它骨子裡是一個應用學科。怎麼理解學科呢？有些學科是有自變量的，它有一套獨特視角。比如，歷史學是在時間表裡面找因果關係，社會學在結構裡找因果關係。比如說做黨史研究，很多做時間表，圍繞各種會議展開，因為那些都是有轉折意義的。但如果從社會學角度看，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論》等，這些都是社會學的。實際上，時間視角和結構視角是本原視角，是自變量。
但政治是什麼呢？人類政治是特別重要的，人的特殊性導致政治規律的特殊性。它雖然具有應用學科意義，但由於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它實際上具有很大的基礎性。從這個角度說，我們一般還是把政治學看成基礎學科。但是，政治學始終缺乏自己的自變量和視角，這就導致西方政治學根不牢，跟著時髦走。所以，西方政治學一會兒讓人類學帶，一會兒讓社會學帶，一會兒讓經濟學帶。為什麼西方經濟學、西方政治學尾巴老咬不定？西方最好的政治學應該是比較政治，但做比較政治也就是拿幾個案例，從中找幾個簡單的自變量，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是很可笑的。
歷史社會中的政治
所以，加入歷史視角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社會學最關心的就是一個問題，現代性的到來及其後果。這是人類共同的問題。我們知道，人類的自控能力越來越強，個體層面越來越聰明，征服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大，自我認知的語言能力越來越強。但是，微觀很聰明，宏觀沒智慧，這是一個大問題。很多人為什麼研究傳統，為什麼某些傳統那麼重要，實際上還是對現代化的某些問題找不到出路，這是核心問題。這個核心問題是什麼，關鍵就是政治問題。現代化到來了，無非工業資本主義和民主國家，它是一大串西方近代史的政治建構導致的，但背後原因很複雜。
西方做歷史社會學的，特別是老一代，都是歷史政治學家。西方第三波政治學，第三波歷史社會學有點變化了。應該說他們也是歷史政治學家，但也都是左派。他們都看到西方的問題，但不像丹尼爾·貝爾那樣在東方尋找希望。走到非常前沿的左派看不到希望，所以他們基本上靠結構，從邊緣視角、殖民地視角、女性視角，找邊緣群體的視角，這樣一來，組織材料的方式變多了，但這批學者反而去政治化了。為什麼？他們看不清手上的牌了。而政治就是行動者手中的牌、資源。這樣一來，這批人的核心議題雖然還是政治問題，但是牌少了。也就是說，西方左派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總體性垮臺後，變成一塊一塊小型認同感左派了。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政治學很重要。在前現代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中國領土很大，現代化基本上是以原來的帝國框架為基礎的。我們因為民族主義很強，難免覺得中國很吃虧。但其實明朝末期，國土面積也就五六百萬平方公里。而且這個過程中，相對別的國家，甚至包括印度在內，我們的種族清洗最少，殖民主義並沒有徹底打斷中國的主心骨。印度人說當你的脊樑骨被打斷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所以中國人很難理解薩義德，很難接受後現代的視角，原因就在於我們的脊樑骨沒被打斷。這意味著，中國完全有可能做出自己的一套東西來。事實上，宋朝以後新儒家開始，儒家深入社會，儒家擴張導致中國核心領地的國家建構比其他國家早了近千年，這是中國現代化後來走得順利的核心原因。這是偶然現象，但這個偶然現象背後有必然性。這是講政治在歷史社會中的重要性。
時間性與歷史視角
奧古斯丁提出歷史是有一個終極的，分了7個階段往前走。終極論和階段論實際上起源於《舊約》。18世紀末到19世紀以後，西方特別是黑格爾開拓創新出一個線性世界。到了中國，我們說孟子是歷史社會學家，“五百年必有王者現”，這是他對時間的看法。在14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就提出，整個歷史進程中就是兩大規律：認同感和族群。他認為，一個國家只要好了就出問題，三五代後認同感必然鬆散，總人口必然提高，整個社會基本上靠這兩個變量主導。所以，人類對時間的觀念不僅有線性的，還有循環時間、退化時間、多元時間。歷史社會學是對時間的把握，人類歷史的規律是什麼，就是時間規律。在這個時間規律中，終極實踐始終不佔主導地位。
我們強調歷史的視角，最終要解決的就是社會學過於機械的結構敘事和政治學過度偶然的個人和時間序列表的時間敘事，這兩個結合得太緊，就會產生一種完全違反歷史的多元性，形成一種具有內在前進動力機器一樣的世界觀。人類目前的生存危機，我把它叫作human condition，人類生存條件怎麼辦？西方人的核心思維中，文明衝突也好，自由主義也好，基本上都是猶太基督教的執著和羅馬希臘工具理性的結合。孫硯菲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概念來概括，叫零和擴張宗教。我們中國是沒有這個東西的，我們不是這麼考慮問題的。所以我們故事講好、分析好，完全能夠出現自己的本體論。我最近認為，中國有一個學術資源就是老子的世界觀。中國人從老子角度理解時間也許是個出路，因為中國哲學其實給我們提供的出路並不多。孔子雖然很厲害，但是在本體上和涂爾幹都是很功能主義的，不能提供本體性，本體性反而在道家。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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