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歲的漢武帝劉徹下了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詔”——輪臺詔。
在與匈奴進行了四十三年的戰爭之後，漢武帝終於痛苦地接受了這一事實，徹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漢帝國已無力再戰。
漢帝國此時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在此前兩年（前91），發生了震驚天下的“巫蠱之禍”，遭陷害而被迫發動政變的太子劉據兵敗自殺，皇后衛子夫也追隨兒子而去;第二年（前90），漢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將領——大將軍李廣利陣前投降匈奴，幾乎已宣告了劉徹武力解決匈奴問題的最後破產。
除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挫敗之外，劉徹此時也敗光了文景之治積攢了幾十年的豐厚家底，《漢書》中的說法是“海內虛耗”，“天下戶口減半”。
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輪臺詔之前的三個月，漢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禪儀式上，據說還曾作過比輪臺詔更為深刻的自我批評：“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所為已無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給了一連串負面的四字評價，“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如果不是“晚而改過”的輪臺詔，漢武帝豈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但無論如何，正是在司馬光的筆下，漢武帝才被加倍賦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而司馬光刻意強化漢武帝晚年改過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是為了和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唱對臺戲，隱隱有諷喻趙宋天子“改過”，早日與變法切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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