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 有邊界，病毒 無國界。
大自然中的病毒在某個時點跳轉到人類身上，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漢被發現，這是中國的不幸，此病毒形成全球“大流行”更是世界的不幸。
由於中國經歷了2003年刻骨銘心的“非典”，整個社會對此類疾病有著高度的敏感，正是這種敏感，武漢市衛健委於12月31日就正式向外界發佈了不明肺炎的通報，根本不存在第一時間向世界隱瞞之說。
囿於當時的技術條件，無法對新病毒進行測試，且低估了人與人之間傳播的可能性，遭到人們的廣泛詬病。武漢有關部門在病毒暴發初期的應對不當及進退失據，這是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必須深刻反思的地方。
但上述不足被西方國家一些人吹毛求疵並無限放大，且上升到中國國家層面的制度性隱瞞，則完全是別有用心。
中國政府在1月3日就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等國正式通報了有關情況，1月11日就與全世界共享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中國對新冠病毒的反應速度，完全得益於近年來國力的增強、生物科技的突飛猛進，否則整個世界還會在黑暗中摸索一段時間，更談不上各國依據這個基因序列製做病毒檢測試劑了。
1
面對元旦前夕武漢發佈的同一則信息，世界各國與地區對此的反應有著天壤之別。
以香港為例，由於在2003年用299條鮮活生命換來的沉痛教訓，此次對新冠病毒格外敏感。在武漢發佈不明肺炎通報的當天（12月31日），香港衛生檢疫中心就對來自武漢的七個航班進行登機檢疫。
從1月3日開始，港府每日公佈疑似病例，在機場增設紅外線熱像儀，重點檢查武漢抵港航班乘客體溫；高鐵西九龍站對所有由武漢來港列車加強檢查；1月4日將應變級別從“戒備”提升至“嚴重”。香港大街上隨處可見戴口罩的行人；一些醫院急診室也向候診者派發口罩；1月6日剛剛開學的大學生紛紛帶起了口罩；許多辦公大樓及住宅電梯每小時消毒一次。在新加坡也是在第一時間採取了相應的探查措施。
反觀大部分西方國家，基本上對新冠疫情采取旁觀者的姿態，甚至是幸災樂禍。
雖然許多國家在第一時間宣佈對中國斷航、封關、緩籤等措施，但整個社會內部並沒有緊張起來，相反對中國的“封城”冷嘲熱諷，認為是違反人權，建方艙醫院是搞“集中營”。體育比賽照搞，競選集會照做，宗教儀式一次不落，為病毒的擴散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武漢提前預警七十天、武漢封城50天之後，當新冠病毒攻入白宮、白廳的時候，西方國家的首腦們大驚失色，這時候的匆忙應付已錯過黃金時間。
於是西方國家一些人把矛頭指向中國，認為中國隱瞞疫情造成了他們的被動。
美國政府高層甚至不顧世衛組織的警告，試圖給新冠病毒戴上“中國病毒” “武漢病毒”的帽子，以此激起世界對中國及整個華人社會的種族仇恨，把自身應對不力的責任轉嫁到中國頭上。
當中國疫情稍稍緩解、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向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伸出援手的時候，一些政客和媒體又開始指責中國是在借抗疫輸出中國製度模式，爭奪地緣政治影響力，甚至還說什麼中國這麼賣力援助是在為新冠疫情的擴散“贖罪”。
2
中國何罪之有？
中國首先是新冠疫情的最大受害者。中國通過“封城”這一古老做法，迅速切斷傳播鏈，為世界爭取到寶貴的時間。在與病毒作鬥爭的過程中，無論是中西醫結合治療還是屍體解剖等，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在第一時間與全世界醫護專家進行分享。我們用實實在在的付出讓中國變成了相對安全的地方，向世界交出了一份可圈可點的中國答卷。
全力追溯新冠病毒的來源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也是科學家們責無旁貸的義務和責任，在此期間無根據地傳播陰謀論不是明智的做法。
病毒無時不在，無處不有，不存在“中國病毒”和“美國病毒”之說。正像2009年H1N1病毒在美國發現、沒有人稱之為美國豬流感一樣。當年中國也是受害者之一，許多家庭的養殖業遭到滅頂之災，無數人因感染入院治療，但沒有一箇中國人去起訴美國。
看看美國的個別參議員上週還在參議院提出提案，要求中國政府對美國疫情惡化承擔責任並做出量化賠償，並號召其他國家效仿，其險惡用心可見一斑。
香港特區政府最初的敏感收穫了抗疫的早期果實，眼下正為後來的鬆懈以及對西方世界封關猶猶豫豫付出代價，正所謂“起了大早，趕了晚集”。西方國家更是為他們對疫情的輕漫付出沉重的代價。
世衛組織有關官員早就說過，“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謝”，畢竟中國以巨大的犧牲為世界贏得了兩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武漢封城一個半月後，特朗普一直告訴美國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美國被傳染的風險很低”，讓整個社會處於麻痺狀態。據美國主流媒體報道，美國政府一直忽視情報部門的預警；國會情報委員會主席還是提前拋掉了所持有的股票。
借用基辛格多年前講過的一句話“你是多次警告過我，但沒有說服我”。
是啊，美國領導人自信心爆棚，又有多少人能說服得了他呢？
3
新冠病毒把世界所有國家都放在了同一天平上，這個流氓病毒比人類更清楚哪裡是薄弱環節。在病毒面前，來不及半點的自吹自擂。病毒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有著巨大的毀滅性。
各國在應對共同敵人的過程中，首先應當防止彼此為敵。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那就意味著人類在與新冠病毒作鬥爭的一開始，就輸掉了這場戰爭。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抗疫的最後勝利不取決於中、美等大國、強國，而取決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疫情能否被控制住。地球成了大木桶，只有最短的木板才是防疫勝利的度量衡。而藥物和疫苗的突破則是戰勝新冠病毒的最後武器。
意識形態的偏見讓中國的參考答案在西方打了折扣，讓疫情的國際合作受到了不必要的干擾。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博弈一再貽誤戰機，什麼政策都需要尋找平衡點，否則就難以推進。這就是為什麼在疫情面前我們經常看到的情形，總是政策追著形勢跑，難以出臺超前的舉措。
病毒的攻擊不分高低、貴賤，刻意進行所謂“民主抗疫”與“威權抗疫”的劃分，只能讓新冠病毒笑醒。病毒不可能因為某個制度被塗上民主的油彩就網開一面。
醫學口罩本是西方人發明，既防人也防自己對他人造成傷害。不幸的是，小小的口罩這些年也被異化成了政治品。君不見2008年西方運動員在北京機場戴上口罩的一幕。口罩成了封堵自由的象徵以及病人的標識，成了西方價值觀的一種表達，該戴的時候不戴，不該戴的時候瞎戴，直到今天，西方國家的防疫守則還是堅持“口罩無用論”。
當新冠病毒襲來時，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中國進行的是閉卷考試。許多國家都在做開卷考試，依然做得不好，這一切足以說明，沒有哪個制度更擅長應對突發事件，西方國家不比中國聰明到哪裡去。
這次危機不同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那次是次級債務違約造成的流動性枯竭的問題，用大水漫灌可以解決錢的問題；而這一次是要命的問題，強力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可以減少次生災害的殺傷力，但疫情不解除，砸再多的錢，人們也不敢出來消費。
特朗普提出復活節要讓經濟活起來的想法遭到衛生專家的抵制，這兩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立場；英國也預言沒有半年的時長很難從災難中走出。由此可見，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正向真理的拋物線無限靠近。
在長痛與短痛面前，全世界不妨做個權衡，按下暫停鍵。病毒不會說謊，但人類時不時用謊言掩蓋真相。謊言終究是謊言，經不起病毒的檢驗。
讓謊言與偏見早一點離開新冠戰場，這裡只屬於科學和真相。
閱讀更多 媒體創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