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联盟的巨大威力
晋阳之战以来，赵、韩、魏三家战略明晰、配合密切，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以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原的战场上，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他们打马向东，雄霸东方的强齐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战而丧师三万，折损战车两千；再战则平阴失陷，巍峨的长城也成了三晋纵马的乐园。他们驱车向西，赳赳老秦也只得仓皇西窜；秦晋交锋的前线被推进到洛水之滨，情势比春秋时期更加局促。他们剑指荆南，不可一世楚国精锐一夜间折戟沉沙；楚国北上所倚仗的主要将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全部战死，不仅军中精锐尽丧，国家也陷入了持续了混乱之中。他们纵横中原，曾经辉煌一时的郑国从此灰飞烟灭，硕果仅存的宋、鲁、卫等国便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份儿。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三晋就是整个中原的主宰，他们俨然是从晋国脱胎出来的混世魔王，兵锋所指尽望风披靡，车马过处皆人人战栗。即便是在取得诸侯地位后，他们仍然维持了几年和平友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昂扬向上积极扩张的势头，让齐、楚、秦这样的强国也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
诸侯的反制
然而物极必反似乎是这个世界运行的不二法则，当三晋的威势达到顶峰之后，由盛而衰也就成了必然。首先试图打破这个局面的，是以遏制三晋扩张为目的而形成的一个全新的国际反晋同盟。
与百年前齐景公草创的东方反晋联盟不同，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初的反晋同盟，是一个由楚、齐、秦三大强国构成的松散联盟。当楚国与三晋在榆关鏖战的同时，秦国便趁势攻打韩国宜阳等六邑，进逼武城，齐国则攻取襄陵，共同策应楚国的行动，便是这个联盟协作的具体表现形式。
然而遗憾的是，在整个的战国历史上，国际联盟在应对单一强权的过程中总是力不从心，这种现象在六国对抗强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同样地，与三晋同出一门而自然形成的同盟关系相比，反晋联盟的联结程度显然不够紧密，在应对三晋扩张上所起到的作用也着实有限，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晋国独霸中原的政治格局？又是什么原因让脱胎于晋国的三晋如此强悍？面对这几尊见神杀神、横行霸道的混世魔王，周边诸侯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齐、楚、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三晋为师，开始任用法家人物进行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酝酿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将列国彻底从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中拉了出来，最终创造了一个剧烈激荡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新时代。然而就在这个新时代来临的前夜，三晋内部却突然出现了分化。
三晋内部矛盾的萌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手足扬镳，也非一夜之功。
以利益联结而形成政治联盟，终将难以逃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诅咒，这是晋国内部政治逻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被历史一再验证的普遍真理。尽管到战国初期，三晋已经独立建国，然而由母体所生发出来的政治惯性却一直在发挥作用。这就注定了过去的故事总会频繁上演，三晋也终将会从亲密无间的盟友，变成的互不相容的仇敌——而导致他们分崩离析的种子，恐怕早在这个联盟建立之初就已经埋下了。
作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赵、韩、魏三家虽在晋阳之战中结成了同盟，但无论哪一方都会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哪怕是如赵、韩这样有着几百年友善传统的家族，也不会将对方的生死置于自己的利益至上，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晋阳围城的滚滚波涛之中，作为曾经的赵氏盟友，韩氏不仅参与了智氏对晋阳的围攻，还与魏氏一起眼睁睁地看着赵氏的军队在洪水中挣扎却见死不救。直到对方几乎要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他们才勉为其难地出兵帮助赵氏。
也正因为如此，当三家合灭赵氏共享战胜的成果时，三家也是各怀鬼胎，绝对不会在切身利益面前有半点含糊，这也就注定了三晋的联盟从根本上是不牢靠的。事实上，就是在他们精诚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的五十年中，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便已经受到了不少的挑战。
《战国策·赵策》中就讲过这么一个例子，说是在晋阳之战结束多年后，韩、魏两家因为赵氏多分了十个邑的土地心怀不满，于是就准备联合齐、楚等国攻取赵地。赵无恤听到后很是忧心，于是就把早已罢官归耕的张孟谈找回来，让他消除这场危机。据说张孟谈回国后，将他的妻、子分派各国进行游说，终于瓦解了四国同盟，保证了赵氏的安定。
另据《魏策》记载，说是魏文侯时期，韩、赵两家又闹别扭，他们分别派人去联络魏国找对方的麻烦，魏文侯都以与对方为兄弟之邦为由，拒绝了出兵的请求。两国本来都对魏文侯很是气恼，但听说了魏文侯的初心后便又心悦诚服，于是携手朝见魏文侯，尊魏文侯为三晋之长。
魏国的战略转向
在外部局势不明晰的时候，三晋之间的这些矛盾顶多算小打小闹，到底还是没有引发直接冲突。然而当他们击败了周边的强国，尤其是被周天子册命为诸侯后，彼此的利益冲突便开始凸显，这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来自于各家实力发展的不均衡。
战国初期，魏文侯依靠李悝的变法改革迅速强盛起来，逐渐取代了过去晋国在诸侯中的位置，成为当之无愧的头号强国。在强大实力的加持下，魏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在西河的扩张，将秦国进一步锁死在洛水以西。而与魏国狂飙突进的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同样继承了晋国传统的赵、韩两国却一直裹足不前，对齐、对郑的战争长期无法取得进展，这就让魏国人产生了一种被人拖后腿的感觉。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按照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魏国所针对的秦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土地开发程度不高，劳动人口密度严重不足，属于是绝对的落后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向秦国腹地深入实际上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买卖，无法为魏国的西拓提供长久的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当魏国的疆域拓展到洛水一带后，他们便开始修筑长城、停止西征，并有意将自己的武力向赵、韩两国的势力范围内延伸，这一冲突最早是围绕赵、魏两国在中山事务上的矛盾展开的。
中山归属之争
史料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非常模糊，我们很难理清其详细脉络。据《中山策》的说法，中山国似乎早在战国初年时便已经成了晋国的领土，且一度被赵国托管。到魏文侯时期，魏国打算将中山并入自己的管辖，这就让赵襄子感到很是不安。这时，有一位名叫常庄的人站出来提议：“中山一旦并入魏国，那么赵国必将危殆。您何不向魏国提出求娶公子倾为夫人，并将其分封到中山去，让中山复立呢？”
中山国位于燕赵之间，也就是如今河北省中北部一带，与魏国并不接壤。魏国越赵而并中山，自然会对赵国形成夹击之势，以当时魏强而赵弱的形势判，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对赵国不利。不过以魏国公子（公主）为赵国夫人，以其掌管中山的办法看似讨巧，但却并非长久之计，到后来中山还是被魏国人收入囊中。
事情的起因始自公元前414年，据说有一支出自王室旁系的中山武公，趁赵、魏互不相让的机会占取中山，又给了魏文侯以伐灭中山的借口。攻取中山必假道于赵，赵国人围绕该不该借道给魏国争执不休，后来又有一位名叫赵利的大夫占了上风。赵利的判断与当年的常庄不同，在他看来，魏与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即便是攻取了，也不能长期占有，最后占便宜的一定是赵国，因此建议赵国纯粹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
同样的强弱形势，同样的地理位置，同样的一场争论，最后竟然得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判断，而人们对此皆深信不疑，我们果真得夸赞古人摇唇鼓舌能力的不同凡响了。但不管怎么说，赵国人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道的要求，魏国也如愿以偿地占据了中山，而这也就成了引爆赵、魏两国矛盾的一根暗线。
三晋战略重心的南移东进
在攻取中山的同时，到公元前五世纪末期，魏国的战略重心也开始大规模地向东转移，着力经营东部的飞地。这块飞地所处的区域恰好属于殷商故地，土地开发程度高、劳动人口稠密，是中原诸侯皆垂涎已久的天下粮仓。与此同时，殷商故地在不少文学作品中还被冠以中原“十字路口”亦或是“巴尔干半岛”的称谓，是春秋列国获取中原霸权的必争之地。
晋阳之战后，赵、韩两国以其地利之便，纷纷将战略重心向东、向南转移，与周边诸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比如在赵献侯在位期间，赵国便将都城迁到了中牟，后又改迁邯郸；韩景侯时期，韩国也将都城迁至阳翟，灭郑后迁都新郑；两国涤荡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
然而，由于赵、韩两家国力疲弱，在与齐楚等国竞争的过程中不仅进展缓慢，有时还常被对方反推，让国力强盛的魏国人操碎了心。三晋伐齐的廪丘之战和齐长城之战，全歼楚国精锐的榆关之战，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都离不开魏国人的鼎力支持。
魏国在三晋之中承担了领导角色，然其所得却与付出不成正比，时间久了，总难免会产生一种为人作嫁的感觉，从而不再满足于早先的分工，继而开始在殷商故地开启大规模的拓殖活动。如此一来，三晋齐聚巴尔干半岛，开始同步争夺天下粮仓，原本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联盟关系，就变成了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敌对关系，三晋最终的分道扬镳也就无法避免了。
飞地、战略纵深与土地置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晋阳之战为三晋关系留下的炸药桶。与齐、楚、秦这些依靠自然扩张而形成的国家不同，三晋的财富积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晋国公室的封赐，二是其他中小贵族的依附。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逐渐产生了抗衡甚至取代公室的能力，也有了与其他诸侯分庭抗礼的资本，然其土地分散的属性却很难转变。正因为三晋的国土疆域都是在过去封地的基础上，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的飞地拼凑而成，很难形成一个整体，因此难免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犬牙交错的领土形态也就成了引发争端甚至对立最大的隐患。
此外，领土的分散还为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如果是春秋时期都鄙制下的国家，大家都没有领土意识，只要占据了一个个的都邑，就算领土被分割成若干块，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战国时代恰恰是一个领土意识形成的时期，领土国家的战略纵深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发展意义重大，这就使得三晋天然有一种想要把土地合成一个整体的冲动。
而若要达成这个目的，要么是和平交换，要么是武力掠夺，没有第三条路径可选。在最初五十年的蜜月期中，三晋的确围绕土地的和平交换开展了不少工作，从而将各自的领土最大程度地连缀在一起。
分道扬镳
然而，任何违背人性的善举都是不可持续的，在损失厌恶心理的驱使下，每个人都倾向于高估自己已有财富的价值，而对他人用来交换的土地给出不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土地这种特殊的资产，人们通常很难以单纯的数字来估量其价值——就比如韩国的成皋，若从经济角度考量或许一文不值，但若从战略价值的角度出发，得到了成皋，就等于拥有了整个郑国，因此在衡量成皋对于一个国家的真实价值，往往要包含由此可能会衍生的附加价值——从而使得自愿平等的交易很难达成。
在此情形之下，普遍的焦虑情绪便取代了睦领友好的美好愿望，成为主宰三晋关系的内在逻辑。当这种焦虑值突破了临界点，撕毁和平协议走上武力相向的道路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在这场绵延日久的角逐之中，一场激烈的战争结束后，总会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失败者割让土地，或者强行进行土地置换，就成了三晋之间经久不衰的主题；而围绕三晋土地置换衍生出来的各类冲突，也构成了战国中期国际社会的主旋律。
三晋之间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要比其他诸侯之间的矛盾要复杂的多。从这个角度上看，晋阳之战实际上是一场没有完成的战争，其遗留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战国时期，直到三晋灭亡都没能彻底梳理清楚。三晋就这样在互相的消耗中折损了元气，而一直被晋国欺压，后来被魏国放弃的秦国，却在西部边陲悄悄地捡起了被丢弃的珍宝，开始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直到最后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閱讀更多 逸川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