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聯盟的巨大威力
晉陽之戰以來，趙、韓、魏三家戰略明晰、配合密切，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裡都是以一個整體出現在中原的戰場上，爆發出了驚人的能量。
他們打馬向東，雄霸東方的強齊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戰而喪師三萬，折損戰車兩千；再戰則平陰失陷，巍峨的長城也成了三晉縱馬的樂園。他們驅車向西，赳赳老秦也只得倉皇西竄；秦晉交鋒的前線被推進到洛水之濱，情勢比春秋時期更加侷促。他們劍指荊南，不可一世楚國精銳一夜間折戟沉沙；楚國北上所倚仗的主要將領魯陽公、平夜悼武君、陽城桓定君、三執珪之君全部戰死，不僅軍中精銳盡喪，國家也陷入了持續了混亂之中。他們縱橫中原，曾經輝煌一時的鄭國從此灰飛煙滅，碩果僅存的宋、魯、衛等國便只剩下了苟延殘喘的份兒。
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三晉就是整個中原的主宰，他們儼然是從晉國脫胎出來的混世魔王，兵鋒所指盡望風披靡，車馬過處皆人人戰慄。即便是在取得諸侯地位後，他們仍然維持了幾年和平友好的關係，繼續保持著昂揚向上積極擴張的勢頭，讓齊、楚、秦這樣的強國也感受到了深深的絕望。
諸侯的反制
然而物極必反似乎是這個世界運行的不二法則，當三晉的威勢達到頂峰之後，由盛而衰也就成了必然。首先試圖打破這個局面的，是以遏制三晉擴張為目的而形成的一個全新的國際反晉同盟。
與百年前齊景公草創的東方反晉聯盟不同，形成於公元前四世紀初的反晉同盟，是一個由楚、齊、秦三大強國構成的鬆散聯盟。當楚國與三晉在榆關鏖戰的同時，秦國便趁勢攻打韓國宜陽等六邑，進逼武城，齊國則攻取襄陵，共同策應楚國的行動，便是這個聯盟協作的具體表現形式。
然而遺憾的是，在整個的戰國曆史上，國際聯盟在應對單一強權的過程中總是力不從心，這種現象在六國對抗強秦的過程中屢見不鮮。同樣地，與三晉同出一門而自然形成的同盟關係相比，反晉聯盟的聯結程度顯然不夠緊密，在應對三晉擴張上所起到的作用也著實有限，這就使得他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過去的幾百年間，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晉國獨霸中原的政治格局？又是什麼原因讓脫胎於晉國的三晉如此強悍？面對這幾尊見神殺神、橫行霸道的混世魔王，周邊諸侯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為了解決這些難題，齊、楚、秦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三晉為師，開始任用法家人物進行改革。楚國的吳起改革，秦國的商鞅變法，都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醞釀出來的。這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將列國徹底從春秋時期的政治格局中拉了出來，最終創造了一個劇烈激盪又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新時代。然而就在這個新時代來臨的前夜，三晉內部卻突然出現了分化。
三晉內部矛盾的萌芽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手足揚鑣，也非一夜之功。
以利益聯結而形成政治聯盟，終將難以逃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詛咒，這是晉國內部政治邏輯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被歷史一再驗證的普遍真理。儘管到戰國初期，三晉已經獨立建國，然而由母體所生髮出來的政治慣性卻一直在發揮作用。這就註定了過去的故事總會頻繁上演，三晉也終將會從親密無間的盟友，變成的互不相容的仇敵——而導致他們分崩離析的種子，恐怕早在這個聯盟建立之初就已經埋下了。
作為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趙、韓、魏三家雖在晉陽之戰中結成了同盟，但無論哪一方都會首先考慮自身的利益，哪怕是如趙、韓這樣有著幾百年友善傳統的家族，也不會將對方的生死置於自己的利益至上，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晉陽圍城的滾滾波濤之中，作為曾經的趙氏盟友，韓氏不僅參與了智氏對晉陽的圍攻，還與魏氏一起眼睜睜地看著趙氏的軍隊在洪水中掙扎卻見死不救。直到對方几乎要耗盡了最後一絲力氣，他們才勉為其難地出兵幫助趙氏。
也正因為如此，當三家合滅趙氏共享戰勝的成果時，三家也是各懷鬼胎，絕對不會在切身利益面前有半點含糊，這也就註定了三晉的聯盟從根本上是不牢靠的。事實上，就是在他們精誠合作，關係最為緊密的五十年中，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便已經受到了不少的挑戰。
《戰國策·趙策》中就講過這麼一個例子，說是在晉陽之戰結束多年後，韓、魏兩家因為趙氏多分了十個邑的土地心懷不滿，於是就準備聯合齊、楚等國攻取趙地。趙無恤聽到後很是憂心，於是就把早已罷官歸耕的張孟談找回來，讓他消除這場危機。據說張孟談回國後，將他的妻、子分派各國進行遊說，終於瓦解了四國同盟，保證了趙氏的安定。
另據《魏策》記載，說是魏文侯時期，韓、趙兩家又鬧彆扭，他們分別派人去聯絡魏國找對方的麻煩，魏文侯都以與對方為兄弟之邦為由，拒絕了出兵的請求。兩國本來都對魏文侯很是氣惱，但聽說了魏文侯的初心後便又心悅誠服，於是攜手朝見魏文侯，尊魏文侯為三晉之長。
魏國的戰略轉向
在外部局勢不明晰的時候，三晉之間的這些矛盾頂多算小打小鬧，到底還是沒有引發直接衝突。然而當他們擊敗了周邊的強國，尤其是被周天子冊命為諸侯後，彼此的利益衝突便開始凸顯，這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因素，來自於各家實力發展的不均衡。
戰國初期，魏文侯依靠李悝的變法改革迅速強盛起來，逐漸取代了過去晉國在諸侯中的位置，成為當之無愧的頭號強國。在強大實力的加持下，魏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在西河的擴張，將秦國進一步鎖死在洛水以西。而與魏國狂飆突進的發展形成對照的是，同樣繼承了晉國傳統的趙、韓兩國卻一直裹足不前，對齊、對鄭的戰爭長期無法取得進展，這就讓魏國人產生了一種被人拖後腿的感覺。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按照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來看，魏國所針對的秦國生產力水平落後，土地開發程度不高，勞動人口密度嚴重不足，屬於是絕對的落後地區。從某種意義上說，長期向秦國腹地深入實際上是一個高投入、低產出的賠本買賣，無法為魏國的西拓提供長久的動力。
也正因為如此，當魏國的疆域拓展到洛水一帶後，他們便開始修築長城、停止西征，並有意將自己的武力向趙、韓兩國的勢力範圍內延伸，這一衝突最早是圍繞趙、魏兩國在中山事務上的矛盾展開的。
中山歸屬之爭
史料中關於中山國的記載非常模糊，我們很難理清其詳細脈絡。據《中山策》的說法，中山國似乎早在戰國初年時便已經成了晉國的領土，且一度被趙國託管。到魏文侯時期，魏國打算將中山併入自己的管轄，這就讓趙襄子感到很是不安。這時，有一位名叫常莊的人站出來提議：“中山一旦併入魏國，那麼趙國必將危殆。您何不向魏國提出求娶公子傾為夫人，並將其分封到中山去，讓中山復立呢？”
中山國位於燕趙之間，也就是如今河北省中北部一帶，與魏國並不接壤。魏國越趙而並中山，自然會對趙國形成夾擊之勢，以當時魏強而趙弱的形勢判，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對趙國不利。不過以魏國公子（公主）為趙國夫人，以其掌管中山的辦法看似討巧，但卻並非長久之計，到後來中山還是被魏國人收入囊中。
事情的起因始自公元前414年，據說有一支出自王室旁系的中山武公，趁趙、魏互不相讓的機會佔取中山，又給了魏文侯以伐滅中山的藉口。攻取中山必假道於趙，趙國人圍繞該不該借道給魏國爭執不休，後來又有一位名叫趙利的大夫佔了上風。趙利的判斷與當年的常莊不同，在他看來，魏與中山之間隔著趙國，即便是攻取了，也不能長期佔有，最後佔便宜的一定是趙國，因此建議趙國純粹以看熱鬧的心態來看待這件事。
同樣的強弱形勢，同樣的地理位置，同樣的一場爭論，最後竟然得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判斷，而人們對此皆深信不疑，我們果真得誇讚古人搖唇鼓舌能力的不同凡響了。但不管怎麼說，趙國人最後還是答應了借道的要求，魏國也如願以償地佔據了中山，而這也就成了引爆趙、魏兩國矛盾的一根暗線。
三晉戰略重心的南移東進
在攻取中山的同時，到公元前五世紀末期，魏國的戰略重心也開始大規模地向東轉移，著力經營東部的飛地。這塊飛地所處的區域恰好屬於殷商故地，土地開發程度高、勞動人口稠密，是中原諸侯皆垂涎已久的天下糧倉。與此同時，殷商故地在不少文學作品中還被冠以中原“十字路口”亦或是“巴爾幹半島”的稱謂，是春秋列國獲取中原霸權的必爭之地。
晉陽之戰後，趙、韓兩國以其地利之便，紛紛將戰略重心向東、向南轉移，與周邊諸侯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比如在趙獻侯在位期間，趙國便將都城遷到了中牟，後又改遷邯鄲；韓景侯時期，韓國也將都城遷至陽翟，滅鄭後遷都新鄭；兩國滌盪中原的野心昭然若揭。
然而，由於趙、韓兩家國力疲弱，在與齊楚等國競爭的過程中不僅進展緩慢，有時還常被對方反推，讓國力強盛的魏國人操碎了心。三晉伐齊的廩丘之戰和齊長城之戰，全殲楚國精銳的榆關之戰，這些輝煌戰績的取得，都離不開魏國人的鼎力支持。
魏國在三晉之中承擔了領導角色，然其所得卻與付出不成正比，時間久了，總難免會產生一種為人作嫁的感覺，從而不再滿足於早先的分工，繼而開始在殷商故地開啟大規模的拓殖活動。如此一來，三晉齊聚巴爾幹半島，開始同步爭奪天下糧倉，原本分工明確、互相協作的聯盟關係，就變成了有直接利益衝突的敵對關係，三晉最終的分道揚鑣也就無法避免了。
飛地、戰略縱深與土地置換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那就是晉陽之戰為三晉關係留下的炸藥桶。與齊、楚、秦這些依靠自然擴張而形成的國家不同，三晉的財富積累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晉國公室的封賜，二是其他中小貴族的依附。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他們逐漸產生了抗衡甚至取代公室的能力，也有了與其他諸侯分庭抗禮的資本，然其土地分散的屬性卻很難轉變。正因為三晉的國土疆域都是在過去封地的基礎上，由若干個互不相連的飛地拼湊而成，很難形成一個整體，因此難免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犬牙交錯的領土形態也就成了引發爭端甚至對立最大的隱患。
此外，領土的分散還為國家安全帶來了挑戰。如果是春秋時期都鄙制下的國家，大家都沒有領土意識，只要佔據了一個個的都邑，就算領土被分割成若干塊，也並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但戰國時代恰恰是一個領土意識形成的時期，領土國家的戰略縱深對於一個國家的安全發展意義重大，這就使得三晉天然有一種想要把土地合成一個整體的衝動。
而若要達成這個目的，要麼是和平交換，要麼是武力掠奪，沒有第三條路徑可選。在最初五十年的蜜月期中，三晉的確圍繞土地的和平交換開展了不少工作，從而將各自的領土最大程度地連綴在一起。
分道揚鑣
然而，任何違揹人性的善舉都是不可持續的，在損失厭惡心理的驅使下，每個人都傾向於高估自己已有財富的價值，而對他人用來交換的土地給出不客觀的評價。特別是對於土地這種特殊的資產，人們通常很難以單純的數字來估量其價值——就比如韓國的成皋，若從經濟角度考量或許一文不值，但若從戰略價值的角度出發，得到了成皋，就等於擁有了整個鄭國，因此在衡量成皋對於一個國家的真實價值，往往要包含由此可能會衍生的附加價值——從而使得自願平等的交易很難達成。
在此情形之下，普遍的焦慮情緒便取代了睦領友好的美好願望，成為主宰三晉關係的內在邏輯。當這種焦慮值突破了臨界點，撕毀和平協議走上武力相向的道路便只是時間問題了。在這場綿延日久的角逐之中，一場激烈的戰爭結束後，總會有人以勝利者的姿態逼迫失敗者割讓土地，或者強行進行土地置換，就成了三晉之間經久不衰的主題；而圍繞三晉土地置換衍生出來的各類衝突，也構成了戰國中期國際社會的主旋律。
三晉之間這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糾葛，要比其他諸侯之間的矛盾要複雜的多。從這個角度上看，晉陽之戰實際上是一場沒有完成的戰爭，其遺留的問題幾乎貫穿了整個戰國時期，直到三晉滅亡都沒能徹底梳理清楚。三晉就這樣在互相的消耗中折損了元氣，而一直被晉國欺壓，後來被魏國放棄的秦國，卻在西部邊陲悄悄地撿起了被丟棄的珍寶，開始了富國強兵的道路，直到最後吞併六國一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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