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情况下，强奸案均发生在较为隐蔽的环境，往往形成的是嫌疑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的"一对一"。一旦嫌疑人的供述为零口供，被害人的陈述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在某些案件中，即使嫌疑人不认罪，公诉方依据被害人的陈述辅之以物证照片、现场勘验笔录、DNA同一性比对，在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时，同样能指控犯罪嫌疑人构成强奸罪。
可是，如果被害人在报案后反悔，表达"一时糊涂"或"报案时醉酒不清醒"等理由时，显然，之前形成的证据链条会瞬间断裂，公诉方如何对待被害人的陈述，将直接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
一、被害人"反悔"陈述的表现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报案被性侵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报案后改变陈述为："自愿发生性关系"；二是，报案后，先改变陈述为自愿，后又变为强奸。
案例一：甲男与乙女系前男女朋友关系，二人分手后，甲对乙念念不忘。一日，甲约乙共进晚餐，伺机将乙灌醉，后发生性关系。乙醒后报案称被强奸，其后，乙因念旧情，后悔不已，表示系自愿与甲发生的性关系。
案例二：丙应丁的要求，寻找合适的女孩供其玩弄。一日，丙约好前女友戊，参加丁组织的酒会，期间，丙、丁轮番向戊灌酒，戊酒醉不省人事。丙遂将戊带至某酒店开房并发生性关系，其后，丙离开酒店将房卡交由丁，丁进入房间与戊发生性关系。次日，戊酒醒后报案称被强奸，不久后，改为"报案时醉酒不清醒"，与丁实际是在谈恋爱，发生性关系是出于自愿，与丙则是不情愿。审查起诉阶段，戊的陈述又更改为被二人强奸。
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被害人对是否自愿的陈述，出现了"反悔"，甚至"再反悔"。共同点是，被害人均是在醉酒后，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不知反抗，如果确属违背被害人的意愿，在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完全符合刑法第236条强奸罪规定的"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情形，应认定为强奸罪。但是，如果被害人彻底否认醉酒，将陈述变为清醒状态下的自愿，或是承认醉酒，但事后追认自愿发生性关系。那么，公诉方就应当如何应对，防止错案的发生呢？
二、"反悔"的程度与公诉方的应对策略
被害人报案后，可能承认醉酒，但表示自愿发生性关系，我们将其称为部分反悔；可能否认醉酒，我们将其称为彻底反悔。
（一）对部分反悔的审视
被害人在醉酒状态下，与嫌疑人发生了性关系，酒醒报案后，反悔称是自愿行为。那么，被害人从报案到改称自愿，需要对心理状态的转变，向办案机关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如果案发时是"彼时"，那么报案就是"此时"。被害人在彼时是一种醉酒状态，无法自主地进行意识表达，只能通过此时的表达——报案，对是否自愿进行追认。作为成年人（本文不考虑未成年女性的情形），既然选择报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被害人在面临紧急状态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的求救，是对自愿发生性关系持有的否定态度。那么，对于被害人的反悔，即否定之否定，公诉方当如何审视呢？
笔者认为，被害人对于性的自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从强奸罪保护的法益来看，只有违背妇女意志的性行为才应受到刑法处罚，而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其一，主观方面。虽然，被害人选择了报案，但其对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并不清楚，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时报案仅是对性侵结果的否定，在知道嫌疑人身份，或是冷静下来之后，被害人的"反悔"就是一种性自主权的表达，理应得到认可。其二，客观方面。一是，双方的关系。被害人与嫌疑人之前是否认识，认识多长时间，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等等，都是判断被害人是否自愿的因素。比如，双方之前是情侣，后来分手，但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被害人的"反悔"就比较真实。比如，双方是陌生人，仅前一天在一起喝酒，被害人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二是，被害人"反悔"的可信度。如果依照常理判断，基于双方的关系，被害人很难做到自愿，那就需要审查是否存在干扰作证、妨害作证的情形。譬如，收集嫌疑人的家属或者律师有无接触被害人，被害人账户有无进账，被害人家属对被害人精神状态的证言等证据，以判断是否存在金钱交易，是否存在威胁、引诱。三是，其他证据的审查。包括，案发的时间、地点以及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如果上述两个方面的审查，得出被害人"反悔"存疑的结论，那就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例如，案发在深夜的某个宾馆，被害人是性服务工作者，那么，"反悔"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
（二）对彻底反悔的审视
虽然在强奸案中，被害人是受害方，理应得到一定的人文关怀。但是，这并不表明办案机关就会倾向于被害人的陈述。尤其是，被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悔"，使得案件的办理扑朔迷离，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因此，查清案件的基本事实，是辨别被害人"反悔"真实性的前提。
其一，被害人是否醉酒。醉酒主要包括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两类情况。由于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的范畴，本文不予论述，此处醉酒特指生理性醉酒。所谓醉酒，是通常最多见的一种急性酒精中毒，多发生于一次性大量饮酒后。指因饮酒过量而致精神过度兴奋甚至神智不清的情况。醉酒的发生及其表现，与血液中酒精浓度及个体对酒精的耐受力关系密切。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变化大致可分为兴奋期、共济运动（即身体控制）失调期和昏睡期三个时期。具体而言，被害人是否醉酒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被害人是否大量饮酒。饮酒是一个较为客观的事实，量的把握，可以从消费场所的账单、同饮者的证言得出。二是，被害人的酒量如何。如果被害人一贯酒量很好，但仅限于啤酒等低浓度的酒，而当时喝的是烈性酒的话，那醉酒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被害人平时酒量就很差，那无论喝什么酒，大概率都会醉酒。三是，被害人酒后的状态。监控录像、出租车司机或者酒店前台的证言，可以反映出被害人的真实状况，由于酒精作用的持续性，如果被害人出现呕吐、走路不稳等情况时，可以想象得到，她下一步将进入昏睡期。
其二，被害人报案的方式和时间。在彻底反悔时，被害人否认醉酒，即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被强奸。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被害人会在获得行动自由后，第一时间选择求助或报警。首先，在方式上，比如，被害人等嫌疑人离开后，立即给自己的闺蜜打电话，告知被强奸的事实，然后报警。再比如，嫌疑人谎称是警察，被害人害怕报复，但当天在网络搜索了"被警察强奸了怎么办"等问题，表明其内心受到胁迫，不情愿发生性关系。其次，在时间上，笔者认为，报案时间离案发时间越近，越能反映被害人的不情愿，例如，48小时以内。很难想象，被害人在被强奸后，没有发出任何求助，经过了二天二夜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去报警。当然，这里的48小时也不能绝对，还要结合具体的案情来进行分析。
其三，被害人有无反抗。既然被害人在清醒状态下被强奸，势必会极力反抗，如果嫌疑人实施暴力，被害人或嫌疑人身上必然留下伤痕。当然，有一种情形是嫌疑人辩称，或是被害人"反悔"称，双方在玩SM（性虐待），此时，就要结合受伤的部位和伤口的形状，判断致伤的原因。如果被害人"反悔"称，受嫌疑人的胁迫，不敢反抗，但事后既没有求助，也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那就很难认定为强奸。
由于在彻底反悔的情形下，被害人本身是清醒的，但报案称处于醉酒状态，后被强奸。故，在上述基本事实查清后，办案机关大致可以得出两种结论：一是，未醉酒状态下被害人被强迫发生性关系；二是，未醉酒状态下被害人自愿发生性关系。此时，被害人的再次"反悔"与办案机关得出的第一种结论相符，为防止陈述再次发生改变，办案机关需要对被害人的陈述以录像的形式进行固定。虽然被害人一再反悔，其陈述的可信度较低，但如果固定后的陈述与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仍然可以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
假如办案机关得出的是第二种结论，那说明被害人至少做了两次虚假陈述：一是，报案时谎称醉酒；二是，将清醒时的自愿谎称是强奸。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的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对该行为需要进行刑法的规制。
三、对被害人随意"反悔"行为的刑法规制
如上所述，在部分反悔中，被害人处于醉酒状态下，对被迫或自愿发生性关系所作出的陈述都是事后的追认，很难体现出性的自主权，即便在报案后有反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符合一般人在意识模糊状态下产生的感知偏差，不应过分苛责。
但是，在彻底反悔的情形下，被害人的虚假陈述严重背离事实，本质上是妨害司法的行为，笔者认为，该行为应受到刑法的处罚。
（一）"彻底反悔"符合伪证罪的入罪标准
根据刑法第3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构成伪证罪。结合本文所论述的彻底反悔行为，笔者认为，强奸案的被害人违背客观事实，故意作虚假陈述，符合伪证罪的构成要件。
1、"彻底反悔"侵犯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由于被害人在报案（称醉酒状态下被强奸）后出现反悔（清醒状态下的自愿），甚至再次反悔（清醒状态下的被迫），使得陈述前后矛盾，妨害了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浪费了司法资源。
2、"彻底反悔"符合伪证罪的客观方面。 强奸案的被害人在报案后，案件即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侦查机关往往还会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此类案件，对于被害人自愿性的陈述，将是对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有重要影响的情节。
3、伪证罪的主体应包括被害人。虽然从证据分类的角度看，证人证言与被害人属于不同的证据种类，但刑事诉讼法第62条、第63条均没有把被害人排除在证人范围之外。故，从广义上讲，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与证人无异，应属于证人的范畴。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分析，被害人与证人作伪证的行为一样，均妨害了正常的刑事诉讼司法活动，两种行为均应受到刑法处罚。从立法本意来看，如果不将被害人的此种行为列入本罪的惩治范围，就会放纵实践中此类作伪证的行为，不能全面有效地维护刑事诉讼秩序，显然有违立法本意。再者，刑法用语有其特定含义，不能简单照搬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含义，应当放在特定法条中结合立法本意进行甄明。
4、被害人具有主观故意。无论被害人出于何种动机，其在报案后，如果反悔称，与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是在清醒状态下的自愿行为，足以表明被害人具有隐匿罪证的意图。反之，如果被害人再次反悔称，嫌疑人在其清醒状态下实施了强奸，则足以表明被害人具有陷害他人的意图。当然，不能排除被害人的反悔是客观事实，实际的犯罪意图要依据证据才能得出。总之，如果被害人违背了客观事实，作出了虚假陈述，就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二）罪名辨析
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案件的入罪，应当区分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由于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为了达到陷害他人的目的，常常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可能在表现形式上与伪证罪相同。但是，一般情况下，强奸案件中被害人的虚假陈述不适用诬告陷害罪。因为诬告陷害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始之前，而伪证罪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在报案后出现反悔，此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不符合诬告陷害罪的特征。当然，被害人可能一开始就有意陷害对方，决定牺牲自己而诬告强奸，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刑事立案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在缺乏相应的证据证实强奸时，公安机关不会以强奸罪立案，反而可能以诬告陷害罪立案，退一步讲，就算公安机关错误立案，检察机关还可以进行立案监督。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害人此时在刑事诉讼中"彻底反悔"——故意做虚假陈述，意图陷害他人，虽然出于一个意图，但由于实施了两个行为，具有数个故意，且侵害了两个不同的法益，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三）严格证据的审查
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强奸案件中被害人的反悔，并不考虑以自愿发生性关系为名，或提供性服务有意诬告陷害他人的情形。因此，被害人的定位首先是弱者，应当予以保护，而对被害人适用伪证罪是一种应然的状态，在实践中则要慎用。公诉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要严格证据的审查标准，从严把握伪证罪的入罪门槛。
一是审查反悔的彻底性。被害人在报案后，因受外力的影响，一旦在自愿与被迫之间摇摆不定，公诉方应当向其进行必要的释法，引导作被害人作出客观真实的陈述。假如被害人彻底否定报案，作虚假陈述，经查证属实的，可作犯罪处理。需要强调的是，公诉方务必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如果被害人确实是虚假报案，而公安机关又错误立案时，对于被害人"反悔"的行为，应当进行容忍。
二是审查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伪证罪要求达到严重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刑事诉讼司法活动，那么严重性如何体现呢？笔者认为，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被害人作虚假陈述的时间越晚，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一方面，因为强奸案的特殊性，被害人的陈述往往是定案的重要证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证据已经灭失，补证的难度大。如果被害人是在侦查阶段作伪证，那最坏的结果就是撤案，但是，如果强奸案件已提起公诉，那么被害人的伪证行为可能将导致无罪判决和国家赔偿。
三是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强奸案件中的被害人，因受到来自嫌疑人一定的暴力或者胁迫，在陈述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反复实属正常。但是，公诉方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被害人在公安机关陈述的事实，到了检察机关后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就有必要开展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一旦发现有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被害人陈述的情形，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
作者 ：王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二部，个人公众号：鹏鹏九木谈）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90页。
2、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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