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将潘美一生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功绩，却在死后被民间故事描绘成一个大奸臣，可谓冤到家了。为什么别的名将死后被后人景仰，而潘美却背负很多骂声呢？潘美被诬名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潘美（925—991），字仲询，生于乱世，少怀大志。他曾说过："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公元 950 年，后汉大将郭威篡汉建立后周，潘美与赵匡胤都是后周的臣子。周世宗继位后，潘美任供奉官，并随周世宗征北汉大获全胜。战后潘美被提拨为西上阁门副使，后又升任陕州监军，深得周世宗器重。 公元 959年，周世宗病逝，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宋朝。当时的宋朝北有契丹辽国和原的北汉，南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等国，960 年郭威的外甥李重进又打着"驱逐赵贼，回复周室"的旗号，发动叛乱。赵匡胤以石守信为招讨使，潘美为行营都监，平定了这次叛乱。
开宝三年，宋太祖命潘美征讨南汉。潘美的连续攻占了贺、昭、桂、连等州，直逼南汉门户韶州城下。 当时的韶州有南汉十万人马，潘美一战斩杀数万南汉军，成功攻占了韶州，兵锋直指广州。潘美定下以火攻取广州之计，派遣数千人夜间手持火炬，火攻广州。南汉军惊慌失措之下，被潘美打得大败，南汉国只得向宋投降。
开宝七年九月，宋太祖又令潘美、曹彬率十万大军征伐南唐。潘美身先士卒，抢渡秦淮河，大军兵临金陵城下。南唐后主李煜连夜派数千人偷袭潘美部，潘美与南唐短兵相接，大败南唐军，并顺势一举攻克金陵，潘美也因功被封为宣徽北院使。
宋太祖病死后，契丹辽国不断侵扰宋朝边境，宋太宗命潘美为知幽州行府事，抵御辽国。潘美率军扼守住辽中的咽喉固军，击败辽国数次来犯的骑兵。 宋太宗以潘美之公，封其为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
雍熙三年，宋太祖命潘美、曹彬、崔彦率军北伐，以杨业为潘美副将。 宋朝北伐初期势如破竹，主帅曹彬产生了轻敌心理，率主力孤军深入，结果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忙令宋军撤退。 杨业建议潘美派兵，吸引住辽兵主力，然后派精兵埋伏在撤退的路上，掩护军民撤退。但是监军王诜反对这个计划，要杨业从雁门大路出击。宋朝监军权力很大，潘美只得同 意王诜的意见。杨业临别时，要求潘美在陈家峪口埋伏步兵和弓弩手，等杨业部撤退到此地时，带兵接应，与杨业两面夹击，可以反败为胜。
潘美按照杨业的计划在陈家峪设伏准备接应，但王诜怕杨业抢功，不断催促潘美撤退。等杨把辽军引向陈家峪时，一个宋军的影子也没有。杨业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壮烈殉国。 宋太宗事后将王诜革职查办，将潘美连降三级，潘美此后被闲置起来。淳化二年，潘美去世了，享年67岁。宋太宗追赠其为中书令，谥"武惠"。
陈家谷一战是潘美一生的转折点，元代脱脱编撰的《宋史·杨业传》中说："（杨业）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望以步兵夹击救之；美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正是这段记载拉开了潘美被黑的大幕。
杨业兵败阵亡与潘美的确有关，但潘美对杨业的死责任有多大？雍熙北伐失败，主要责任不在潘美；宋军撤退时，主要任务是要将百姓内迁转移，所以暂避敌锋是最为稳妥的。但监军王诜出于嫉妒心理，怕杨业立功，反对这个计划，逼杨业出战与辽军硬刚，使得杨业最终兵败身亡。主帅潘美的责任，是置杨业于不顾，并没有按照事先的，在陈家峪埋伏，而是自顾自的撤退，所以王诜后潘美对杨业之死是该负有责任的。
杨业的兵败最大的原因在于监军王诜否定了杨业原来的计划，逼其正面出战；而潘美作为主帅，不能坚持正确的意见，事事以王诜马首是瞻，事后被"削秩三等"也并不冤枉。但是总体来说，王诜要负主要责任，潘美负将要责任。
从北宋开始，"杨家将"的故事便在民间开始流传，杨业英勇善战、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深入人心。但是在北宋时，潘美在杨家将故事中，也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与杨家也没有什么恩怨，并没有被老百姓视作奸臣。
潘美形象的第一次转变，来自北宋大文豪苏辙的一首诗。苏辙在《过杨无敌庙》中写道："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碧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役，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这首诗写出了杨业的忠勇报国，但最后两句用晋代周处的典故，将杨业之死的责任归于潘美身上，苏辙是个影响力很大的文人，他的这首七律将潘美推上了风口浪尖，使潘美的形象开始发生转变，并影响到了后世文人的创作。
杨业
民间潘美的奸臣形象主要来自元代杂剧《杨家将》。这出杂剧借杨业与杨七郎之口说道："只恨那潘仁美这个奸贼，逼的俺父子并丧番地"，还把杜撰出来的人物杨七郎，说成是向潘美求救时，被潘美灌醉后绑在树上乱箭射死。剧中的八王赵德芳将潘美与杨家结仇的原因解释为潘美在征后汉时，被杨业射了一箭，所以杨业降宋朝后，潘美常记一箭之仇，一心想要谋害杨家父子。但是这出杂剧中，还没有出现杨七郎打擂，打死潘美儿子，两家结仇的剧情。
有苏辙的诗在先，又有元代杂剧在后，潘美的形象也逐渐被刻画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臣。在民间文学的传播过程中，潘美的演义形象被横向渗透到正史领域，从功臣转化成罪臣。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通常都是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上，增添一些情节加以扩充，使之形成一个新的完整文本。明代熊大木版《杨家将演义》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杨家将演义》从头到尾都不忘对潘美进行丑化，潘美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对名位、权利极为迷恋的人，也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为随后的潘杨恩怨做好了铺垫。
与正史相比，作为主帅的潘美挟私报怨，昏庸无能，故意用错误的军事部署让杨业战死，将突围求救的杨七郎射杀，将杨家将的悲剧推向了高潮。《杨家将演义》中的潘美已经彻底成为心胸狭隘、残忍狡诈、贪图名利的奸臣形象。
"杨家将"故事是一个积累流变的过程，潘美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的错位也有着深层的原因。 宋代周边强敌环伺，民族矛盾尖锐，接下来的元代更是设立了"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个人种等级制度，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达到了高潮。民间普遍希望能出现一位英雄去改变这样的社会氛围，这也是民间感情的趋向的。杨家将忠勇报国的气节符合人们对良将的期望，但是还需要一个祸国殃民之人去反衬杨家将的忠勇，与杨业之死有关的潘美正是反面人物的最佳选择。《杨家将演义》中的忠奸斗争，暗含对于误国奸臣的批判和对忠义之臣的褒扬。杨业抵御外寇、保卫边疆是一条主线，忠奸斗争是为了推进剧情而设的副线，目的是烘托出人们对忠臣义士的期盼，用忠奸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拔高杨家将忠君爱国形象。
潘美形象的变迁，刚好能够服务创作者的需求，无论在民族矛盾还是忠奸之辨，都需要有一个"潘美"的形象存。封建时期文人无法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时，只能借助手中之笔以 舒其愤，在"崇杨贬潘"创作理念的背后，是他们对君明臣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渴望。
回到历史本身，潘美有没有害杨业之心呢？我们可以抛开文学虚构去分析一下。当时的潘美身为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韩国公，而杨业只不过是五品云州观察使，让杨业作潘美的副手随同出征，是宋太宗对杨业的破格使用。 对一个降将如此重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和妒嫉。《杨业传》写道："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这种超常的信任，是有可能引起潘美的妒嫉的， 陈家峪之役正好给了他除掉杨业的机会。《杨业传》记载，杨业在率军出征前要求潘美在陈家峪埋伏接应时，是"泣谓美曰"，当他撤到陈家峪未见到援兵，又一次"大恸"，这两次落泪，说明杨业心理上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出征前就很可能想到了这个结局。
从明朝开始，口述历史和戏剧已经影响到文人、史书对潘美的记载和评价。王夫之在《宋论》中说："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就是直接指出潘美是因为嫉妒杨业，而不肯救杨业的。这证明至少到在清初时，文人群体已经普遍认同口述历史的说法。清顺治年间，御史顾如华甚至上奏，废除潘美的从祀资格，居然被顺治皇帝批准。
口述历史与史书不同，史书在编修时，对历史真相可能出于某种目的进行部分遮蔽。孔子编《春秋》时，便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世史官在修史时，也常将这种"春秋笔法"，去删减、过滤、舍弃一些事实。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史书，有一部分只是写史者笔下的"历史"，是支离破碎的"历史"。但是越是遮掩防范，越能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从某一蛛丝马迹出发的各种秘闻、街谈巷议，便应运而生，产生了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对正史的修正与补充，使历史更丰富具体、更生动细腻。司马迁的《史记》中，历史被他写得有血有肉，感情充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以及许多罕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私话秘事都被写进《史记》。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便是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历史，广泛搜集民间的口头传说，将历史写得丰满、 圆润，成为"无韵之《离骚》"。
古代在史官之外，还设有专门采集民间传说的稗官。稗官"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千万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历史在民间的传播最忌平淡，和史书相比，口述历史忠奸对立，善恶分明，美丑映衬，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待。潘美形象在史书中写得比较暧昧，但在民间口述历史中长期流传，并走样变形，影响到人们对潘美的历史评价，这都是由口述历史存在着异化、蜕变为文学的可能性决定的。
史书的局限决定了口述历史的长期存在。 口述者有选择的自由，遗忘、编造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史书需要反复审定材料、力求真实再现人物原貌，而戏曲、小说等民间俗文学则可以广泛吸取传说、佚事等并展开想象、主观评判，由此产生的人物形象必然会出现失真。所以潘美形象的变迁，是在史书、历史、社会、民间文学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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