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韓國80後女性常見的普通名字——金智英，悄然在2019年末變得全球家喻戶曉。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簡稱《金智英》）成為近期最受關注也飽受爭議的現象級電影。在韓國本土，《金智英》的觀影人次達到了360萬，甚至超過了在全球大熱的《小丑》。
《金智英》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巨大的關注和爭議，與影片探討的女性議題密不可分。以女性觀眾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群體，認為本片極其難得地反映了一名普通女性在當代韓國社會的艱難生存處境，而一部分男性觀眾則認為，本片過於刻意地集中堆砌了一些社會症狀，並且把罪責一股腦地推到了男性身上，屬於另一種偏見和歧視。
但無論如何，《金智英》所帶來的種種關於女性的議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與思考。
婚姻與職場的雙重困境
在上映之前，《金智英》在韓國的走熱早有先兆。2017年，趙南柱的原著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韓國出版之後，銷量便過百萬，成為近年來韓國最受歡迎的小說之一。趙南柱也憑藉這本書獲得了當年的“年度作家獎”。
而在這背後，則是令人無法忽視的韓國社會的種種現實——新生兒出生總數和生育率每況愈下，新生兒出生總數已經連跌42個月，生育率更是已經跌至零，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拒絕結婚和生育，無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金智英》正是一部堪稱表現女性“恐婚恐育”的教科書式的作品。
在《金智英》裡，主人公金智英是一個看似相當普通的女性，在適婚年齡嫁為人婦，婚後育有一女，因為孩子的降生而選擇辭去了之前的工作，成為一名全職主婦。幾年時間下來，每天在繁重的家務和育兒事務當中無法抽身的金智英，漸漸出現了一些離奇的精神問題，時不時會呆滯出神，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以另一個人的口吻和語氣對身邊的家人說話。她的患病，讓包括金智英的丈夫、父母、婆婆、兄妹在內的所有親人都不得不正視造成這一結果的緣由。
事實上，金智英並不普通，與其說她普通，不如說她具有了某種集中意義的代表性。現實中的普通女性也許大概率不會全盤遭遇金智英所經歷的種種，但是金智英身上發生的一切，總能讓女性看到自己的影子。
整部電影最主要的構思，就是圍繞金智英的家庭生活和職場工作而設計了一系列極其現實的劇情，有的著墨甚多，有的一筆帶過。最為明顯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婚後育兒生活的繁冗與瑣碎，一個則是婚前在職場中受到的歧視與擠壓。在婚姻和職場兩個方面，金智英都在經歷對於一名女性來說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雙重困境。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結婚生子之後，金智英的生活如何被那些只能獨自承擔的家務徹底改變。週而復始的家務，一刻不停地照看孩子，帶孩子外出時的種種麻煩與困擾，僱用保姆的昂貴與艱難，等等等等，無一不是每個家庭主婦每天都可能面對的煩惱。
比這更令人無奈的，則是以婆婆為代表的家人眼中的理所當然。沒有人會去考慮婦女在家務中承擔的責任有多重要，尤其是當這些工作無法換取相應的薪金報酬的時候。
另一方面，金智英婚前的職場生活同樣並不好過。在顯性層面上，企業對僱用女性員工帶有天然的偏見與歧視（結婚生子佔用大量精力與假期），以及隨之而來的職場晉升的天花板。
而在隱形層面上，上司對女性員工公開的調侃與嘲諷，男性員工私下聚在一起觀看偷拍下來的色情視頻，以及男女在薪酬待遇上的巨大差異等一系列現實則更加令人沮喪。
當金智英後來試圖重新回到職場時，可以說已經克服了顯性層面的干擾，但隱性層面的種種阻礙，依然令她的計劃無法實現。她只能繼續被困在相夫教子的瑣屑生活當中。
儒家傳統觀念下的男權陰影
在此之外，《金智英》還用大量巧妙的閒筆，把女性在成長過程當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困擾都呈現在我們面前。其中最典型的一幕，就是金智英上中學時，回家途中在公交車上遭到的尾隨跟蹤。當她擺脫危險之後，父親的第一反應是叮囑她“不要穿短裙”，這與人們譴責遭到性騷擾的女性自己穿著過於暴露的思維，簡直如出一轍。
事實上，父親在金智英原生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儒家文化傳統下浸泡已久的整個東亞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金智英的困境並不是在她步入職場和結婚生子之後才有，而是隨著她降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存在了。
在父權和夫權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下，重男輕女，是整個東亞社會至今依然普遍存在的現實陰影。體現在金智英身上，就是買禮物永遠只想到家裡的男孩，女孩的讀書受教育權也要為男孩讓路。
相夫教子，被認為是天然應該由女性承擔也只能由女性承擔的義務。所以當後來丈夫大賢試圖自己請假在家帶孩子，讓金智英回到職場的想法，會被他的母親也就是金智英的婆婆極其蠻橫粗暴地阻止。這一舉止被認為會毀掉男性的職業生涯，而這將是一名妻子的罪過和恥辱。
不難發現，在金智英的原生家庭裡，除了金智英，其實她的姐姐和母親，同樣也是男權觀念的受害者。值得玩味的一個對比是，性格更加剛強的姐姐恩英，算是主動反叛了這一傳統，而性格更加賢淑的母親，多年來都選擇了隱忍。母親幾次短暫的回憶，用一種相當動人的筆觸把她那一代人的生活與境遇給揭示了出來。當母親知曉了金智英患病的事實後，她再也無法壓抑自己的憤怒，用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爆發了出來。
與此同時，《金智英》之所以引發爭議的原因，也在於它把幾乎所有的男性都描寫成了漠視女性權利，甚至是以羞辱女性為樂的“直男癌患者”。以金智英的父親最具代表性，以那些看偷拍色情視頻為樂並且表示自己應該生在朝鮮時代的同事為最。
丈夫大賢可能是片中唯一的例外，但即便是這個唯一的例外，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全然沒有意識到女性真正面臨的困境。原本應該夫妻共同承擔的育兒責任，為什麼默認就成了女性的義務；原本應該不分男女都應該享有的獨立與自由，為什麼到了女性身上就應該被剝奪。
當然，這些問題很難一股腦地推到男性的身上，《金智英》所採用的表達方式，無疑是太過想要強調女性的困境而選擇的藝術手段。現實當中，金智英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其實是整個東亞社會系統性的問題所致。這些問題來源於傳統深處，顯然無法在一朝一夕之間在某個個體身上發生質變。《金智英》這樣的小說和電影，也只是在這個時代大聲提出了問題，離真正解決這一問題，依然相當遙遠。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12月17日發佈的《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在153個國家性別平等狀況排名榜上，中國位居第106位，同屬東亞地區的韓國和日本則分別排在第108名和121名，男女差別更加嚴重。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領域，東亞女性都很難晉升到高層管理崗位，女性通常從事低收入崗位，工作晉升面臨著隱形“天花板”，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依然普遍。該報告還稱，要徹底消除性別差距，需要163年的時間。
報告當然只包括數字，但至少反映了一個嚴峻的現實。那就是在西方國家越來越強調女權的“政治正確”的時候，東亞國家僅僅是剛剛起步而已。前兩年從好萊塢發端的“me too”運動，在整個西方社會掀起了一場女權革命，但在東亞，相似的性騷擾問題依然難以解決。不過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是，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受害者選擇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至於像《金智英》所反映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職責分配困境，則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的社會當中，這也是自從人類確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以來遺留下的弊病之一。
在2019年的戛納電影節上入圍主競賽，同樣反映這一婚姻議題的電影《婚姻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可謂與《金智英》產生了共鳴。東方和西方的電影人，都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喪失獨立自我的困境生動地刻畫了出來。
韓國電影在世界範圍的勝利
回過頭來看，《金智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主要原因還不是電影本身有多麼出色（事實上，這部電影的鏡頭語言和敘事手法都略顯生澀），而是因為韓國電影人總是能捕捉到那些民眾關切的社會問題，並把這些問題搬上銀幕。
《82年生的金智英》
近些年來中國觀眾耳熟能詳的《辯護人》《出租車司機》《熔爐》《素媛》等韓國電影，都在用商業類型片的手法反映韓國軍政府的獨裁與腐敗、警方的低效與無能、被鎮壓的學運、被掩蓋的司法和政治醜聞、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等一系列極具現實意義的社會問題。從題材上而言，這些電影從一開始就領先了一大步，註定會贏得大量普通觀眾的認可與同情。
在這方面，導演奉俊昊可謂集大成者。他的《殺人回憶》，往往被譽為韓國影史上最偉大的電影，正是因為其藉助一樁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真實連環姦殺案，把觀眾帶回到那個時代。
《殺人回憶》的獨特魅力，在於追捕兇手多年卻始終懸而不得的狀態。片中的兇案多年未破，每一次結果像是要被揭開，最終卻又都悄然掩上。直到我們最終發覺，這種遮掩似乎是奉俊昊的有意為之，而應該為兇案負責的兇手，其實就是那個時代本身。這部電影也因此成了韓國人所共同擁有的一份時代記憶。
在2019年為韓國贏得首座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的《寄生蟲》，則是奉俊昊再度運用他那嫻熟的類型片技巧，呈現了一出反映已出現斷層的韓國社會階級差異的寓言。在這出精巧的寓言裡，奉俊昊以對仗般的工整刻畫了兩個分別屬於社會底層和上層的家庭。
底層的貪婪與卑劣，上層的冷漠與虛偽，在《寄生蟲》裡被活靈活現地刻畫了出來。兩個階級的人，用完全不可能互相理解的思維方式在行動和生活，而影片最後的悲劇結局，也可謂一早註定。奉俊昊無意支持哪一方，而是用一種極其辛辣幽默的筆觸，對雙方進行了諷刺和批判。
《寄生蟲》在藝術殿堂戛納的問鼎，可以被視為最具韓國特色的一類電影在世界範圍的勝利。這類電影並不一定要高舉藝術的大旗，也不一定要有知識分子的身段和姿態，而僅僅是根植於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通行的類型片法則，去反映獨屬於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現實議題。到最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這些議題並不獨屬於韓國，而是不分國家和地域地在所有觀眾心中引發共鳴。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電影有太多養分可以從韓國電影中吸取。而且在這兩年的《我不是藥神》和《暴雪將至》等影片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學習和借鑑。當然，創作者的視野和勇氣是一方面，大的制度和環境背景是另一方面。在用鏡頭觸及社會現實的路上，我們才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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