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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心靈的焦灼》中將“同情”分為兩種，“一種同情怯懦感傷，實際上只是心靈的焦灼，看到別人的不幸，急於儘快地脫身出來，以免受到感動，陷入難堪的境地，這種同情根本不是對別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觸及自己的心靈。另一種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這種同情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決心耐心地和別人一起經歷一切磨難，直到力量耗盡，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為什麼我們總是對遠處的災難報以極大的同情，卻對身邊的不幸興趣寥寥？同情和共感——這種似乎是人類與身俱來的能力——存在邊界嗎？當世界被科技手段無限縮小，現代人覺得所有的人類都生活在同一個場景之中，遠處的不幸彷彿發生在每個人身邊，傳媒技術將我們的感知力拓展到全球，讓我們對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似乎也產生了道德責任。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當下，作為命運共同體，我們幾乎可以同步得知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全球化和互聯網是否正令世界變得日益扁平，高度發達的傳媒技術是否令傳統的道德情感產生了變化？我們的同情真的用對了地方嗎？我們在履行對於遠方的同情的同時，是否忽略了身邊的道德責任？
事實上，這些問題並不是現在才出現，早在18世紀，地理大發現帶來的早期全球化，就已經引發過爭論。德國作家漢寧·裡德在著作《無處安放的同情》中，敏銳地觸及並探討了這個問題。他的方法並不是系統性地分析、尋找答案，而是通過十八世紀以來的幾個著名思想實驗，在巴爾扎克、盧梭、伏爾泰、亞當·斯密等啟蒙思想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榮格等巨擘跨越時空的思想交鋒中，尋找問題的答案。
無處安放的同情討論組（6）
巴爾扎克
如果在巴黎，單憑意念便能殺掉一個東方人而發財，他們幹不幹？
夏多布里昂
這個例子出自我，我的本意是，既使是一樁免於懲罰的謀殺，也必須受到良知的考驗
狄德羅
道德是依附於感知的，人應當致力於一種道德上的自我昇華，讓陌生、遙遠處發生的災禍與降臨在鄰人親友身上的不幸一樣震撼他們的內心。
盧梭
自然狀態中的人只能在與人的現實交往中獲得道德感覺；對陌生他者的道德責任感，並非源於人的自然狀態，而是通過教化習得。人的情感被距離拉伸時，必然會揮發、黯淡，遠程道德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它根本就不是道德。關鍵的是，我們要對身邊的人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距離還不足以彌補我們的道德愧疚，那麼正義呢？幾千樁好事，難道抵不過一件微不足道的罪惡嗎？
弗洛伊德
這個問題如今還在討論，只能說明人們潛意識裡覺得滿大人的命無所謂。我們的道德還處於依仗外部權威審判的階段，而非發展成熟的內在良心。
╮(￣▽￣"")╭
漢寧·裡德1943年生於德國西里西亞，是哲學家約阿希姆•裡德之子。漢寧·裡德著有《長長的影子》《筆記本》《征服者：20世紀的思想家》等作品，曾獲2011年萊比錫圖書獎。
“在每個週五的下午，當我到了咖啡店時，漢寧·裡德總是已經在那兒了。我在門口稍作逗留，好仔細觀察他。他埋首於文稿中，全神貫注，像是有個無形的罩子將他與四周的人隔絕開來。他的手中握著支鉛筆，他的閱讀總是立即轉化成批註和評論。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看到我，露出那特有的詼諧壞笑。”2013年6月23日，69歲的漢寧·裡德因病在柏林去世，他的友人、法蘭克福作家馬丁·莫澤巴赫如此回憶。
漢寧·裡德
《無處安放的同情》德文原版於2003年問世。該書中文譯者周雨霏認為，當時漢寧·裡德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大眾傳媒的飛速發展正在對傳統的道德情感產生一些不可逆的作用。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們對身邊的、近旁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當全球化使世界變得看似越來越小，當傳媒技術足以將災難的現場在視覺和聽覺上帶到我們身邊，當世界各地發生的不幸都能夠迅速進入人們的視野時，人們是否會對不相識的他者產生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式的同情呢？
漢寧·裡德著力探討人們應該如何避免抽象的偽道德，警惕將對遠方不幸的同情，轉化為自我滿足的工具，避免在倫理方面成為言語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方法或許有很多。盧梭曾經提出過：“關鍵的是，我們要對身邊的人好。”“為人要仁慈，這是你們的頭一個天職：對任何身份、任何年齡的人，只要他不異於人類，你們對他都要仁慈。……我們要在具體的人群中去尋找‘人’……”或許，只有當每個人都從身邊的事做起，將自己的“同情”與身邊的具體的人聯繫起來，善待他人，盡力為身處困難中的人提供援助，我們才能得到“同情”真正的安放之處。
《無處安放的同情》
譯者: 周雨霏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版
書摘
拉斯蒂涅躊躇了
在巴爾扎克的小說《高老頭》中，拉斯蒂涅向他在盧森堡公園碰見的友人、醫科學生畢安訓，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你看過盧梭的作品嗎？他在書中有一段問讀者，如果在巴黎不動窩，單憑意念便能殺掉一箇中國的滿大人（注：當時法國人將中國清朝官員稱滿大人）而發財，他們幹不幹？你記得嗎？”畢安訓記得盧梭作品裡的這一處，但他是否會點頭，同意在這模擬的情景中憑藉殺害滿大人而致富呢？他承認自己做不到。拉斯蒂涅卻解釋道，生活中有時會出現一些境況，讓人非得咬牙搏一搏不可。比如說當你神魂顛倒地愛上了一個女人，而她又需要大筆錢來買衣服、置辦馬車，隨意揮霍。那你可不會僅滿足於獻上幾個銅板吧。拉斯蒂涅有兩個正待嫁的妹妹，而他還不知要上哪兒去籌這二十萬法郎的嫁妝。他想躋身巴黎上流社會，卻猶豫不決是否要為此下血本。在這兩個學生居住著的公寓裡，還住著一名在逃的苦役犯伏脫冷，他支配著一個分支龐大的犯罪組織。伏脫冷給拉斯蒂涅的未來出了個主意：這名法學生得愛上泰伊番小姐，她的哥哥為了父親數百萬的遺產欺騙了她。伏脫冷將剷除她礙事的兄長，這樣拉斯蒂涅就能通過這樁親事搖身變成富翁。面對這一協定，拉斯蒂涅躊躇了。他倒寧可犧牲遠在北京的滿大人，而不願為了夢想的幸福而染指一樁近在巴黎的謀殺。
《高老頭》
[法] 巴爾扎克
張冠堯/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二人的長談中，伏脫冷向拉斯蒂涅兜售了他的哲學：人生就是這樣，人們總得為了撈油水而弄髒手，謀殺並不比一場金錢婚姻所帶來的折磨更糟。一個鄉間律師的蠅營狗苟也不比彌天大罪更無辜，要想撈油水就得摘下道德眼鏡來看社會。在巴黎，出人頭地才是一切，道德家永遠也改變不了現實——這位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如此告誡拉斯蒂涅。他著了魔般被這樣一種看法所吸引：“頭腦和良知都離他遠遠的，他只看到這世界原本的樣子。”走運就是美德，伏脫冷宣告道：在富人面前，法律和道德不堪一擊，說白了這社會不過是騙子和受騙人的集合體。伏蓋公寓裡的現實是活生生的一課——倒黴鬼們不會扶持互助，他們對別人的貧苦漠不關心。在這社會里，厄難毫無震懾力。
巴爾扎克講述著那些發生在社會最底層的悲喜劇。他目睹了在巴黎上演的多彩生活，那裡面交織著真的痛苦和假的朋友，再將這些令人迷惑的印象在他充滿了情感衝突的全景畫卷中展開。即使很多事件是如此駭人，以至於——巴爾扎克解釋道，連最不可救藥的利己主義者都要在驚愕中收手。但這印象消失得是如此之快，就像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一隻匆忙被啃掉的水果。巴爾扎克以這種方式領著他的讀者進入了高老頭的故事。高老頭為他的兩個女兒搭上了自己所有的財產，卻在臨終前被二人拋下，孤獨地死去。在小說的結尾，繼高老頭之死的大場面之後，拉斯蒂涅終於狠下決心要躋身巴黎上流社會：他向這個嗡嗡作響的蜂房看了一眼，似乎想吸盡其中的蜂蜜，同時喊出了這樣一句豪言壯語：“好，現在咱們來較量較量吧!”這正是巴爾扎克站在巴塔耶街居所的窗臺上，面對著巴黎時，呼喊出“總有一天會征服這個城市”之誓言的倒影。
電影《高老頭》劇照
《高老頭》是整個《人間喜劇》系列中，巴爾扎克採用“人物再現法”的第一次嘗試。拉斯蒂涅之前已在《驢皮記》中登場。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覆出現的人物達到三千個，這給人們造成一種幻象，就彷彿他們屬於真實的巴黎似的。讀者對他們的生平了若指掌，就像是瞭解現實社會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在《人間喜劇》中，拉斯蒂涅是出場最頻繁的人物之一，他在二十五部小說中露臉，而他的朋友畢安訓甚至在二十九部書中出現。這個最終當上了內閣大臣的不擇手段的野心家，與他無慾無求的醫生朋友，就像天平左右平衡的兩端，體現了兩種相對立的道德觀。當躺在病榻上的巴爾扎克要求召喚他的醫生時，他指的正是畢安訓。
在小說中，拉斯蒂涅和畢安訓都稱他們知道盧梭著述中的滿大人寓言。這實際上屬於巴爾扎克將現實與虛構穿插混合的寫作技巧。因為在盧梭著述中，根本沒有這則寓言。巴爾扎克如何確信，那些熟悉盧梭的讀者會欣然接受呢？然而他成功了。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誤以為滿大人的寓言是盧梭的首創。191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對戰爭與死亡時期的思考》中首次引用這一寓言，之後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再次引用，彷彿盧梭的作者身份不容置疑。人們自然地將這則寓言置於盧梭所處的時代，這一方面是因為在18世紀思潮中，滿大人是賢明立法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在當時關於遠程控制作用與偶發事件之關聯的諸種猜測中，滿大人也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恩斯特·于格爾（Ernst Jünger，1895—1988）在1965年7月12日的日記中，對狄德羅作品的引用也印證了這一點：一樁發生於巴黎出租屋中的弒父兇案該如何進行，取決於遠在中國的一位滿大人在起床時，究竟是先動左腿還是動右腿。這同樣也是一樁由遙遠處微小的動靜所引起的謀殺案。在這裡，巴爾扎克顯然是在追溯一個屬於18世紀哲學範疇的案例。
發生在遙遠處的不幸
在他的小說作品中，巴爾扎克曾有兩次以變相的方式借用了這一滿大人橋段。雖然兩次均隱匿了盧梭的名字，也未直接指涉中國的滿大人，但原型顯然出自同一處。第一處是在巴爾扎克於1824年匿名出版的《阿奈特與罪人》一書中。此書後來出版時，被更名為《海盜阿爾戈》（Argow le pirate）。書中提到，有種眼神能夠穿越遙遠的距離，將人置於死地。在這裡，謀殺同樣是不聲不響地進行；誘惑，也同樣是安全地獲得一筆巨大的財富，足以實現琳琅世界中的諸種願望：“若你僅通過一瞥，即能殺死身在澳大利亞的一名奄奄一息的男子，誰也不會察覺；若這樁準罪行——你心裡大約是這麼告訴自己的——能給你帶來輝煌的財富，那麼你不是早已住進了宮殿、坐進了豪華的馬車嗎？你會說：我的馬匹、我的土地和我的放貸款子!你將毫不猶豫、一再地說：“我這樣一位名士!”與滿大人橋段所講的一樣，宮邸、豪華馬車、飛黃騰達的榮升之路皆是報酬，犒賞了一樁兇殺案。其中受害人面目模糊，遠在天邊而且瀕臨死亡。而且，兇殺不需要流血即可實施。人們在眼下的快樂之誘惑與遙遠處發生的不幸之間做權衡；在悲慘的生命與輝煌的人生之間做決斷。即使與道德準則相左，殺意仍然佔了上風。謀殺看上去不過成了一樁準罪行。
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創作的巴爾扎克像
二十年之後，也就是1844年，在巴爾扎克發表的連載小說《莫黛斯特·米尼翁》中，詩人卡那裡涉嫌濫用自己的聲名來獲取一位年輕的仰慕者——莫黛斯特·米尼翁小姐之芳心。但卡那裡是無辜的，因為實際上是他的秘書——一位遭到米尼翁小姐拒絕的傾慕者——在代筆與米尼翁小姐通信。在對此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卡那裡面對退役大兵杜梅代表的姑娘家人的抗議，給他們描繪了一幅殘酷的畫卷作為回答，揭示了社會的無情：“此刻中國一個最有用的達官貴人正在屋裡斷氣，整個中華帝國都悲痛萬分。可是，這會使您很難過嗎？別說在遙遠處發生的那些不幸，就是在眼下這一刻發生的不幸，也不能打動身在巴黎的任何一個人。英國人在印度將成千上萬與我們一樣的人殺死，就在我跟您講話的這一分鐘裡，他們將最迷人的婦女燒死。可是，您用午餐時因此少喝了一杯咖啡嗎？”人們不光是對遙遠的苦難無動於衷，甚至對他們身邊的悲劇也不聞不問：“就在此刻，在巴黎，數得出有許多母親躺在草墊上生孩子，連裹孩子的襁褓也沒有!”目睹這樣的窘境，也沒人會去幫忙，因為在巴黎，人們即刻便忘了他們看到的一切。
卡那裡的詩所引發的震驚勝過真實的苦難。但他可不會被自己寫的詩所喚起的感受所矇蔽：“我這裡，價值五個路易的杯子裡，盛著可口的香茶，我吟著詩句，好讓巴黎女人們說：真美!真美!神奇!妙極!簡直說到人心坎裡去了!”
卡那裡承認，如果要親自感受自己詩中詠歎的貧窮或歡樂，他早就精疲力盡了。人是封閉在自我感受之中的生物，每個人都生活在各自孤立的世界中。這便是個人主義橫行的代價。強者制定規則，毫無顧忌與憐憫。如果人們的生活世界之間沒有交集，如果每個個體都囚禁於自己的領域內，那麼道德上的義務會變成什麼呢？在《於絮爾·彌羅埃》中，巴爾扎克給出了這樣的答覆：道德本身是不變的，而義務在不同的領域內各異。
卡那裡如此告誡杜梅，一個曾為國服役十五年的大兵：“您所在的這個城市裡，有人正在嚥氣，有人正在結婚，有人正在熱戀中狂喜暈厥，有的年輕姑娘正在發瘋，天才的青年連同他整車皮的造福人類的好點子一起覆滅!這些人互為鄰里，時常住在同一幢房屋裡，可是誰也不理誰!”自私與利益支配著人們的生活，那些像高老頭一樣為他者付出一切的人，已用他們所承受的不幸來驗證了這一鐵則。這些人的命運無非是一則訓誡，勸告人們僅為自己著想。誰若是想要出人頭地，在涉世之初就得放棄那些慷慨大方的感受。這，就是拉斯蒂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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