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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中将“同情”分为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同情和共感——这种似乎是人类与身俱来的能力——存在边界吗？当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现代人觉得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场景之中，远处的不幸仿佛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传媒技术将我们的感知力拓展到全球，让我们对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似乎也产生了道德责任。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当下，作为命运共同体，我们几乎可以同步得知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全球化和互联网是否正令世界变得日益扁平，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是否令传统的道德情感产生了变化？我们的同情真的用对了地方吗？我们在履行对于远方的同情的同时，是否忽略了身边的道德责任？
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早在18世纪，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早期全球化，就已经引发过争论。德国作家汉宁·里德在著作《无处安放的同情》中，敏锐地触及并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方法并不是系统性地分析、寻找答案，而是通过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在巴尔扎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思想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无处安放的同情讨论组（6）
巴尔扎克
如果在巴黎，单凭意念便能杀掉一个东方人而发财，他们干不干？
夏多布里昂
这个例子出自我，我的本意是，既使是一桩免于惩罚的谋杀，也必须受到良知的考验
狄德罗
道德是依附于感知的，人应当致力于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升华，让陌生、遥远处发生的灾祸与降临在邻人亲友身上的不幸一样震撼他们的内心。
卢梭
自然状态中的人只能在与人的现实交往中获得道德感觉；对陌生他者的道德责任感，并非源于人的自然状态，而是通过教化习得。人的情感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远程道德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道德。关键的是，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距离还不足以弥补我们的道德愧疚，那么正义呢？几千桩好事，难道抵不过一件微不足道的罪恶吗？
弗洛伊德
这个问题如今还在讨论，只能说明人们潜意识里觉得满大人的命无所谓。我们的道德还处于依仗外部权威审判的阶段，而非发展成熟的内在良心。
╮(￣▽￣"")╭
汉宁·里德1943年生于德国西里西亚，是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之子。汉宁·里德著有《长长的影子》《笔记本》《征服者：20世纪的思想家》等作品，曾获2011年莱比锡图书奖。
“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当我到了咖啡店时，汉宁·里德总是已经在那儿了。我在门口稍作逗留，好仔细观察他。他埋首于文稿中，全神贯注，像是有个无形的罩子将他与四周的人隔绝开来。他的手中握着支铅笔，他的阅读总是立即转化成批注和评论。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到我，露出那特有的诙谐坏笑。”2013年6月23日，69岁的汉宁·里德因病在柏林去世，他的友人、法兰克福作家马丁·莫泽巴赫如此回忆。
汉宁·里德
《无处安放的同情》德文原版于2003年问世。该书中文译者周雨霏认为，当时汉宁·里德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正在对传统的道德情感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作用。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近旁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
汉宁·里德着力探讨人们应该如何避免抽象的伪道德，警惕将对远方不幸的同情，转化为自我满足的工具，避免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方法或许有很多。卢梭曾经提出过：“关键的是，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好。”“为人要仁慈，这是你们的头一个天职：对任何身份、任何年龄的人，只要他不异于人类，你们对他都要仁慈。……我们要在具体的人群中去寻找‘人’……”或许，只有当每个人都从身边的事做起，将自己的“同情”与身边的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善待他人，尽力为身处困难中的人提供援助，我们才能得到“同情”真正的安放之处。
《无处安放的同情》
译者: 周雨霏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版
书摘
拉斯蒂涅踌躇了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向他在卢森堡公园碰见的友人、医科学生毕安训，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看过卢梭的作品吗？他在书中有一段问读者，如果在巴黎不动窝，单凭意念便能杀掉一个中国的满大人（注：当时法国人将中国清朝官员称满大人）而发财，他们干不干？你记得吗？”毕安训记得卢梭作品里的这一处，但他是否会点头，同意在这模拟的情景中凭借杀害满大人而致富呢？他承认自己做不到。拉斯蒂涅却解释道，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境况，让人非得咬牙搏一搏不可。比如说当你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她又需要大笔钱来买衣服、置办马车，随意挥霍。那你可不会仅满足于献上几个铜板吧。拉斯蒂涅有两个正待嫁的妹妹，而他还不知要上哪儿去筹这二十万法郎的嫁妆。他想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却犹豫不决是否要为此下血本。在这两个学生居住着的公寓里，还住着一名在逃的苦役犯伏脱冷，他支配着一个分支庞大的犯罪组织。伏脱冷给拉斯蒂涅的未来出了个主意：这名法学生得爱上泰伊番小姐，她的哥哥为了父亲数百万的遗产欺骗了她。伏脱冷将铲除她碍事的兄长，这样拉斯蒂涅就能通过这桩亲事摇身变成富翁。面对这一协定，拉斯蒂涅踌躇了。他倒宁可牺牲远在北京的满大人，而不愿为了梦想的幸福而染指一桩近在巴黎的谋杀。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张冠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二人的长谈中，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兜售了他的哲学：人生就是这样，人们总得为了捞油水而弄脏手，谋杀并不比一场金钱婚姻所带来的折磨更糟。一个乡间律师的蝇营狗苟也不比弥天大罪更无辜，要想捞油水就得摘下道德眼镜来看社会。在巴黎，出人头地才是一切，道德家永远也改变不了现实——这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此告诫拉斯蒂涅。他着了魔般被这样一种看法所吸引：“头脑和良知都离他远远的，他只看到这世界原本的样子。”走运就是美德，伏脱冷宣告道：在富人面前，法律和道德不堪一击，说白了这社会不过是骗子和受骗人的集合体。伏盖公寓里的现实是活生生的一课——倒霉鬼们不会扶持互助，他们对别人的贫苦漠不关心。在这社会里，厄难毫无震慑力。
巴尔扎克讲述着那些发生在社会最底层的悲喜剧。他目睹了在巴黎上演的多彩生活，那里面交织着真的痛苦和假的朋友，再将这些令人迷惑的印象在他充满了情感冲突的全景画卷中展开。即使很多事件是如此骇人，以至于——巴尔扎克解释道，连最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都要在惊愕中收手。但这印象消失得是如此之快，就像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一只匆忙被啃掉的水果。巴尔扎克以这种方式领着他的读者进入了高老头的故事。高老头为他的两个女儿搭上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却在临终前被二人抛下，孤独地死去。在小说的结尾，继高老头之死的大场面之后，拉斯蒂涅终于狠下决心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他向这个嗡嗡作响的蜂房看了一眼，似乎想吸尽其中的蜂蜜，同时喊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好，现在咱们来较量较量吧!”这正是巴尔扎克站在巴塔耶街居所的窗台上，面对着巴黎时，呼喊出“总有一天会征服这个城市”之誓言的倒影。
电影《高老头》剧照
《高老头》是整个《人间喜剧》系列中，巴尔扎克采用“人物再现法”的第一次尝试。拉斯蒂涅之前已在《驴皮记》中登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出现的人物达到三千个，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幻象，就仿佛他们属于真实的巴黎似的。读者对他们的生平了若指掌，就像是了解现实社会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在《人间喜剧》中，拉斯蒂涅是出场最频繁的人物之一，他在二十五部小说中露脸，而他的朋友毕安训甚至在二十九部书中出现。这个最终当上了内阁大臣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他无欲无求的医生朋友，就像天平左右平衡的两端，体现了两种相对立的道德观。当躺在病榻上的巴尔扎克要求召唤他的医生时，他指的正是毕安训。
在小说中，拉斯蒂涅和毕安训都称他们知道卢梭著述中的满大人寓言。这实际上属于巴尔扎克将现实与虚构穿插混合的写作技巧。因为在卢梭著述中，根本没有这则寓言。巴尔扎克如何确信，那些熟悉卢梭的读者会欣然接受呢？然而他成功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误以为满大人的寓言是卢梭的首创。191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中首次引用这一寓言，之后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再次引用，仿佛卢梭的作者身份不容置疑。人们自然地将这则寓言置于卢梭所处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在18世纪思潮中，满大人是贤明立法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在当时关于远程控制作用与偶发事件之关联的诸种猜测中，满大人也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恩斯特·于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88）在1965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对狄德罗作品的引用也印证了这一点：一桩发生于巴黎出租屋中的弑父凶案该如何进行，取决于远在中国的一位满大人在起床时，究竟是先动左腿还是动右腿。这同样也是一桩由遥远处微小的动静所引起的谋杀案。在这里，巴尔扎克显然是在追溯一个属于18世纪哲学范畴的案例。
发生在遥远处的不幸
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巴尔扎克曾有两次以变相的方式借用了这一满大人桥段。虽然两次均隐匿了卢梭的名字，也未直接指涉中国的满大人，但原型显然出自同一处。第一处是在巴尔扎克于1824年匿名出版的《阿奈特与罪人》一书中。此书后来出版时，被更名为《海盗阿尔戈》（Argow le pirate）。书中提到，有种眼神能够穿越遥远的距离，将人置于死地。在这里，谋杀同样是不声不响地进行；诱惑，也同样是安全地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实现琳琅世界中的诸种愿望：“若你仅通过一瞥，即能杀死身在澳大利亚的一名奄奄一息的男子，谁也不会察觉；若这桩准罪行——你心里大约是这么告诉自己的——能给你带来辉煌的财富，那么你不是早已住进了宫殿、坐进了豪华的马车吗？你会说：我的马匹、我的土地和我的放贷款子!你将毫不犹豫、一再地说：“我这样一位名士!”与满大人桥段所讲的一样，宫邸、豪华马车、飞黄腾达的荣升之路皆是报酬，犒赏了一桩凶杀案。其中受害人面目模糊，远在天边而且濒临死亡。而且，凶杀不需要流血即可实施。人们在眼下的快乐之诱惑与遥远处发生的不幸之间做权衡；在悲惨的生命与辉煌的人生之间做决断。即使与道德准则相左，杀意仍然占了上风。谋杀看上去不过成了一桩准罪行。
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的巴尔扎克像
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44年，在巴尔扎克发表的连载小说《莫黛斯特·米尼翁》中，诗人卡那里涉嫌滥用自己的声名来获取一位年轻的仰慕者——莫黛斯特·米尼翁小姐之芳心。但卡那里是无辜的，因为实际上是他的秘书——一位遭到米尼翁小姐拒绝的倾慕者——在代笔与米尼翁小姐通信。在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卡那里面对退役大兵杜梅代表的姑娘家人的抗议，给他们描绘了一幅残酷的画卷作为回答，揭示了社会的无情：“此刻中国一个最有用的达官贵人正在屋里断气，整个中华帝国都悲痛万分。可是，这会使您很难过吗？别说在遥远处发生的那些不幸，就是在眼下这一刻发生的不幸，也不能打动身在巴黎的任何一个人。英国人在印度将成千上万与我们一样的人杀死，就在我跟您讲话的这一分钟里，他们将最迷人的妇女烧死。可是，您用午餐时因此少喝了一杯咖啡吗？”人们不光是对遥远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对他们身边的悲剧也不闻不问：“就在此刻，在巴黎，数得出有许多母亲躺在草垫上生孩子，连裹孩子的襁褓也没有!”目睹这样的窘境，也没人会去帮忙，因为在巴黎，人们即刻便忘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卡那里的诗所引发的震惊胜过真实的苦难。但他可不会被自己写的诗所唤起的感受所蒙蔽：“我这里，价值五个路易的杯子里，盛着可口的香茶，我吟着诗句，好让巴黎女人们说：真美!真美!神奇!妙极!简直说到人心坎里去了!”
卡那里承认，如果要亲自感受自己诗中咏叹的贫穷或欢乐，他早就精疲力尽了。人是封闭在自我感受之中的生物，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孤立的世界中。这便是个人主义横行的代价。强者制定规则，毫无顾忌与怜悯。如果人们的生活世界之间没有交集，如果每个个体都囚禁于自己的领域内，那么道德上的义务会变成什么呢？在《于絮尔·弥罗埃》中，巴尔扎克给出了这样的答复：道德本身是不变的，而义务在不同的领域内各异。
卡那里如此告诫杜梅，一个曾为国服役十五年的大兵：“您所在的这个城市里，有人正在咽气，有人正在结婚，有人正在热恋中狂喜晕厥，有的年轻姑娘正在发疯，天才的青年连同他整车皮的造福人类的好点子一起覆灭!这些人互为邻里，时常住在同一幢房屋里，可是谁也不理谁!”自私与利益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那些像高老头一样为他者付出一切的人，已用他们所承受的不幸来验证了这一铁则。这些人的命运无非是一则训诫，劝告人们仅为自己着想。谁若是想要出人头地，在涉世之初就得放弃那些慷慨大方的感受。这，就是拉斯蒂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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