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驾卤簿
乾德元年（963年）冬至这天，日行最南。东京开封御街，大驾卤簿威仪。卤簿就是皇帝的仪仗队，其仪仗制度共分四等。大驾卤簿等级最高，随行官员和护卫人数最多，仪仗和乐舞也最为齐备。此次的大驾卤簿，将用于王朝最为隆重的礼仪——合祭天地。
但见六头巨象踏石开道，四位身穿赫红大袍、头戴玄黑武弁的清道官，持杖缓缓走出开封的正南门——南薰门。身后鼓吹府史，长鸣铙歌，胡笳笛箫，各奏法乐。文吏武员，具着礼服，或徐徒步，或执辔缰。列排袍帻，醇驳一色；诸行骏骥，不杂染鬃；旌旗林展，人马伏簸。好似人海，此起彼伏。但见那天子仪仗，有红袍的礼官，褐鬣的马队，青甲的军卫，黄衣的羽仪，恰似赤浪滚至，褐涛继涌；青波未平，黄潮又来；文华若天罗星宿，扈卫如巡海云龙。
宋《大驾卤簿图》居部
在卤簿仪仗的簇拥下，一辆辆革车慢慢驶来。
这本来是古代的一种兵车，随着历史演进，逐渐成为一种礼仪用车。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赵光义，就乘于诸辆革车之一。在南郊大礼期间，他身兼桥道顿递使，与司徒、兼侍中、大礼使范质，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礼仪使陶穀，吏部尚书、卤簿使张昭，御史中丞、仪仗使刘温叟并为南郊五使。同时，他还兼任南郊御营使，总领郊祀期间的警卫事务。重掌兵权，虽然不过几日，但赵光义的心里甚为过瘾。
枢密使赵普可能没那么过瘾。他虽然总掌枢机，但依照旧典，枢密使无法担任尊贵的南郊五使。因此，即便他位高权重，也只能淹没在茫茫人海。有实无名，即便于利益无妨，但在心理上仍难于消受。
浩大的队伍仍在前行，前后六队仪仗环拥如叶，中间一朵玉琢牡丹傲寒盛放，那正是皇帝的玉辂。
赵匡胤端坐玉辂，心中略有紧张。比起对付刀光剑影的轻车熟路，主持一场盛大的祭典，反令他捉襟见肘。为了完成首次郊祀大典，他早早就让范质等人考据旧典，制定礼仪，并不辞辛苦，耐着性子学完了繁文缛节。
因为郊祀没有彩排，时时刻刻都是现场。一旦出错，便没有重来一次的余地。
通过繁复的程序，寻求全社会的文化和合
卤簿终于驻定南郊，赵匡胤端庄地走下玉辂，入于大次（帝王祭祀时临时休息的大篷帐）更衣。鼓吹宁息，万籁俱静，唯余旌旗招展之声，应和着肃穆天色。
须臾，一道悠长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中——严——”“外——办——”伴随着这类似于“戒严”的宣告，只听得四方乐鸣，雅声再起。赵匡胤身服衮冕，西向立于中壝门外，庄重接过殿中监进呈的大圭。
赵家天子头戴二十四梁通天冠，冠顶冕板高揖长天；前后两端，各垂十二冕旒；每旒之上，又坠以白珠十二，恍若星辰，卫拱天庭。青碧锦织的天河宝带，自冕板顺鬓，飞流直下，环托人主身前，圈起绣于衣裳的十二纹章，仿佛将锦绣江山，一手揽括。那绣于肩头的日月之章，则足见天子任重；那斜佩腰间的玉具宝剑，又足显天子威严。
宋《大驾卤簿图》居部
赵匡胤双手恭执玉圭，面色肃然。南郊祭典，本来是一个王朝最重要、最隆重的常规礼仪大典（比之更隆重的是封禅，然而自始皇帝以来，中华帝国两千余年间，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和宋真宗七位帝王举行过正式的封禅），但是五代时期，兵荒马乱，十三位皇帝中，唯有四位五次亲拜南郊，而且常常夹带着军事目的，礼仪反而草草。
《礼》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乱世轻礼薄乐，无和无序。后世欧阳修在撰写《五代史记》时，曾以不写典章制度，抗议武夫社会的混乱。
后汉的杨邠一味追求执政技术，公然蔑视礼乐制度，身死家灭，此为赵匡胤所目睹；郭威亲自祭祀南郊，与郭荣共创太平后周，此为赵匡胤所亲历。
礼乐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文化。它通过繁复的程序，寻求全社会的文化和合。和而不同，这是最佳的社会秩序。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会拒绝礼乐，对于一心开创文治、结束乱世的赵匡胤，更是如此。
南郊祭典，重聚人心
内壝门内，礼官正以黄褥铺道。赵匡胤道：“朕洁诚事天，不必如此，撤去吧。”
伴着庄严的《景安之乐》，虔诚的赵匡胤缓缓登上圜丘。升地三丈有余[1]，天似穹庐，四野平阔。只是四方无壁，朔风穿心，赵匡胤强忍着冷颤，敬祭天地。
高处不胜寒，刚刚过去的秋天，让赵匡胤深有体味。派系之争，犹如淫雨过后荆棘丛生。虽然还未发展到党同伐异的地步，但赵普与赵光义，隐隐已有朋党的苗头。
一个亲如手足，一个血缘至亲；一个总揽朝政，一个牧尹国都。赵匡胤不希望任何一人有所闪失，更不希望在初行新政之际，两人把朝廷搞得四分五裂。南郊祭典，重聚人心，希望群臣能够明白天子的苦衷吧。
宋《大驾卤簿图》居部
当然，人心不能散，君道也不能废。为君之道，在于臣子互相牵制，维持平衡。深谙制衡之术的赵匡胤，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尤其是对弟弟光义。
金匮中的盟书，本就令赵匡胤心中膈应；如今赵光义频频出招，咄咄逼人，意在禁军，这更令赵匡胤倍生疑虑。
何况周郑王远迁，符彦卿伏首，乱臣业已削平，群雄开始剪灭。社稷的交接已经完成，欲成我大宋基业，是时候让幕后谋主现身前台了。[2]
[1] 圜丘高度，见吴书雷《北宋东京祭坛建筑研究》，约合今日10米有余。
[2] 南郊祭祀大典相关事宜，参考《宋史》卷九十八《礼志二·吉礼二》、卷一百四十五《仪卫志三·国初卤簿》、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三·天子之服》，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高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宋人所绘《大驾卤簿图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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