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叫囂中國應當為早期新冠病毒傳播負國際責任的反華急先鋒，在美國政府層面主要是國務卿蓬佩奧，在美國國會層面主要是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喬希·霍利（Josh Hawley）和柯頓（Tom Cotton）。
無獨有偶，英國一個分管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的大臣Michael Gove在接受英國BBC一臺採訪時也暗示，將英國未能及時大範圍進行檢測的責任推給中國，認為中國關於新冠病毒的報告對於疾病的“規模、性質和傳染性”說的不太清楚。
對於英美這些企圖甩鍋中國的人士——目前只佔少數並未獲得主流媒體支持，可能需要問他們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以及中外媒體的報道都是公開透明的，為什麼有的國家及時獲取了這些信息，有的國家卻聲稱自己“被瞞了”呢？為什麼日本、韓國、德國等不存在無法及時大範圍檢測的情況？
這些人通過汙名化中國轉嫁美國抗疫不利責任的言論有一個致命弱點，這也是中國抗疫之於美歐等其他國家抗疫的最大區別。
這個最大區別就是中國抗擊疫情面對的挑戰是當時新冠肺炎病毒不僅對中國來說是個新病毒，對全人類來說也是一個新病毒；而美國、歐洲等國家在面對新冠病毒的時候，通過中國的前期研究探索，人類對這項病毒已經有所瞭解，而且中國的前期抗疫已經給了這些國家充分預警。
以美國為例，3月21日《華盛頓郵報》題為《美國情報部門從一二月份就開始報告可能會發生大流行》的新聞報道提到，至少從美國疾控中心主任1月3日與中國同行討論疫情開始美國就知道了疫情的情況，美國從總統開始到很多下級官員一直淡化疫情威脅甚至指責這是民主黨故意將疫情政治化，而共和黨籍參議員理查德·伯爾、凱莉·萊夫勒、詹姆斯·英霍夫以及民主黨籍參議員黛安娜·范斯坦在股票第一輪下跌之前早已賣出股票套現。
以上中國與歐美其他國家抗疫的最大區別表明：
1. 在面對一個對全人類都是陌生的病毒面前，中國作為第一個疫情爆發的國家——不一定是病毒來源國，需要時間對這一新型病毒進行認知、判斷和做出結論，而這一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其他國家都不需要。
2. 中國是在面對人類未知病毒情況下采取了迄今為止證明非常有效的舉措，美歐國家是在已知病毒威脅的情況下進行應對，甚至許多國家像美國一樣明知病毒威脅出於保經濟保大選等原因故意不採取措施。這一比較的結論是：中國即使看似初期應對不利也是面對人類未知病毒依託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做出的客觀反映，沒有任何主觀上的故意，頂多存在疏忽的問題；而美歐等一些國家是明知故犯，在主觀上存在惡性的故意。這種主觀的疏忽或故意對於判斷一個國家是否以及承擔多大責任具有重要意義。
在已知病毒威脅情況下美歐各國有的像中國一樣採取了嚴格隔離措施，有的完全漠視或刻意淡化。針對各國採取不同措施的情況，英國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管理學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副教授托馬斯•霍爾 （Thomas Hale）牽頭髮起了“新冠病毒政府響應跟蹤監視系統（The Oxford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Tracker）”，針對多個指標收集包括中國、韓國、意大利、美國、英國等73個國家的疫情響應措施數據情況。托馬斯•霍爾3月27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各國疫情響應情況的一個關鍵指標是響應速度，不幸的是，數據表明美國和英國是響應速度非常慢的兩個國家。
3. 美國從最遲1月初知道疫情至東部時間3月13日下午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之間至少有2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月是完全放任病毒發展和傳播的時間，在這一時間段內以美國為傳染源向全球傳播的病例無法估量，澳大利亞總理明確點名澳洲的輸入性病例大部分來源於美國。因此美國應當為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承擔重大責任，而且這一責任不是疏忽或過失的責任，其主觀故意是明顯惡性的。
基於以上判斷，針對同為英國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管理學院的一個研究員在最具影響力的歐洲國際法雜誌博客（EJIL TALK!）上發表的題為《應有注意與COVID-19新冠病毒：防止和阻斷新冠疫情爆發的政府義務》一文，作者寫下了如下評論：
“當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國際法上應有注意義務的時候，應當考慮疫情首個爆發國家與其他疫情後續傳播國家所面臨的不同情況。
對中國作為首個疫情爆發國而言（目前是否是病毒來源國還不能確定），新冠病毒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人類而言都是一個新物種。早期地方醫生之間的討論和傳言與從國家層面將其宣佈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兩碼事。對於這個新病毒，需要事件對他進行了解，需要事件決定它的傳播是否會構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需要時間根據法律程序宣佈其為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國在2003年非典疫情經受了堪比任何國家的傷痛，也深知一場這樣的危機將會給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影響。
最後，就是否履行國際法上的應有注意義務而言，在判斷任何國家履行義務情況的時候一定要看這個國家最終控制疫情的結果和效果，這一判斷與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沒有任何關係。”
“When assessing weather or to what extent a state have discharged its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due diligenc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the different scenario facing the state of origin of the coronavirus and other states into which the coronavirus spread.
For China, as the supposedly state of origin, the coronavirus is not only new to China but also to the humankind as a whole. The earlier discussion in local doctors is not a same thing as declaring it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r this new thing, it needs time to get to know it; it needs tim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pread of this whole new virus would constitut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t needs time according to law to finish bureaucracy to declare it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hina has suffered more than any country in 2003 SARS crisis. It knew the impact which the crisis will have on social life and economy.
And finally, it needs to look at the final result and effect in containing the virus when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any state in terms of fulfilling obligation of due diligenc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deology or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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