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鉴于以往朝代的教训，严格规定宦官和内庭之人不得干政，并挂牌公示。效果如何呢？
这个制度只能说有效，只是在当朝有效。他一死，明成祖就开始启用并逐渐重用宦官，一直到思宗作为大明的最后一代值守人为止。
事实说明，宦官这个群体的存在，在朝内有土壤，适者生存。
历览历史上有名的大宦官特征，均是绝顶聪明，智商情商双高。个个堪称高明的心理专家，能够准确不失分寸地把握皇帝的内心情感需求，和一些难以对外人言的苦衷和隐私。
更能恰如其分的安抚皇帝柔弱不安的内心，时时让皇帝感到自己高尚尊严无处不在。这群身边人成为皇帝精神和生活的依赖、不可须臾离开的朋友知己。
明朝后期的大宦官魏忠贤，就是熹宗朱由校身边最信赖的人，是唯一。
这个魏忠贤知道自己把持朝政，虽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狐假虎威，可以生杀随意或者指鹿为马，但是他觉得最不放心的是，只要皇帝一句话，照样可以把他打回原形甚至要他的命。
为了能够提成自己的安全系数，必须在军方有自己的门生或者代理人，表面上派去监军还不够，还要控制内部首脑，最好和他们结成命运共同体，已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境地。
他首先看上了熊廷弼的资历和人望，于是派出自己的手下视察去投石问路。如果熊廷弼言听计从，并且行贿派去的手下人，那就有和其结成统一战线的希望，结果希望落空，熊廷弼正道直行，不买他的账，得罪了他，在熊廷弼第二次被启用不久，在一次战争失败后和王化贞一起被送进大牢，这次其实根本没有熊廷弼的责任，熊廷弼是百分百的冤枉。
关了几年都没有杀，魏忠贤不放心，怕东山再起，于是在僖宗面前说他儿子不服要谋反，熹宗才下决心杀了他。
拉拢熊廷弼不成，接着拉拢熊廷弼的后任孙承宗，孙承宗无论人望、地位和军事才能均不输熊廷弼。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河北保定人，明末军事家、教育家、学者和诗人，明末的文坛领袖 。
孙承宗曾为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历任兵部尚书、辽东督师、士东阁大学士等。在明朝边防形势危机的情况下，孙承宗赴任蓟辽督师，修筑关宁锦防线，收复失地，选拔培养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将领。同时修筑城池，安置难民，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余里，功勋卓著。
而此时魏忠贤意欲扩张权利，见到孙承宗功劳非常高，想要攀附，于是派刘应坤向孙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
但孙承宗见到刘应坤之后与他一句话也不说，魏忠贤因此记恨孙承宗。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将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驱逐出京，孙承宗正在巡视蓟州一带，想到上反驳奏书皇上未必会亲自看到，于是就想打算以贺寿为由请求入朝面奏，借机弹劾魏忠贤。
消息传到了魏忠贤那里，说孙承宗打算以清君侧为由杀掉魏忠贤，魏忠贤于是跑到皇帝朱由校床前，哭着求情，顾秉谦也说没有圣旨私自离开防守的地方，不合法度。于是朱由校连夜召见兵部尚书，派三人骑快马阻止孙承宗。魏忠贤又假传圣旨给九门的宦官，若孙承宗到了齐化门，就将他绑了。孙承宗到达通州后，接到朱由校的旨意，只好返回辽东。魏忠贤又让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上书诋毁孙承宗。
魏忠贤在熹宗面前反复陈说孙承宗兵权太重，将有异图，这正是皇帝最担心的事。孙承宗气愤至极屡次上书奏陈，皇帝根本看不到他的上奏，大半束诸高阁，一腔热血，无处发挥，孙承宗于是无奈请求罢官。
熹宗皇帝是非常信任他的曾经老师孙承宗，即使这样他仍然斗不过宦官魏忠贤。原因是他不在皇帝身边，他的声音皇帝听不到，魏忠贤日夕陪伴皇帝，皇帝能够的得到的信息都要经过魏忠贤筛选才能送达皇帝面前，这就难免造成皇帝判断失误、偏听偏信。
历史学家一般都是把朝政混乱的责任推给宦官，其实宦官没有皇帝的放手信任和授权，就是一个跑腿的仆人。
宦官能代表皇帝处理政务、军务，大都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图，一个政权倾亡的最终承担责任的应当是皇帝，宦官只是一个皇帝的工具而已。对孙承宗魏忠贤拉拢不成，被排斥罢官回家。
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大举进攻，十一月，进攻高阳。
高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东部，京、津、石、保、沧五个城市的黄金腹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战国时为燕之高阳邑。就是孙承宗的故乡。
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守城，城破被擒，自缢而死。
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战死，孙家百余人遇难，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朱由检闻讯后哀伤悲叹，命有关官员从优抚恤。
明末另外两位大将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死和他不同，此两位是皇帝下令处死。他们的死因背后多少都有宦官推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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