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明英宗率領二十幾萬明軍北上迎戰瓦剌，不料在距離乾清宮119公里處的土木堡被俘，隨行宦官王振死於亂軍之中，扈從文武大臣陣亡者達67人。
消息傳來，京師震動，朝中大臣對王振閹黨展開了反撲，憤怒的大臣當庭打死馬順、毛貴、王長隨等人。
1457年，徐有貞、石亨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朱祁鎮成功復辟，之後在京城智化寺祭祀王振，並於天順三年（1459）立《英宗諭祭王振碑》：
......以腹心扈從，將臣失律，並以陷沒，即引刀自刎。迫今皇上覆登大寶，錄舊勞，昭曠典，以篤君臣之義，以勵侍從之節。即詔招靈祭葬，蟒衣玉帶，致賻建祠，撰碑頒勃，以旌忠義，尚全始終......
從祭文中可以看出，朱祁鎮對他毫不吝嗇的進行了歌功頌德，主僕情誼躍然碑上，這似乎和我們印象中王振的形象不大一樣。
明朝有三大專權太監，分別是王振、劉瑾、魏忠賢，死後被立廟“追思”的，唯有王振一人。按說，“逼脅”明英宗御駕親征，造成奇恥大辱，站在明英宗的角度應該將其碎屍萬段方解心頭之恨，但復辟後卻立廟祭祀，無論如何，這在邏輯上說不通。
那麼，王振到底是有功之臣還是篡權宦官呢？
要弄明白這個問題，我們先看一下王振在歷史上被人詬病之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弄權，二是脅迫明英宗親征，外加肆意改變行軍路線，以至釀成土木堡之變。
一、圖謀專權
最突出的就是王振打擊“三楊”。
正統初年，太皇太后張氏“專任三楊”，為防止宦官專權，她要求王振“逐日票查，如一事不由內閣而出自振，即召至廷，詰責之”。
這樣就基本堵死王振專權的道路了，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正統三年，發生了一件案子，直接將楊溥、楊士奇牽扯了進去。
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那個驛丞是楊溥同鄉，驛丞家人託關係找到楊溥，楊溥“欲坐謨抵命”。
但是，廖謨又是楊士奇的老鄉，楊士奇反對楊溥的決斷，他認為廖謨是因公殺人，不應該論罪。
王振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人皆挾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宜對品降調。
太后張氏“從之”。
但歷史上對此事的評價是“自是振言售，漸摭朝事”。
正統五年七月，王振抓住楊榮貪汙的把柄，使人劾其“受宗室賄，請覆按之”，導致楊榮“憂憤卒”。
楊士奇放縱家人，橫行鄉里，長子稷“傲狠，嘗侵暴殺人”，有“橫虐數十事”。言官對他交章劾稷，英宗“封其狀示士奇”。楊士奇狼狽不堪，“以老疾在告”，無奈離開朝堂。
可以說，是三楊自身不檢點的行為，給了王振及明英宗機會。通過這一系列操作，內閣票擬權基本上被剝奪，結果就是“凡有章奏，悉出內批”，權力的天平逐漸倒向了王振，或者說是明英宗。
本質上講，在這種權力再分配過程中，是天子在奪大臣的權，王振只不過是明英宗奪權的抓手而已。
二、土木之變
徹底將王振釘在恥辱柱上的就是土木堡之變。
“因見大同有警”，“王振實勸成於內”，正統十四年七月，英宗被王振“逼脅”，御駕親征也先。
結果朱祁鎮的大軍在外面轉了一陣子，連個瓦剌人的影子都沒找到，大軍到達宣府的時候，風雨交加，群臣奏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陣”。
到達大同時，王振想繼續北上尋找瓦剌決戰，太監郭敬接到軍情，密告振王振“若行，正中虜計”，王振這才決定班師。
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既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
正是這個決定，最終造成六師盡喪、天子蒙塵的後果，那麼，歷史上的土木堡之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我們先看一下朱祁鎮為什麼要御駕親征。
1449年6月17日，令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三路軍馬，且被授權“相機剿殺”。
6月30日，破天荒的開了左順門晚朝，令成國公朱勇在京挑選精銳45000人，由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等統領，其中3萬開赴大同，剩餘馳援宣府，以增強宣大防線。
7月2日，收到瓦剌“欲來犯邊，其勢甚眾”的情報，派遣給事中、御史往北部各邊鎮賞軍，同時，令兵部統計京營中馬匹情況，這說明，朱祁鎮此時已經開始積極備戰了。
7月11日，邊報再次傳來，虜寇分道南下，他們兵分四路：也先犯大同，右參將吳誥迎戰，在貓兒莊兵敗戰死；脫脫不花可汗略遼東；阿刺知院侵宣府，圍赤城；西路寇甘州，諸守將憑城據守 。
次日傳來更可怕的消息。
總兵官武進伯朱冕、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都督石亨率大同兵馬與也先在陽和城外擺開戰陣，結果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是唯一倖存的將領。
在這種情況下，英宗命鄖王朱祁鈺居守，然後在16日兵發京城。
可見，朱祁鎮的御駕親征絕非一時衝動做出的決定，當時的形勢，讓他覺得敵人已經是兵臨城下了，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大明朝的那幫文人卻龜縮在城內不出，朝廷更挑不出能擊敗瓦剌的統帥，朱祁鎮只能硬著頭皮出征，這樣雖然存在兇險，但至少可以給前敵將士打氣。
再看下讓王振身敗名裂的回軍路線。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這種錯誤的行軍路線被認為是明師敗績的根本原因。
但是近代史學家對此產生了疑問，《明英宗實錄》和《明史紀事本末》是研究明史的權威資料，但是關於土木堡之變的記載，裡面涉及的時間和地點存在多處謬誤。
到達大同後，郭登建議由紫荊關回京，遭到明英宗拒絕，從情理上講，二十幾萬大明銳士，一個瓦剌兵都沒有幹掉，就這麼回去了，傳出去不是令天下人恥笑？京城那幫官員定會嘲笑他朱祁鎮是“兵不血刃將軍”，幾十年後的明武宗就是這下場。
明英宗在白登（今山西大同）啟程後，向蔚州方向進發。為何？前幾天，陽和城外發生一場激戰，明軍全軍覆沒，幾萬將士尚曝屍荒野！此舉再次遭到大臣的拒絕，他們堅決要求速速回京。
這下徹底把朱祁鎮惹毛了，於是就有了兵部尚書鄺墊被責罰“令跪於草中，至暮方釋”的事情，但是，畢竟滿朝文臣上奏，或許是軍心已洩，朱祁鎮便同意回京。不過，住了一晚上後，朱祁鎮還是心有不甘，轉而向宣府進發，再度尋找瓦剌兵。
而王振為了挽回朱祁鎮的面子，只好出來頂缸，說是當初邀請聖駕去他家遊玩，才決定走蔚州的。那麼，現在又不去了，只好又改口說是怕踩了莊稼。實際上，能破壞多少？大不了賠付就是了，那樣的話，王振臉上不是更有光？
因此，保護莊稼的說法，明顯就是一個幌子，士大夫階層故意將其放大了而已。
朱祁鎮被俘後，在瓦剌軍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不意留在此。
朝臣的嘴比刀子還厲害，當時或許就已經開始傳言朱祁鎮率大軍出來目的就是遊山玩水。
土木堡之敗，其根源在於明朝的軍事制度出現問題了，這裡面涉及士卒，更和文武官員分不開，自始至終，文臣都在避戰自保，倒是朱祁鎮像個二愣子似的不斷尋找敵人。王振對此次戰敗負有責任，但不是全責，一股腦的把罪責全推到他一個人身上，顯然有失公允。
二、明英宗為何祭祀王振？
1、明英宗在某種程度上講，算是一個“好人”
朱祁鎮被俘後，他的生母孫太后想用財物將其贖回，因此發動宮中捐款，這其中最積極的就屬朱祁鎮的結髮妻子錢皇后了。她把身邊能變賣的都貢獻了出去。
錢皇后一度認為朱祁鎮之所以戰敗，很可能就是自己德行不夠，為彌補既往過失，她日夜在宮中焚香禱告，累了就直接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希望通過這種自殘來換取朱祁鎮的歸來。
沒過多久，她的一條腿就失去了知覺，有隻眼睛也哭瞎了。
一年後，當朱祁鎮回到宮內，發現那個曾經光彩照人的皇后變成了眼瞎腿瘸的樣子，幾乎肝腸寸斷，之後，兩人被關押在南宮。
為了生活的好一些，錢皇后閒暇時間就做點女紅，讓人拿到集市上去賣，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七年，直到朱祁鎮復辟為止。
當他重登大寶後，朱見深的生母周皇貴妃令蔣冕去遊說，錢皇后病廢之人，又無兒女，這樣的人怎麼能母儀天下？應該廢掉她。孫太后亦是支持。
朱祁鎮聞言大怒，直接把蔣冕貶斥，然後把這個患難與共的殘廢髮妻再度立為皇后。
不僅如此，前朝胡善祥同樣是因為沒有子嗣“無過被廢”，朱祁鎮恢復她的皇后尊號。
對於王振，亦是有感恩的因素。
根據王振自撰的《敕賜智化禪寺報恩之碑》記載，他早年進宮，深受“太宗文皇帝眷愛”，以至於朱棣給他破例“得遂問學”。後來他又去侍奉太子朱高熾，因其“小心敬慎”，被“委以腹心之任”。
朱高熾即位後，對其“屢加顯庸”，朱瞻基即位後因其“久在侍從”亦是“眷顧有加”。等朱祁鎮“能知書”後，明宣宗又“命近侍以經書勸上讀講”，這裡的“近侍”，指得就是王振。
從王振在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表現來看，可謂是“勤誠益至”，他也真正做到了“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糜所不至”。因此，明宣宗在駕崩前，“遂荷付託之”，這是何等信任。
朱祁鎮稱其為“先生”，客觀的說，王振在宣德及正統初年對朱祁鎮確實管教甚嚴。比如，《罪惟錄》就有如下記載：
宣德中，使侍太子講讀，太子雅敬憚之。
到了正統初年，朱祁鎮“嘗與小臣擊球，振至而止”，翌日，在書房中，王振跪奏：
先皇帝為一球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
朱祁鎮聞言“愧無所容”。三楊聞之，也不由讚歎宦官中居然還有這樣的人？應該說，此時王振的人品亦為三楊所折服。
兵困土木堡後，朱祁鎮的這位“先生”最終“以腹心扈從，將臣失律，並以陷沒，即引刀自刎”。
從王振入東宮侍奉朱祁鎮，一直到他身陷土木堡，這二十餘年，主僕可謂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果說為王振立廟僅僅是一種形式的話，那麼天順元年二月，英宗為王振還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對馬順進行平反，令其子馬升“世襲副千戶”，七月，英宗又“命故太監王振家屬在遼東鐵嶺衛充軍者，放回京衛充軍”。
明英宗的這一系列行為，很容易被人聯想為“感恩”姿態。
2、權力鬥爭的需要
明英宗剛登基的時候，不過是個七歲的孩子，他的祖母張太后肩負起大明重任，不過，張氏並不干政，她非常信任楊士奇、楊榮、楊溥（號為三楊），採取了“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的策略，此時的大明朝政幾乎被內閣把持。
站在朱祁鎮的角度，他自然不願意皇權被內閣限制，就採取了王振的“以嚴御下”策略。
正統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王驥等“議邊事，五日未奏”。王振抓住機會，“教上召驥，面責之”，曰：
卿等欺朕年幼耶！即日執驥，並（侍郎鄺）荃，下之獄。
沒過多久，張輔因“回奏稽延”，遭到彈劾，明英宗考慮到張輔年紀較大，便放過了他，不過，其餘那些“不舉奏”的科道官各杖二十。
正統三年七月，禮部尚書胡淡、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刑部尚書魏源、侍郎何文淵等接連下獄，魏源這哥兒們比較倒黴，被放出後沒幾個月，於當年十二月又被抓了進去。
其實，在朝臣看來，這是王振或者明英宗在找茬，但是，話說回來，他們的確自身存在問題，才讓人抓住了把柄，不然的話，王振怎麼可能做到“屢摭大臣過”。
在恩威並舉下，不少大夫開始依附王振。
徐唏因為“善結中官王振”，宣德十年九月，“假督工勞，超升之”，授兵部右侍郎，鎮守甘肅，“小人附宦官得顯擢始此”。
王佑貌美無須，王振感覺很奇怪，就問他你怎麼沒鬍子呢？
答曰：“公無須，兒子豈敢有須。”
在此影響下，都督同知沈清、山西布政使石璞、吏科都給事中張睿、吏科都給事中孟鑑、福建參政宋彰、光祿寺卿奈亨、鴻臚寺卿楊善......都因對王振極力奉承而升官，以至“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
從朱祁鎮登基到土木堡之變，其實整個決策都是由朱祁鎮自己決定的，王振不過是個具體操作人罷了。如果全面否定王振，其實就是否定自己過去的一切，這是明英宗無法接受的。
結語
當年，王振為了感恩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而建了智化寺，不成想，它年後這裡居然成了王振的家廟。二十餘年，這對主僕結下了深厚情誼，因其“賢勞”，以至“昕夕不忘”，王振的權力膨脹，表面是司禮監與內閣爭鬥，實質則是天子同大臣之間的權力再分配。縱觀正統一朝，王振所作所為確實達到了朱祁鎮的目的，因此，在其復辟後，無論是“君臣之義”還是“侍從之節”，為王振立廟祭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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