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在兩三個月的時間裡，新冠肺炎已經從地方性流行病迅速升級為全國性疫情，繼而又變成了全球性危機。由此引發的社會普遍恐慌情緒，恐怕是幾十年來未有的。
不久之前，張文宏醫生也以其一貫專業、理性的態度，勸告人們不必過度緊張，因為從感染後1-2%的死亡率來看，新冠病毒的“毒性”沒有當年的SARS強，其級別“真的很小”。這次的病死者主要是老年人等已有其它慢性基礎疾病的患者，但“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任的人，正確地做好了自身的防護，我認為感染的風險是極低的”。
我有一位朋友非常認可這樣的觀點，她很難理解為何人們會為一個小概率的風險惶惶不可終日，覺得只要做好防護，安心待著，就沒什麼大不了的。用她本人話說，“得乳腺癌比得新冠肺炎死亡的幾率高多了，也沒見到每個我這年齡段的健康女性天天擔憂自己得乳腺癌而死啊”。
這代表了一種理性的聲音，但
很多人之所以惶恐，也不是因為沒有理智，相反，這是人們在面對風險時的正常反應。我的一個飛行員朋友曾問：“車禍的發生概率和死亡人數遠比空難多，為何人們更怕坐飛機？”簡單地說，“概率”作為一個客觀而抽象的數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沒有多少意義，因為人們的情緒反應，往往取決於主觀上的風險判斷。更何況，概率再低，降臨到自己頭上都是100%。有時，哪怕你明知空難概率很低，卻還是會很害怕，因為“墜機而死屍骨無存”可以非常直觀地對人造成心理影響。相比起車禍，空難對很多人而言是“小概率、高風險”——也許你不太可能遇到，但一旦遇到就很難倖免。這樣的風險帶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在飛機上，命懸人手，不如在汽車上有掌控感和安全感。通俗地說，人最怕的可能並不是死，而是失去對生死的控制。人的心理很奇妙，有時知道自己難逃一死，反倒鎮定了，但如果不知道死亡會不會、會何時降臨到自己頭上，卻是最令人不安的。
這就好比戰爭爆發，如果是正規軍作戰，儘管前線參戰者會切身感受到恐怖，後方卻可能毫無感覺，所以才有“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說法；但如果是戰線不分明的恐怖襲擊，敵人也許人數極少、也無法造成正規軍作戰那麼大的傷亡，卻能把所有人都嚇得不敢出門，因為沒人知道會不會輪到自己——事實上，哪怕只是當地出了一個連環殺手，都能達到類似的威懾效果。
真正讓人害怕的，其實是伴隨著這種隱蔽性、突然性而來的不確定性。新冠肺炎之所以顯得那麼可怕，也是如此：它的致死率也許沒有癌症高，但癌症不會傳染，醫學對其已有更充分的瞭解，而且是可管控的。而新冠肺炎相對於其它疾病，帶有多重不確定性，一旦患病就難以控制，而且現在沒法有效醫治，是不是能自愈獲得免疫，好像完全是碰運氣的事，也不清楚“治癒”之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弔詭的是，正是因為它毒性不強，所以早期根本無法識別。患者往往在感染之後感覺不到，或是症狀輕微。“毒性強則傳播性弱，毒性弱則傳播性強”是病毒的一個特點。同樣是冠狀病毒，如果感染SARS，患者兩三天內就會出現較嚴重的症狀，基本無法出門，傳染範圍自然不強；新冠病毒卻相反，患者症狀較輕卻傳染力極強，以至於很多無症狀患者將病毒傳染給他人。
新冠病毒作為一種RNA病毒，比DNA病毒更原始、更不循常規，變異更快。所以，現有的檢測手段來不及全面檢測，有時甚至檢測不出來。有感染者多次檢測才確診，還有些患者明明已經“治癒”，出院後卻又復陽了。這些現象最讓人心神不寧——不妨試想，假如一種病毒的傳染性不強、一旦檢測就能測準、治好也不會再反覆，那麼就算其致死率比新冠高十倍，恐怕世人都不會這麼恐慌。
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冠病毒可以說是風險社會的“完美病毒”，它身上正體現出現代風險社會的諸多特徵。齊格蒙特·鮑曼曾在《尋找政治》一書中，用德語中的Unsicherheit一詞來總括當代風險社會中“最險惡且最令人痛心”的特徵，該詞包含三重意味：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在“上帝已死”的年代裡，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專家主宰的風險社會中，人們感到前途未卜，為未來小心翼翼，為安全而擔憂。如果說以前中國人還對這種心理難以感同身受，那麼在新冠疫情中，我們可都是切身體會到了。
經此一“疫”，對中國人而言，風險社會正式降臨了。這不僅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甚至將改變我們對風險、對未來的感知和預期。新冠疫情也極其生動地展現出“風險社會無國家邊界”的特徵，這不是一個切斷聯繫就能應對的危機，也不是“他們”的事，而是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正因此，才更需要所有國家、所有人放下隔閡，剋制住對集體行動可能帶來的風險的恐懼，更勇敢地直面它。
在這場疫情中，不同人群對待風險的反應迥然不同。相比起歐美人，哪怕是旅居當地的華人，往往也更快進入戰時心態，表現出一種對風險的高度敏感，但這有時又不無極端偏向：一有風吹草動，就迅速行動起來，堅壁清野，備戰備荒，甚至還有一種“為了活下去，我什麼都做得出來”的架勢。這究竟是反應過度，還是有先見之明，在多變的形勢下可能評價相去懸殊，但背後的一個心態卻是在中國社會中不時可見的：人們常常覺得，為了以防萬一，再過激的反應都不為過。
正因此，中國人常常無法理解歐、美、日國家的平靜，或者譏諷其為“佛系躺倒、無力管理、心大無腦”。日本自疫情爆發至今，仍然保持著社會生活大體不變，公共交通和大部分商業設施也依然正常運轉，在這種情況下，疫情同樣控制住了；相比起來，中國已經治癒了6萬感染者，湖北新增病例也已經歸零多日，然而日前各地還是有拒絕湖北大巴入境的事。這種非理性決策的根源是對病毒的恐懼，而不消除這一點，復工、復產、復學就始終無法落實，社會無法歸復正常運作。
冷靜下來看，也能發現，對新冠的恐慌其實是來源於不瞭解、不確定和不可控。當然，面對這樣數十年不遇的疫情，一時的恐慌在所難免，也是人之常情，但我們總會一點點更多瞭解、也更能管理這一風險。日本人之所以表現得那麼鎮定、剋制，與其歸結於某種“國民性”，倒不如說是因為它作為一個地震多發的島國，突發災害幾乎就是生活常態，因而有著完善的公共應急機制，國民也就不太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當然，要建立這樣一套機制絕非一蹴而就，但對個人而言，至少多瞭解一下相關的醫學常識和防護措施，也就會慢慢意識到，它其實真的沒那麼可怕。可理解、可控的事物，是不會讓我們害怕的，而這都需要藉助理性的認知。這也是我們人類有別於其他生物的地方，是我們在進化中勝出的終極技能——理性是個好東西，你值得擁有。
閱讀更多 南都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