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陶寺遗址聚落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之前，根据当时掌握的陶寺遗址考古资料，我们提出陶寺早期城址56万平方米；中期城址扩建，包括中期小城总计280万平方米；晚期城址包括宫殿区、观象台等被彻底平毁，普通遗迹和遗物的分布面积却可达300万平方米。于是我认为，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已失去了都城的地位，没有城墙、宫殿区、王级和大贵族墓葬，经过政治报复，陶寺晚期的政权很可能移出陶寺。陶寺遗址在晚期沦为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造成陶寺文化晚期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极可能是陶寺城址内部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之间的宿怨引导的阶级矛盾冲突[1]。
图一 IVFJT1~IVFJT3鸟瞰
然而，2011~2012年，我们通过大面积揭露，发现陶寺中期城址外北部一座大型夯土基址IVFJT1~IVFJT3（图一）。经过发掘基本确定，IVFJT1~IVFJT3基址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部分为中梁沟所破坏，北边缘东西残长28米，东北拐角明显，南北残宽至少48米，方向为北偏西45°左右，与城墙及宫殿基址ⅠFJT3方向一致。该夯土基址南部包含残存的陶寺文化早期基址夯土IVFJT1和部分残存的陶寺文化中期基址夯土IVFJT2板块。陶寺晚期的基址IVFJT3保存相对完整[2]，西北段台基外壁高于现存地表40厘米左右，是迄今发现陶寺夯土建筑基址唯一残留高于地表的台体。我根据该建筑基址所处多水环境，推测其功能为“泽中之方丘”，祭祀地祇之坛[3]。
2005年发掘资料显示，IVFJT2中期基址主体曾被陶寺晚期偏早的房子、窖穴打破，表明作为地坛，IVFJT2在陶寺晚期偏早阶段便被彻底破坏，祭坛功能丧失。但是陶寺晚期某个时段，地坛被重新修复扩建为IVFJT3，总面积约在1000平方米左右。而IVFJT3复被陶寺晚期偏晚的灰坑、窖穴、小房子和小墓葬打破，再次被彻底毁弃。
图二 陶寺宫殿区防御系统（沟墙）平面图
这使我想起2006年，为了找到陶寺宫殿区内中期核心建筑基址IFJT3的西北角，用探沟法在IFJT3基址的西北部，发现另一座夯土基址的部分遗迹，夯土质量很差，编号为IFJT4，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时代为陶寺晚期。当时我们全力寻找IFJT3的四至，同时疑惑IFJT4的时代判断可能有问题，便没有对IFJT4的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发掘追寻。而如今，结合城北IVFJT3“地坛”为陶寺晚期复建，使我开始对原来“陶寺文化晚期没有城墙、宫殿区、王级和大贵族墓葬”的认识产生怀疑。
2013~2014年度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对陶寺城址的聚落形态认识，有了重大突破。通过钻探与发掘，确认陶寺宫殿区外围存在沟墙防御体系（图二），可称之为“宫城”，并且早中晚三期兴废关系十分复杂（图三，表一）。
表一 陶寺宫殿区防御系统时代分期表
通过分析最新资料，我的初步认识是，陶寺文化早期，宫殿区确立之后，首先用堑壕将宫殿区围护起来，它们是Q15III、Q16II、Q10II、Q11II的沟底界面。使用一段时间后，随着早期城址外城Q8和Q9的建设，宫殿区堑壕被填平并夯筑起宫墙，它们是Q15III、Q16II、Q10II、Q11II沟槽内的夯土建筑（图三·1）。此时宫城出现，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建筑的方法是在底部填土1~2米厚，然后再打夯土。早期沟槽现存开口宽7~12米，个别残宽5米左右，底宽3.5~4米左右，残深1.5~5米左右，复原（到原始生土地表）深度8~9米左右。我推测早期宫殿区围壕开口原本通常在10米左右宽。
图三·1早期“宫城”沟墙示意图 图三·2 中期“宫城”城墙扩建示意图
图四 陶寺晚期小型墓地打破中期墙槽
宫殿区在陶寺中期继续沿用，但是在早期宫墙城墙Q15III、Q10II、Q11II原址上全面拓宽，成为Q15II、Q10I、Q11I（图三·2，表一）。现存开口宽度13~20米，个别处8米左右，底宽7~9米。基槽变浅，残深1~4米，复原深度2~4米。我推测原本开口宽度在20米左右。Q16II依然保留在地面未动（表一）。
陶寺中晚期之交，对宫城北墙Q15II和南墙Q16II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平毁。ITG32处成为小型墓地（图四）。而东墙Q10I和西墙Q11I似乎依然保留。
陶寺晚期偏晚某个阶段，宫城北墙Q15和南墙Q16被修复重建为Q15I和Q16I（图五）。基槽开口13~17米，比中期宫城基槽窄；深1.5~2米，比中期浅，基坑挖得浮皮潦草。此次重建不是孤立的事件，宫城内陶寺晚期夯土基址、城外西北大型方形夯土建筑IVFJT3均为陶寺晚期偏晚修筑的大型建筑。晚期宫城基槽内夯土质量与晚期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同样低劣。
图六 陶寺晚期偏晚墓葬破坏Q15I
但不久，陶寺晚期的宫城又被彻底平毁，在ITG32处沦为墓地（图六），其余地段均被陶寺晚期地层所叠压。
图七 ITG33Q4剖面
在判定晚期宫城城墙复建现象的同时，我们还通过解剖发现，陶寺外郭城北墙Q4没有早期阶段的（图七）。ITG33解剖处，Q4II夯土基槽为中期，Q4I为陶寺晚期。Q4I基槽被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与灰坑破坏严重，解剖沟中的残宽约20米左右，残余夯土最厚约0.5米，有些部位仅余0.1米左右。由于Q4其他段未发现同样晚期夯土遗存，所以一时难以判断是陶寺晚期外郭城墙基槽还是晚期夯土建筑恰好坐落在中期Q4的基础上。其下叠压IH117、IH118与房址IF18等陶寺晚期遗迹，打破Q4II夯土基础。假如今后进一步发掘证明ITG33段的Q4I是陶寺文化晚期的复建的外郭城，则表明陶寺晚期不仅重建了部分宫城城墙，还复建了一部分外郭城；假如证明Q4I就是晚期的一座夯土建筑，则其建筑规模也比较大，从而更说明陶寺晚期还复建过一些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从总体上看，陶寺文化早中期之间“宫城”城墙拓宽以及外郭城的扩建，比较容易理解为陶寺城址内部的人扩建行为。
然而，最令人费解的是ITG32段中期宫城北墙Q15II和晚期Q15III之间，宫墙-墓地-宫墙-墓地之间兴废和功能频繁的转换，全系陶寺城址内部居民所为，实在于理难通。更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对中期陶寺政权及其都城聚落实施政治报复的是一拨人，复建陶寺宫城、城北“地坛”的则是另一群人。后者秉承陶寺早中期城址的余脉，很可能是陶寺中期政权后裔在晚期偏晚时段的复辟，因而是陶寺本城人的可能性更大。前者作为后者的敌对势力，摧毁陶寺中期政权，对陶寺实施政治报复者很可能是外来人。
赵春燕博士对陶寺遗址出土人牙进行锶同位素分析认为[4]，陶寺晚期非本城出生人口即外来移民比例可占到75%和76.9%。博凯龄对陶寺出土动物骨骼做动物考古分析认为，陶寺晚期绵羊饲养（可能用于羊毛纺织业）显著增长，成为家畜饲养的主业[5]。绵羊饲养成为主业尤其是以羊毛纺织业为特色的生业方式，显然不是中原地区传统的生业方式，却是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或半游牧史前部族的传统生业方式。陶寺文化早中期一直以猪为家畜饲养的主业。陶寺晚期外来人猛增且占主导地位，与以羊毛纺织为目的的绵羊饲养激增，可以说是相辅相成，能够间接支持“陶寺晚期外来人对陶寺实施政治报复”的推测，并明显指证这些外来人来自西北或北方地区。这些超过70%的外来人，曾对陶寺遗址长期实际占有，并将自身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与陶寺遗址本地原有的陶寺早、中期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形成了陶寺晚期文化。
据我分析，陶寺文化核心器物组合为斝、扁壶、小口折肩罐、侈口折肩罐、浅腹盆、圜腹盆、深腹盆、豆、敛口折肩瓮、圈足瓮、圈足罐、鬲、甗。新出现的型式有侈口折肩罐，深腹盆，Bb型圈足罐，甗，鬹式鬲，肥足鬲，高直领单把鬲。其中肥足鬲、深腹盆、甗、鬹式鬲、高直领单把鬲、高直领双鋬鬲很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侈口折肩罐和Bb型圈足罐则是中期小口折肩罐的变异。肥足鬲（图七·1）显然是晋中杏花村四期无领双鋬鬲III式H7:3（图七·2）[6]与陶寺中期筒腹鬲（图七·3）结合的产物。高直领双鋬鬲（图七·5）明显受到杏花村四期薄唇有领双鋬鬲III式Y301：2（图七·6）影响[7]。深腹盆（图七·7）受到杏花村四期侈沿盆H110：1（图七·8）影响[8]。显然，陶寺文化晚期对陶寺都城聚落、社会政治造成巨大冲击、动荡与变革的势力，从考古学文化因素的角度考量，直接来自晋中杏花村四期类型遗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图七 陶寺文化晚期新出现文化因素与周边文化对比
1. 陶寺肥足鬲IH6:36 2.杏花村有领双鋬鬲H7:3 3.陶寺采集中期筒腹鬲
4. 石峁后阳湾W2出土矮领双鋬鬲 5.陶寺高直领鬲T404④:11 6.杏花村薄唇有领双鋬鬲Y301:2 7.陶寺深腹盆H428:101 8.杏花村深腹盆H110:1
正因如此，《晋中考古》在结语中，将陶寺文化按照双鋬鬲为判别标准，纳入了所谓“晋中V期类遗存”。该类遗存西起晋陕境内的黄河西岸汇入黄河的诸支流，北达阴山脚下，南至侯马、河津一带，东北深入洋河和桑干河，占据了整个冀西北，北京昌平是这一遗存分布的东部端点，可见它以汾河为中心，广布于黄土高原东半部。当然，内部也存在地域差别。典型遗址包括陶寺、白泥窑子、老虎山、朱开沟、黛山口、大口、石峁（图七·4）、筛子绫罗、岔沟等[9]。
韩建业先生将这类遗存归结为老虎山文化。他将龙山前期老虎山文化分为老虎山、游邀、永兴店三个类型；将龙山后期老虎山文化分为白草塔、筛子绫罗、游邀三个类型。白草塔类型包括石峁遗址，游邀类型包括杏花村遗址。晋南地区与此同时的是临汾盆地的陶寺晚期类型和运城盆地的三里桥类型。他认为，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朱开沟文化早期，包含了石峁遗存，是从当地老虎山文化白草塔类型发展来的[10]。韩建业总结道：“龙山前期该地区（指北方地区——笔者按）在变革的基础上开始活跃起来，对晋南、豫北冀南等地施加影响，但还不足以改变当地文化格局；龙山后期对西部以外的周围地区施加强烈影响，引起了相关地区文化格局的程度不同的变化和进一步的连锁反应。[11]”
不论考古学文化和类型具体如何划分，在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前后，内蒙南部、陕北、晋中、晋南，确实存在一个双鋬鬲文化圈。在陶寺文化中期，晋南地区原本具有庙底沟二期文化传统的陶寺文化，显然是被老虎山文化强行介入双鋬鬲文化因素，才被纳入这个双鋬鬲文化圈的。陶寺文化晚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诞生了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石峁城址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老虎山文化成为朱开沟文化，而且很可能彻底改变了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的都城地位与国家命运。
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的发现，似乎为寻找颠覆陶寺中期政权、摧毁陶寺中期都城、造成陶寺晚期社会动荡的策源地，提供了一些重大线索。
自2011年石峁遗址最终被考古确定为龙山末期至夏代城址以来，石峁城址纷至沓来的重大发现，不仅使其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也成为同时期唯一可势压陶寺城址的城址[12]。石峁城址与陶寺城址在许多方面的异同，很容易引导学者们关注二者之间微妙的关系。
首先，石峁遗址延续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大体与陶寺遗址延续年代相当。但是，石峁城址最辉煌的时段大约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之间，大约相当于陶寺文化中晚期。恰恰正值此时，陶寺文化被介入双鋬鬲而纳入石峁城址所代表的双鋬鬲文化圈，二者在文化上有了共性。无怪乎考察过陶寺和石峁的学者纷纷注意到“陶寺和石峁很像”。
第二，石峁城址也是座超大型的城址，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190万平方米，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图八）。陶寺中期城址大城（相当于石峁的内城）270万平方米，东南小城（相当于石峁的外城）10万平方米，总面积280万平方米，占地面积不及石峁，却是当时东亚第二大城址（良渚城址已经废弃）。
第三，石峁和陶寺城址的区块模式有类似之处。石峁的核心即“皇城台”，相当于陶寺城址的“宫城”。只不过石峁的皇城台是“台城”，利用周围的自然沟壑作为天然屏障，再将台城外壁削成阶梯状直壁，砌上包石，而不像陶寺宫城那样用夯土墙将宫城围起来。皇城台、内城、外城构成石峁城址的区块模式。宫城、大城、东南小城则构成陶寺中期城址的区块模式（图九）。石峁与陶寺所不同的是，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的营建，基本都是依山就势，城市形态具有山城特色，不甚规则。而陶寺中期城址除了东南小城形状似刀把外，宫城及大城均为圆角长方形，城市形态比较规整。
图八 石峁城址平面图（引自《山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7期，图二）
图九 陶寺城址平面图
第四，石峁与陶寺城址内的功能区划都比较明确。陶寺中期大城内宫城设置在中部偏北，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的东部，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大城东南部，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内西北部。郊天祭日的观象台和王族墓地设置在东南小城内，却位于大城外。“地坛”位于大城外西北部（图九）。石峁城址的功能区划除了皇城台相当于宫城外，内城范围的相对的独立的山峁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如普通居民区或墓葬区，疑似礼制建筑（祭坛）设置则设置在外城外。
第五，石峁城址与陶寺中期城址城门均有瓮城设置，不过石峁东北门的瓮城更加复杂，左右墩台和内外瓮城构成呈反“乙”字形的曲折通道，主门道内两侧设有门塾（图十）。陶寺中期城址北门瓮城仅为一个“C”形缺口（图十一）。无疑，石峁瓮城的军事防御能力更强。
图十 石峁外城东北门平面图 图十一 中梁沟陶寺中期大城北门航片
第六，石峁城址的城墙以片石砌筑为主，仅瓮城墩台、马面、角楼台基芯用夯土包石，夯土采用条形窄板块（图十），方法与陶寺城址小板块错缝夯筑颇为类似。而陶寺的城墙皆为夯土夯筑，没有包石。这是二者在城墙建筑技术上的差别。或许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不同的筑墙技术传统。陶寺遗址地处黄土塬上，黄土资源富足。石峁出于页岩山地，石料来源充足。
第七，石峁与陶寺的玉器在组合、器类、形制、玉料、素面、工艺等诸多方面，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两地出土的玉器，假如不注明出土地点，混在一起，很难区分出来。两地的玉器组合主要为钺、戚、刀、璧、牙璧、环、琮、圭。石峁有石家河文化玉鹦鹉，晚期有牙璋，陶寺不见；陶寺有玉璜、石家河文化玉兽面，石峁不见。两地玉料均以岫岩玉为主，器体较薄。均为片切割，管钻工艺，除石家河文化玉器外，均为素面，不加修饰。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在于部分玉器尤其玉钺的存在背景关系有很大不同。石峁部分玉钺插在城墙的石缝中（图十二），使用行为和目的匪夷所思。陶寺的玉器尤其是玉钺，主要出自贵族墓葬（或从贵族墓葬扰出），作为军权的象征。陶寺城墙地表以上部分荡然无存，不能完全排除在夯土墙体里插玉钺的可能性，但就目前所见陶寺城墙夯土基础里，从未见插玉器的现象。我们曾在陶寺观象台路沟的晚期堆积层（IIHG3）中，发现插在土里的玉钺（图十三）与几块磔狗构成存在背景关系，似与门道出疫、压胜瘟神巫术活动有关。以此类推，石峁石墙里嵌入的玉钺是否也有巫术功能？
图十二 石峁东门外瓮城墙内玉钺 图十三 陶寺观象台路沟废弃堆积
IIHG3出土玉钺
第八，石峁东北门门道内侧出土几何纹“壁画”（图十四），实际是门道内壁绘制的装饰纹样。陶寺宫城内曾经出土较多的刻花白灰墙皮（图十五），也有几何纹样者，是陶寺宫殿殿堂建筑外墙装饰。而陶寺宫殿的内墙，则有可能用蓝铜矿涂刷彩色墙裙（图十六）。
图十四 石峁壁画 图十五 陶寺宫城内 图十六 陶寺宫城内出土蓝
刻花墙皮 墙裙
第九，石峁和陶寺遗址晚期都有人头骨集中埋葬现象，人头骨均有被敲砸的迹象。所不同是，石峁的人头骨集中摆放，相对规矩，位置在东北门门道和城墙根下，头骨数量也较有规律（图十七），以女青年为主。陶寺晚期的人头骨集中出在宫殿区的垃圾坑里，以青壮年男性为主[13]，数量也无规律，丢弃比较随意（图十八）。如果说石峁人头骨有献祭城墙的功能，陶寺宫殿区破坏性垃圾坑的人头骨则是压胜巫术的功能，与祭祀无关。
图十七 石峁K2人颅骨遗迹 图十八 陶寺IHG8①人颅骨遗迹
第十，石峁城址出土较多石雕人面像，以皇城台出土最为集中。陶寺本无偶像崇拜传统，人面偶见于陶器柄部或鋬（图十九，图廿），可能受到石峁的影响。
图十九 陶寺出土人形甑鋬 图廿 陶寺出土人形器柄
综上分析，我认为造成陶寺遗址晚期失去都城地位、社会政治动荡的策源地很可能是石峁城址。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石峁人入侵陶寺城址并摧毁陶寺政权，对其实施政治报复。然而，陶寺文化晚期，石峁城址通过晋中的游邀类型（包括杏花村四期类型和离石、柳林四期[14]），对陶寺遗址进行挫败和监管，则是很有可能的。从文化面貌上看，老虎山文化晋中游邀类型（包括杏花村、离石、柳林四期）与石峁城址所属的老虎山文化白草塔类型更为相近，政治上有可能是同一个政体，其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在石峁城址。从政体的角度，我暂称之为“石峁集团”。
陶寺文化晚期，“石峁集团”对陶寺遗址实施占领和控制期间，难以看到有效的社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的遗存和线索。陶寺晚期，遗址内几乎每个灰坑里都有肢解的人骨。这样一个肆意践踏人的生存权的社会，一定是暴戾的、混乱的近乎“无政府”状态的悲惨世界。有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手段，便是放任本地居民内部矛盾与混乱形成内耗，瓦解本地人团结，使本地人始终处在散乱的弱势地位而寻求强势的外方仲裁管理。“石峁集团”对于陶寺的控制和管理似乎就是采取这样的谋略。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晚期，石器工业作坊在遗址内遍地开花[15]，早已突破陶寺中期大城西南手工业作坊区[16]的限制，与骨器生产一同突入宫城[17]。绵羊饲养及其羊毛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使得陶寺完全洗尽往日的帝都烟华，沦为“石峁集团”的经济殖民地。此时的陶寺原住民（陶寺文化早、中期城址土著居民的后裔），有可能全面沦为“石峁集团”的“工奴”或“农业生产奴隶”。
在陶寺晚期偏晚的某个时段，“石峁集团”可能一度失去对于陶寺遗址的控制。陶寺本地政权复辟一时，对宫城、宫殿、地坛等重要建筑进行了复建。但由于财力有限，建筑质量普遍很差。
陶寺晚期偏晚后段，陶寺遗址复辟政权昙花一现，很可能被缓过劲来的“石峁集团”再次消灭。陶寺本地的居民有可能被彻底迁移，从而导致陶寺遗址彻底废弃，并被人为强行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曾经惊世的辉煌文明被尘封，最初的“中国”被褫夺。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科技部“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之《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课题编号2013BAK08B04）子课题 “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的经费支持。
（原文发表于《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
[1] 何驽：《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141~155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2012年度陶寺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1月。60~63页。
[3]何驽：《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19~37页。
[4] 赵春燕，何驽：《陶寺遗址中晚期出土部分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第四纪研究》2014年1期。66~72页。
[5] 博凯龄（Katherine Brunson）：《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利用的变化个案探究——山西省龙山时代晚期陶寺遗址的动物研究》，《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29~182页。
[6]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88年。133~134页。图一0八·3。
[7]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88年。132页。图一0七·5。
[8]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88年。145页。图一一五·1。
[9]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88年。198~199页。
[10]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126~155页。
[11]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155页。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7期。15~24页。
[13]张雅军，何努，尹兴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和创伤》，《人类学学报》，第30卷第3期，2011年8月，P265-274。
[14]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88年。73~87页。
[15]翟少东，王晓毅，高江涛：《山西陶寺遗址石制品及相关遗迹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9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16]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1月。46~5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2012年度陶寺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1月。60~63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期。
严志斌：《陶寺文化石制品研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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