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百年(二)––东汉文人是怎样互相标榜和吹捧的?

书接上回。当士族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财富,而且可以不断的传承下去的时候,高居庙堂之高的汉桓帝坐不住了,他决定找个机会,狠狠的收拾一下这些日渐坐大的士族。而要整人,不仅需要有理由,还要有打手。理由其实很好找,文人喜欢结党,你们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块指点江山,弄得满朝文武都怕你们,这是要意欲何为啊?至于打手就更好找了,身边的宦官,无疑是不二人选。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要剖析这第一次党锢之祸,就先要初步了解一下汉桓帝这位总推手到底是何许人也。

三国百年(二)––东汉文人是怎样互相标榜和吹捧的?


一、汉桓帝其人

在历史上,桓帝的名声其实并不好,普遍认为他是个昏庸无能、败坏纲常的皇帝。但桓帝这个人,或许真的沉迷酒色,也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如果真的要深究细节,又有多少好皇帝能经得起这么推敲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又有谁是十全完人呢?他缺点不少,亮点怎么不说了呢?十五岁登基,大权被外戚梁冀把持十三年,最终依靠宦官集团的力量除掉梁冀,随后又在宦官和士族之间玩平衡玩到飞起,这样的人,是个蠢货?重用张奂、皇甫规、段颎(音“囧”)等三大名将(史称“凉州三明”),基本平定了长期困扰东汉王朝的羌患,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这样的人,能是昏君?

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党锢之祸得罪了士族,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应该能混个中等的守成之君。但是得罪了士人,那些有话语权的文人,他们会把你的缺点无限放大,优点无限缩小,直至骂成昏君。

桓帝并不是由太子之身登基的,他在登基之前,只是个普通的宗室成员,爵位连王爷都不是,仅仅被封为蠡吾侯(蠡吾是地名)。他的前任皇帝,是汉质帝,也是少年登位,由于不满大将军梁冀专权,说梁冀是“跋扈将军”,就被梁大将军毒死,死时年仅九岁。

桓帝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小蠡吾侯怎么就接了质帝的班呢?其实梁大将军和太后真的已经决定了,就由他来当皇帝,因为他在宫中没有根基,更容易摆布。而由于他出身于地方宗室,对于基层百姓的生活和整个东汉社会的运转的情况,其实了解的比以往那些深宫大院的皇子们要深得多。

他一即位,就被梁冀架空了整整十三年。十三年间,他暗中积蓄力量,最终在公元159年依靠五侯(单超等五大宦官)除掉了梁冀,但梁冀的垮台又导致宦官势力骤然膨胀。随后汉桓帝就借助士族削弱宦官力量,打压宦官。到公元165年,也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前一年,五侯势力基本被清洗完毕。五人中除三人已经去世外,剩下的左悺被桓帝逼死,具瑗免官忧郁而亡。朝野之中,各派势力达到基本平衡,桓帝的努力没有白费。然而好景不长,新的风暴马上就要出现。

三国百年(二)––东汉文人是怎样互相标榜和吹捧的?

二、第一次党锢之祸

(1)党人之议——两句诗

就在桓帝没做皇帝,还在安安稳稳的做个小侯爷的时候,他拜了一个叫周福的人作老师。后来在登基之后,桓帝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就把自己的老师周福提拔进宫做了尚书。但是呢,周福有个同乡叫房植,这时候官也做到河南尹(相当于首都洛阳的最高行政长官),周福本来的名声不如房植显赫,但是由于桓帝老师的身份,使得两人的名声基本齐平。于是两人的老家甘陵就流传了这样的两句童谣:“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这其实是在嘲讽周福是因为帝师之尊才身居高位。这还没完,两人的宾客还互相讥讽,彼此反目成仇,于是甘陵郡的文人,就因为两人分成了南北两派,每一派的人都朋比为党,有自己的意见领袖,就有了“党人”的称呼。这正是上一篇所说的那个道理,文人之间,既彼此相轻,又臭味相投。

(2)党人壮大——四句诗和三句诗。

就在两句诗之后,当时的汝南郡太守名叫宗资(老家南阳),他任用名士范滂作为功曹,虽然宗资作为上级,但是他却将政事委托给范滂,自己只管审阅签批即可(简称:画诺,就是在文件上圈个圈);与此同时,南阳太守成瑨(老家弘农)也照葫芦画瓢,把政事委托给名士岑晊(音“志”),自己就管动动嘴皮子表示同意(简称:坐啸,就是嘴上同意)。这也就有了四句诗:“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岑晊),弘农成瑨但坐啸。”意思是,范滂和岑晊虽然名义是功曹,但实际确是真正的太守。至于两位太守宗资和成瑨,只需要看文件和肯定功曹的政绩就可以了。这样以来,四个人都收获了美名。两位太守收获了爱才、惜才、任才、用才的美名,两位功曹收获了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美名。由此,文人们的互相吹捧继续发酵,传入太学。

那时首都洛阳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以郭泰、贾彪等为首。他们与当时的士族的代表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同样互相吹捧、彼此抬举,于是又有了三句诗:“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看看这些称呼:“天下楷模”“不畏强御”“天下俊秀”,这些人难道就真的这么伟大?难道不是互相吹捧?至此,党人的名声天下皆知,由于他们能抨击外戚和宦官,又有知识,所以老百姓都认为,这些人是代表正义的名士,从而对他们形成一种心理的认同感。

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李膺,李膺早年间率军驻守边疆,颇有战功。后来成为东汉名臣,名满天下,成为很多士人的精神偶像。根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时天下的后生,都以见李膺一面为荣,甚至认为被他接见是自己莫大的功德,因为被接见,自己的名声也很快就可以传遍四海,进而就可以鲤鱼跃龙门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后进之士,有升其(李膺)堂者,皆以为登龙门。)比如上一段提到的那个郭泰,在李膺接见他并和他成为朋友之后,就“名震京师”,他在返乡的时候,京城的文人都来送他,光马车就达数千辆,李膺的名望,可见一斑。

但这些文人名士们借助整个清流团体的力量,使自己的名声不断扩大,又带动整个清流集团的名声扩大,其用意,指向了上一章所提到的东汉选官制度——征辟制和察举制。有了名望就可能被朝廷征召,集团行动就可以给地方官员压力让他们举荐,背后的核心,还是集团利益以及其个人的利益。但是这就导致,东汉朝廷的体系运作和人心向背,其实已经不是东汉朝廷所能完全控制,老百姓的民意,开始被这些清流们所左右,而且极有可能以民意裹挟政府,从而进一步获取政治利益。

(3)党锢事发——谁正谁邪?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主要事件有四个,可以概括为“四件事”,当然其他的事件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主要就是这四件事。

事件1:公元165年,宫中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时任职野王县令,贪财暴虐,但是由于害怕官拜司隶校尉(司隶是地名,汉朝十三州之一,司隶校尉相当于整个首都地区的军事主官和政法系统主官)的李膺,于是跑到了自己兄长张让家中,躲进了柱子里,想以此躲避风头。李膺知道这个情况后,在没有向皇帝请示的情况下,立即带人到了张让家中,打破柱子,带走了张朔,随即杀掉。汉桓帝不满,诘问李膺,李膺用了孔子任职司寇七天就敢诛杀大臣的事情加以反驳,反而弄得桓帝没有面子。而且这次执法之后,皇帝左右的宦官都开始害怕李膺,但是这却犯了君主的大忌,因为皇帝身边的宦官不同于其他臣子,宦官们只能害怕自己。

事件2:公元166年,当时宛城(隶属于南阳)有个富豪,叫张汎(音“范”),和太监有利益输送,于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坐啸”太守成瑨以及功曹岑晊等人将张汎抓了起来,在朝廷已经颁布大赦令要求大赦天下的情况下,依旧将张汎杀掉,并且还滥杀无辜,宗族宾客被株连了二百多人(宗族宾客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要死二百多人?),以此来打造自己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清名。然而,这一举得罪了皇帝,你无视朝廷的大赦令,是打皇帝的脸;你株连宾客,这叫滥杀无辜。

你拿着无辜人的鲜血、打着皇帝老子的脸面,来弘扬自己的名声?你既然这么不懂规矩,后面皇权会叫你知道什么是规矩,很快,成瑨等人死在了狱中。

事件3:成瑨等人因罪下狱之后,被称为“不畏强御”的陈蕃站了出来,他上书为成瑨等人求情,而且在书中再次提及宦官是小人,而桓帝被小人所迷惑。暗指桓帝是个被人蛊惑的糊涂蛋,此举引起宦官集团的不满,为日后自己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事件4:还是公元166年,河内有个术士,叫张成,会占卜,并和宦官们交好,而且占卜之术颇精,皇帝也很喜欢。他推测出朝廷马上会颁布大赦令,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去杀了一个人(应该是仇人),然后等着大赦令的到来。结果在朝廷已经颁布大赦令的情况下,李膺依旧把张成的儿子处以死刑。再次打了皇帝的脸。

张成的侄子立即上书,说李膺等人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早就对士族党人忍无可忍的汉桓帝逮着这个机会,立即借题发挥,逮捕李膺等党人二百多人,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陈蕃多次上书进谏,而汉桓帝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怎么可能会放过?再说你陈蕃就是党人头目之一,你以为桓帝不知道?结果桓帝不但不听,反而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佳而将其罢免。

转眼到了167年,国丈窦武等人再次向桓帝上书,为党人求情,此时桓帝其实也不想下杀手,因为要下杀手早就可以下。正好李膺等人在狱中供出,有些宦官的族人和子侄也是党人之一,因为年轻人都好清名,这也很正常,这使得宦官开始恐慌,宦官便纷纷进言,说大赦天下的时机已到。于是桓帝在平衡利弊之后,在这年的6月,将党人赦免,但是打回原籍,禁锢终身,永远不得做官,是为第一次党锢之祸。这样做,既给了皇后面子,又给了国丈面子,又给了宦官恩惠,还对党人以及士族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没有大开杀戒,一举多得,不可谓不高明。所以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汉桓帝真不是什么昏君,反而智商情商都很高,是个聪明人。

三、生前身后

还有一点请注意,这一年的12月,桓帝就去世了,也就是说在6月份赦免党人但是禁锢终身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距离去世就剩半年的时间。更要命的是,他没有子嗣。他这样做,其实是在给后面的继任者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治政环境。

在东汉政局的三大势力之中,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外戚势力在梁冀死后,已经无法独断朝纲,桓帝留下的外戚窦武,虽然具备党人和外戚的双重身份,但并不具备当年梁冀那样的实力;士族势力,经过党锢之祸,已经受到打击,短时间兴不起什么风浪;宦官势力,则是皇权的忠实守护者,他们只能依附皇权而存在,离开皇权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在新君即位之后,起码不会像他一样,再做十三年的傀儡皇帝。而且窦武辅政,肯定会给党人平反,解除禁锢以平衡宦官集团可能会出现的膨胀,这样新君还能获得党人的好感,容易站稳脚跟,东汉王朝也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风浪。然而,世事岂能尽如心意?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桓帝死后,12岁的地方宗室刘宏入朝登基,是为汉灵帝。和桓帝一样,这又是一位少年天子。然而,皇帝年幼必定导致皇权衰落,辅政的外戚窦武联合陈蕃等人,给党人纷纷平了反,解除了禁锢,党人们得以重返朝堂。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当皇权出现衰落且不足以形成绝对优势的时候,下面的势力会把斗争的程度搞得更加惨烈。很快,第二次党锢之后又来了,这一次,注定比上一次牵扯的人更多,而且还伴随着杀戮和鲜血。

第二次党锢之祸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三国百年(二)––东汉文人是怎样互相标榜和吹捧的?

钱 穆《国史大纲》(第九章、第十章)

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三十一章)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四十八)

范 晔《后汉书》(《孝桓帝纪》《党锢列传》《宦官列传》《郭符许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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