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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召開“疫情衝擊下的產業發展”專家網絡座談會。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出席表示，到2025年，如果消費率進一步提升到60%左右，中國至少還有25-30萬億元的消費增長空間。
遲福林表示，疫情衝擊造成一段時間內產品、服務或生產要素的供給減少甚至中斷。另外，疫情嚴重衝擊消費需求，2020年1-2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20.5%。同時，傳統產業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2020年1-2月，我國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但是，疫情催生和促進了新型產業和業態的發展，加快了相關行業從線下向線上的轉移進程。
“疫情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重大風險隱患之一是加大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遲福林指出，近年來，全球上下游產業鏈及產業鏈各環節間的聯繫日益增強，2017年，中國芯片對外依存度達到70.67%，大豆對外依存度超過80%；2018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2%，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3%。
遲福林認為，應對疫情衝擊下的產業鏈變局，有效防範全球產業鏈切割和供應鏈節點重新佈局可能帶來的風險，已經成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大任務。
遲福林強調，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當前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仍在持續較快推進。未來10年左右，我國的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
“當前基於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疫情衝擊下產業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遲福林認為，“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 2019年我國GDP規模接近100萬億元，消費率預計為54%-55%，消費規模約為54-55萬億元。到2025年，如果消費率進一步提升到60%左右，至少還有25-30萬億元的消費增長空間。”
遲福林還建議，加快推進以土地等為重點的要素市場化改革。他表示，有研究表明，農村承包耕地流轉每年將撬動1.3萬億元資金；如果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建設用地可能釋放上百萬億元的資金需求。
以下為演講精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對各國產業發展帶來明顯衝擊和嚴峻挑戰。當前，我國經濟轉型與經濟結構調整正處於重要階段，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比較突出，疫情對產業發展的衝擊，加大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在這個特定背景下，重在加快推進基於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
這裡，簡要地提出以下幾點判斷與各位交流討論。
一、疫情對經濟增長的衝擊可能是短期的，但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1.疫情對產業發展的供給和需求產生雙重衝擊。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對正常的世界經濟循環造成衝擊，所產生的短期效應已超越以往任何一種內生性的、擾動性的衝擊。例如，疫情嚴重衝擊產業發展的供應鏈，造成一段時間內產品、服務或生產要素的供給減少甚至中斷。另外，疫情嚴重衝擊消費需求。2020年1-2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20.5%。應當說，疫情導致產業鏈的暫時中斷和市場需求的短期抑制，對短期內經濟增長的衝擊是相當嚴峻的。雖然不同機構對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不同，但均大幅下調了增長預期。
2.疫情給產業發展帶來巨大的結構性壓力。一方面，傳統產業在疫情中受到嚴重衝擊。如2020年1-2月，我國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一方面，疫情催生和促進了某些新型產業和新型業態的發展。2月份，愛奇藝、芒果TV和騰訊視頻會員數量環比分別增長了1079%、708%和319%。
再例如，雲娛樂、雲直播、雲看展等新業態用戶高漲，各地博物館推出了2000餘項網上展覽，春節期間總瀏覽量超過50億人次，眾多5A級景區開闢了線上遊覽功能。
總體上看，疫情加快了相關行業從線下向線上的轉移進程。需要高度關注的是，由於經濟下行等因素疊加，疫情對產業結構調整的衝擊更為深刻、更為嚴峻，某些結構性矛盾有可能進一步加大。
3.將短期經濟政策支持與中長期結構調整有機結合。應對疫情衝擊，要以穩增長、調結構為指向，重視具有基礎性、先導性、戰略性、引領性的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
第一,堅持底線思維，穩定和保障基本生產秩序和基本生活相關產業的正常運行，如吃穿、醫療、防護物資、住行等。
第二，大力發展現代公共服務業尤其是健康醫療服務業，規劃建設重大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第三，促進信息通訊、線上教育、智慧物流等依託於互聯網的數字產業發展。
二、全球供給鏈重塑對產業發展將帶來嚴重衝擊，但對我國基於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會形成重大推動力
1.產業結構調整要高度關注疫情對全球供給鏈的嚴重衝擊以及帶來的產業安全隱患。
在經濟全球化形勢複雜變化的特定背景下，上下游產業鏈、產業鏈各環節間的聯繫日益增強。2017年，中國芯片對外依存度達到70.67%，大豆對外依存度超過80%；2018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2%，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3%。
疫情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重大風險隱患之一是加大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有的發達國家力圖重建已放棄的某些產業，如最近日本政府要求其海外製造企業回遷本國；美加墨新貿易協定（USMCA）試圖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把三國製造的汽車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
應對疫情衝擊下的產業鏈變局，有效防範全球產業鏈切割和供應鏈節點重新佈局可能帶來的風險，已經成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大任務。
2.產業結構調整要以內需為導向，與經濟轉型升級的中長期趨勢相適應。我們說，儘管受疫情嚴重衝擊，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迴旋餘地大等特徵突出。
目前，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仍在持續較快推進。在產業結構上，2018年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等“三新”產業佔比為16.1%，預計“十四五”將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未來10年左右，我國的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
基於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疫情衝擊下產業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是經濟基本面仍然看好的最大底氣。
3.基於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產業發展的獨特優勢。穩增長最重要的是穩內需,這是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主要著力點。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面對疫情對產業發展的嚴重衝擊，基於擴大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某些方面的突出優勢。
例如，2019年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9.0%，其中，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為57.8%。2019年我國GDP規模接近100萬億元，消費率預計為54%-55%，消費規模約為54-55萬億元。到2025年，如果消費率進一步提升到60%左右，至少還有25-30萬億元的消費增長空間。
三、產業結構調整需要經濟政策的刺激，但更需要以結構性改革形成新動力、激發新活力
1.以競爭政策為基礎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例如，以競爭政策形成優化營商環境的基礎制度，統領和調整其他相關政策。應當說，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比如，民營經濟貢獻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但民營企業獲得的融資僅佔企業融資總額的20%，且融資成本高於國有企業1.5-2.5個百分點。
這就需要在服務業為重點的相關領域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用市場的活力激發服務業發展的潛力，用產業結構調整破解某些服務型消費“有需求、缺供給”的突出矛盾。
2.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動力。第一，鼓勵創新創業，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在疫情衝擊下，對中小企業採取特殊扶持政策極為重要。與此同時，更需要加快優化制度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激發中小企業發展的活力，釋放創新創業的潛力。適應信息化的大趨勢，尤其需要加快推進數字化進程，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新創業的數字化發展環境。
第二，加快推進以土地等為重點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有研究表明，農村承包耕地流轉每年將撬動1.3萬億元資金[11]；如果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建設用地可能釋放上百萬億元的資金需求。農村宅基地是一塊巨大的“沉睡資產”，在宅基地等重大制度改革上實質性突破，將加快盤活這塊資產，顯著提升資產配置效率，加快農村產業發展。
為此，要真正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在嚴格土地規劃和嚴格用途管制下，儘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市場交易制度。
3.以推動市場開放增強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動力。例如，面對疫情對服務業的巨大沖擊，要加快推動服務業市場開放進程,儘快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服務市場價格，儘快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這些年來，由於服務業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進程加快，服務業領域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2012-2018年，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由19.8萬億元增長到37.5萬億元，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54.3%提高到59%。如果加大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力度，服務業領域的投資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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