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曾指出，君主专制政体是最难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在君主专制国家，励精图治的君主会同时遭到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双重攻击，保守派希望完全保持旧制度，激进派则希望更进一步，建立没有国王的共和制，推行现代化的君主除了自己亲近的一小撮臣子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值得信任的人，君主只要一招不慎，改革就会彻底失败，甚至自己也会被压上断头台。

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波旁法国、俄罗斯帝国、伊朗王国还是清王朝，他们都希望能在王权和现代化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他们寄希望于建立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既享受现代化的好处，又能保证君主的王位。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现代化改革取得了进展，但立宪的努力却完全失败，现代化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王权的坍塌。君主专制国家中，除了泰国这样的特例，鲜有成员可以幸免。

（尼古拉二世锐意进行改革，但最终身首异处）

虽然大部分君主专制国家的立宪努力都失败了，但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奥斯曼帝国崩塌后，留下了一个步入新时代的土耳其，路易十六灭亡时，法国已经废除了一切特权，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沙皇覆灭前，俄国已完成了斯托雷平改革，并进行了部分工业化，巴列维王朝覆灭时，伊朗已是城市人口占50%的准现代化国家。唯有清朝，现代化的成果几乎不值一提，在清王朝覆灭前夕，中国仍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文盲占大多数，饿殍遍地，饱受外国凌辱的弱小国家。

纵观这些国家，唯有清朝是最保守最顽固的，鸦片战争之后50多年，才出现改革专制体制的戊戌变法，而直到庚子国变后，清朝中央才开始旨在立宪的清末新政。即使与同时期的君主专制国家相比，清朝的保守愚昧也令人瞠目。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原因在于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几百万的满人统治者4亿汉人，一旦进行现代化改革，满人几乎必然丧失特权地位。纵观清末的改革历程，满汉冲突一直是一条鲜明的主线，主张改革的大部分都是汉人，主张保守的几乎全是满人，而庚子国变，更是一场满洲反动势力鼓动民粹造成的巨大外交灾难，正是满人对于特权地位丧失的担忧使得中国的君主立宪逐渐化为了泡影，失望至极的汉人，只能投靠孙中山，以一场民族革命的方式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一、庚子国变中的满汉站队

清朝末期的改革中，一直存在着满汉冲突，基本上是改革派汉人多，而保守派满人多，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是由汉族士绅所主导。满人中除了恭亲王奕䜣，鲜有人知晓外部世界和改革的必要性。在起初，慈禧对于改革的立场是中立的，但戊戌变法后，慈禧感受到变法已经威胁到了她和满洲亲贵的利益，因此在扑灭变法后，她对朝廷展开了大换血，汉族的士绅，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还是李鸿章这样的洋务派，都被贬黜，取而代之的是一大串满洲亲贵。慈禧任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爱新觉罗和满洲亲贵的天下。

虽然满洲亲贵们在政治上可靠，但在水平上极端不足，无论是荣禄、还是庆亲王、端亲王还是军机大臣刚毅，都对外务一窍不通，其中刚毅更是极端的无知。当时北方大旱，加上洋教徒鱼肉乡里，民众组织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反对一切和洋字沾边的玩意，号称要扶清灭洋。对于民粹式的义和团运动，朝廷不仅不镇压，刚毅还把义和团请到北京表演刀枪不入。

最终义和团的无法无天招来了大祸，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而慈禧更是疯狂的向11国宣战，并号召各省帮助义和团抗击洋人。在这条命令下，满汉之间第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满洲亲贵们积极备战对抗洋人，而汉族军阀则大都冷眼旁观，这种满汉分歧的典型就是东南户保条约。

面对慈禧的旨意，广东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汉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不仅不奉令，反而一致否认旨意的有效性，认为向11国宣战的命令太过荒谬，拒绝承认其为正式的皇家旨意。他们不仅不北上抗击洋人，反而封锁了慈禧让他们协助义和团的命令。

张之洞更是把慈禧的旨意曲解为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人。在盛宣怀的建议下，张之洞和刘坤一与上海的外国领事达成一项非正式协定，即他们两个总督将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人不受伤害，作为回报，列强的军队则不能进入他们的领土。此项保证即为东南互保条约，袁世凯和李鸿章之后也同意了这一协议。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首都正在被敌人洗劫，而他的地方官员却已私自和侵略者签订了协议以图自保。

汉族军阀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实际上表明了他们与满洲亲贵的巨大矛盾，在他们眼中，他们不应为慈禧和满人的愚蠢买单，他们更需要保护自己的地盘，满汉分歧之大，在庚子国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实际上整个庚子国变，一直是义和团和一小撮满洲亲贵在和洋人战斗，而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即汉族军阀的部队，根本未参战，没有人愿意为慈禧和满洲亲贵的愚蠢买单，这完全是慈禧的咎由自取。汉族的军阀们，乐意看见反对自己的满洲亲贵一一被洋人处决，从而借洋人的手杀掉一批反对派。这种满汉之间的隔阂使得清朝不可能调动全国的力量去抵制一场侵略。

二、皇族内阁彻底摧毁了汉人精英的忠诚

庚子国变的巨大浩劫终于让顽固的慈禧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加上孙中山在海外一直宣称要结束清朝的统治，这让慈禧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她明白如果不立宪，那么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就会成为大众的选项，两害之下只能取其轻。清末新政由此开始。新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力度甚至比维新变法还要大。新政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培养了新军，废除了科举，建立了新式学校，但在关键问题的改革上，依然陷入了瓶颈。

新政的计划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即在保证大清皇帝万世不易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放权和改革，通过设立议会，制定宪法让清朝摆脱专制的污名，建立一个广泛吸纳社会精英，更为廉洁的体制。虽然君主立宪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满人和汉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慈禧希望借由立宪安抚民意，打击孙中山，延续清朝的统治。满洲亲贵则把它看作是实行集权和把汉人排除出核心集团的机会，进而攫取各省汉人总督的权力。 而汉人士绅想的则是通过立宪扩大汉人在议会和内阁中的比例，加大他们的话语权。表面上，满人汉人都希望立宪，但他们的诉求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满人把立宪当做反汉的工具，汉人则把立宪当做摆脱满人专政的机会。

正是这种根本的矛盾，使得之后的立宪阻力重重，慈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满洲亲贵的利益，因为他们是一家人，而汉人终究是外人。1906 年 11 月 7 日，朝廷签署了一项改革官制的法令，把六部扩大为十一部，同时，机构的领导人大都是满人，汉人在政府高层中的比例不足1/3，满汉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

在各地方政府中，满人的权力也得到了巩固。

慈禧太后死后，载沣和隆裕太后继续这种方针，大量任用满洲亲贵，将汉族士绅边缘化，1911年5月8日组织的内阁，13个任命者中有8个满人，一个蒙古人，而只有汉族人，汉人作为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比例居然如此至少，这引起了汉人的极大不满，当省咨议局反对皇室主宰内阁时，朝廷尖锐地提醒他们，皇帝对委任权的绝对控制是宪法中名列的，他们无权质疑。这种蛮横愈发使汉人意识到所谓立宪只是满人的立宪，获得权力的也仅是满洲亲贵，汉人依然被放逐在权力体系之外。

三、少数民族政权的困境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瞬间动摇清朝的统治，不是由于孙中山有多强大，而是清朝自己摧毁了统治的根基，愤怒的汉族士绅，只需要某人打响第一枪，他们就会群起响应。清朝的灭亡，实际上彰显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困境。

清朝虽然表面上进行汉化，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谋求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性，历史告诉清朝，要想长期维持少数人的统治，既不能一味的排除汉人，但也不能过分亲近汉人。蒙古人因为一味排除汉人，仅仅90年就被赶出了中原，而鲜卑人一味进行全盘汉化，很快就消失在了汉人之中，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满人吸取了教训，因此他们既用汉人，但又打压汉人，清朝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长期遏制满汉通婚，并强调满人吃白肉，善于弓马骑射的传统，都是为了保障满人的独特性，以此让满人不至于被汉人的汪洋大海淹没。

清朝本质上，依然是一个维护满洲亲贵的国家，历代清朝皇帝，都是满臣汉臣各办，彼此钳制，但总体上，皇帝用汉人是因为能力，用满人则是因为忠诚，相比之下，后者无疑才是皇帝真正信任的对象。如果没有洋人的入侵，在常规的轨道下，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本可以长期延续下去，但是洋人入侵后，内忧外患，面对巨大的危机，皇帝不得不大量重用汉族士绅。

一个太平天国之乱，就培养出了无数尾大不掉的汉族地方势力，在庚子国变中，汉族军阀更是公然抗命，不但拒绝支援朝廷，反而擅自和洋人签订东南互保，这种汉人士绅做大的情境让满洲亲贵们感到了恐慌。清末新政，朝廷如此明显的在数量上倾斜满人不仅不能体现清朝的控制力强大，反而是清朝统治陷入危机的表现。满人的统治如此岌岌可危，以至于要通过明目张胆的排挤汉人来实现。

（巴列维那样幅度极大的改革，不可能在清朝发生）

这种满汉冲突是清朝无法摆脱的矛盾，正是这种民族间的提防使得清朝的现代化改革左右为难，不改被洋人羞辱，改革，会让汉族壮大，满族的权力越来越少，最终大概率还是丧失特权。相比之下，法国国王，伊朗国王，俄国沙皇，都是主体民族的成员，他们的合法性无疑要高于清朝皇帝，他们不会有这种民族上的顾虑。所以改革的力度会大些。这种少数民族政权的原罪使得清朝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巨大的冒险，每一个前进都有可能导致巨大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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