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太郎

不知道大家可曾對如今故宮博物院中所藏有的一對清代乾隆年間的掐絲琺琅冰箱有沒有過了解。這對掐絲琺琅冰箱可以算做是中國古代最為先進的避暑製冷工具了。我想它的出現也正是順應了清代乾隆八年的“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的需求才得以產生的吧。清代乾隆八年的“那個夏天”尤其是那年的三伏天，可以說的確是熱到了極致，熱出了新高度，要是將當下人類放置於那個夏天的話，恐怕人人皆為“聞之色變”。

也許在今人看來，伴隨著全球變暖，現在的夏天高溫是一年更比一年強，簡直讓人熱的受不了，但是就算是拿現代的夏天去相比較乾隆八年的夏天的話，恐怕還是會稍為遜色一些的。那年正是令清人談之色變、最為恐懼的公元1743年。那麼當天的夏天究竟熱到了什麼程度呢？根據如今的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主任、氣候變化研究首席專家張德二通過研究換算，在公元1743年7月20～25日的氣溫高度，平均值論高於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地表溫度高達近乎65℃。

我們再來相較於乾隆八年最高溫度，再來看看全國最熱城市——重慶的有史以來最高溫度。2014年6月18日，重慶主城區最高溫達到42.7℃，創下1951年重慶有氣象記錄以來當天最熱的記錄。早在1953年的時侯，重慶便以41℃的最高氣溫打破歷史同期記錄。當時地表溫度逼近60℃，被陽光直曬的空氣高達50℃。但是42.7℃的高溫相比之下，還是略遜於乾隆八年的44.4℃。由此可以想象，那個夏天究竟有多熱啊！

根據《續東華錄》記載：“六月丙辰，京師威暑。”同治年間的《續天津縣誌》對那年夏天進行了記載：“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看來有的人已經到了熱死的程度了。

《浮山縣誌》記載：“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青城縣誌》）亦記載：“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根據《清史稿》中對於北京城在六月丙辰（7月25日）的統計數據，當日北京城中熱死的人數高達11400人，其中大多數為平民，一部分人為富豪子弟（多為胖人）。

2016年，印度最高溫度達43℃，當日便有500人左右喪身高溫之中。由此看來，乾隆八年的那年夏天，44.4℃的高溫，熱死那麼多人實在是情理之中。後世學者也都在對當時的駭人溫度進行過深度調查，畢竟那種高程度的溫度在歷史上出現過，我們也要防患於未然啊！如今我們有風扇、有空調，還有何種冷飲食物，但是古人在科技尚不發達的條件下，又遭遇如此高溫，真的難以想象他們當時如何面對的，難道就只有坐以待斃嗎？

小鎮月明

夏天過了，進入初秋，雖然中午的氣溫還是那麼高，但傍晚就有絲絲涼風吹來。晚上就涼快多了，不用開空調就能過去，甚至一不小心就會著涼。但對於剛剛過去的夏天，對於肆虐的伏老虎，我們還是記憶猶新，心有餘悸。

對於夏天的酷熱，每個人都感同身受。網上流傳過不少關於天熱的段子。

爸爸：乖兒子，不用去外面，我們在家裡吃。

小明：爸爸你又騙我，在家怎麼吃？

爸爸：咱家陽臺上。剛才的小狗毛都烤焦了，等會我們把孜然和鹽巴跟味精撒上去，一會烤狗肉就好了。

伏天的時候，“哪涼快哪待著去”就不再是罵人的話，那就是濃濃的關懷了。

不過幸好現代人有空調，有風扇，伏老虎再厲害也不怕，我們戰不過總還躲得過。

錯了，古代比現在還熱，那時候的太陽公公脾氣更火爆，一言不和就發威。

我們一定熟悉水滸傳裡的那兩句詩：“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田裡的禾苗裡都枯焦了，你說熱不熱？

如果說，施耐庵的在水滸裡寫的詩有藝術的誇張，乾坤爺的詩就是寫真了。

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展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乾隆爺的這首詩的意思是說，朕雖然在宮裡還算過得去，但放不下在烈日炙烤下黎民百姓，朕心疼他們呢。

那一刻，乾隆還真不是裝，也不是矯情，因為北京正經歷著一場少見的高溫。

那時候，京城也流行著關於酷暑段子：

乾隆的嬪妃突然集體求見皇帝說，陛下，求您把俺打進冷宮吧，臣妾熱得實在受不了了。

還有一則：

看過【竇娥冤】之後，大家久久不肯離去，一起跪倒在地：大老爺，再演一遍吧，涼快一會是一會。

可段子只是一種藝術誇張，和事實總會有出入。那麼，乾隆的時期那個最熱的夏天，真實情況又是什麼樣呢？

那個夏天到底熱到什麼程度？

整個三伏天，持續到40攝氏度的高溫有20多天，其中還有一週最高溫度達到了44.2度。

有三大火爐之稱在武漢，一年中最熱的七月，日平均最高溫度是32度，七月的最高歷史溫度是39.2度。而同樣有中國三大火爐之稱的重慶七月份日平均溫度是34度，七月的歷史最高氣溫41度。

我們在前些年夏天最熱的時候，就看到過多起武漢熱死人的新聞報道，這還是有空調和風扇的時代。

不錯，那個夏天還真熱死人了，而且熱死的人還很多。

乾隆八年那個酷熱難耐的夏天，僅僅是北京城裡，熱死的人就不計其數。

據不完全統計就有1萬多人死於那場酷暑，差不多佔到北京常住人口的50分之一，真的太可怕了。

那場熱浪不僅在北京肆虐，而且席捲了幾乎整個華北地區，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省都被波及。

山西省浮山縣的縣誌有著關於這場酷暑的記載：這年夏天浮山出奇地熱，許多路人熱斃，北京城裡比我們這裡還熱，在北京的浮山老鄉就有不少人熱死了。

而山東關於酷暑的記載更是駭人，烈日炙烤下，馬車上鑲嵌的錫類飾品都化成了水，庫存的石蠟熔化流到戶外。好多人走著走著就仆倒在地。

每一個酷暑都伴隨著大旱，久不降雨、河水乾涸、地下水位下降，莊稼枯乾、赤地千里、杯水千金。

好多人不是被熱死就是活活渴死。還有人因為搶水斗毆致死。

古代時候，一旦發生天災，人們就認為這是上天對統治者的懲戒，統治者就要採取對策。

乾隆皇帝也不敢怠慢，一面親自去廟裡祈禱，一面下令大赦天下。同時派出官員解釋高溫原是自然原因，告訴人們不要信謠傳謠。

清朝官員還向大家發放節解暑藥物，宣傳避暑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人心，對人們度過酷暑產生了積極作用。

小約翰

“夏天”。

這個詞這幾年裡對我來說簡直是恐怖，外省的夏天是真的熱。從我剛來時，下了火車，走出車站的那一刻，就知道。

好像投入了個大火爐，冒騰騰的熱氣讓人呼吸不上，走一段路，汗水的侵透，讓衣服和後背緊緊沾在一起，特別難受。

因為老家的夏天的溫度特別涼爽，能有個二十六七八、三十度，都算罕見的了，老家還附有“涼都”之稱，所以跟外省的夏天對比起來，自然夏天還真讓人感覺不安逸。

老家的夏季讓我本以為夏天也就是跟其餘季節的溫度是一個樣的，沒什麼差別，同樣的涼快。第一次出門，我才知道，原來“熱”才是夏天該有的樣子。

不過，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風扇、空調、各種冰鎮，夏天也算能安逸地過著。

而我們在回想過去，古人沒有現在的這些東西，夏天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古代的夏天也是非常炎熱的，甚至可能比我們現在更熱。我們大可以從古人的詩詞之中，感受他們夏季的炎熱；

——《夏夜追涼》宋•楊萬里

詩題一個“追”形象地描繪出對“涼”之渴求。

要說夏夜，可能也是一件難堪的事，一是悶熱的夏夜讓人難以入眠、二是悶熱的夜晚讓人莫名其妙的產生煩躁的心情。可能北方的夏天還好，白天雖是太陽當空照，炎熱無比，難當酷暑。但日落西方，夜色來臨，清涼便可襲來。可南方就不同了，夜色再來，其炎熱還是與午時照常。

而相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那一年的夏天氣溫值約達44℃，據《中國三千氣象總集》中記載，這場高溫遍及了差不多半個中國，山東、山西、天津、河北、北京等地都是異常的炎熱。

據當時的朝廷統計，那場高溫下，北京近郊、城區大約有一萬一千四百人因受不了這樣的炎熱，因而身亡。

44℃的高溫，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我們現在30以上去的溫度便與讓人難以忍受了，況且還是在那個避暑條件限制下的年代，無法想象。

《清史稿》記載：乾隆八年之夏，天津“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山西更是“道路行人多有斃者”，而帝都北京更是熱死了一萬多人。

乾隆八年的高溫熱到什麼程度呢？

記述；

一些地方地面上的泥土，包括堅硬的石頭，因為炎熱的高溫，而被烤焦裂開。當然，石頭被烤焦裂開可能誇張了點，泥土到不奇怪。還有不少人因炎熱的高溫，而身亡，走在道路上的行人，時而中暑身亡。

樹木被曬得乾枯，沒有了生氣。想想這高溫的災害得達到了什麼程度，而且還是在哪個對策至少的時代。

• 而當時給乾隆皇帝是怎麼避暑呢？
  

他的降溫法子，相傳是一件叫“龍皮”的物件（具體是什麼，並不是很知曉。）除了這個物件便就是'冰塊”。乾隆皇帝就採用了大量冰塊來為自己降溫。

這裡可能有人會問；“那時候那麼熱，而古代沒有空調和冰箱怎麼會在夏天有冰塊？”

其實不然，早在秦朝時期，古人便就懂得了天然冰塊製冷的法子，早在商周時期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絕技。

周代的王室裡，為了保證夏天有冰塊的使用，專門成立了相應的機構管理“冰政”，號稱“凌人”。這也是周代最早出現的冰窖。

這個部門主要負責的就是寒冬時節採鑿天然的冰塊，並且運到“凌陰井”（冰窖）裡存起來，用新鮮的稻草、蘆蓆鋪墊，把冰放上之後用稻糠、樹葉等隔溫材料覆蓋。最後密封窖口等到來年夏天享用。

不過，古代的夏天對於冰塊，或是一些高級的降溫方法，說的都是帝王和富貴人家，普通人家也就幾把蒲扇，只能捱著。

木易楊0613

在中國古代歷史當中，出現過許多極端天氣，比如明末的小冰河時期，再比如號稱“中國最熱夏天”的乾隆八年夏天。前者在危害程度上當然要遠大於後者，不過乾隆八年的夏天出現的極端高溫天氣，卻是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極為罕見的。那麼，在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熱夏天”，到底發生了什麼，當時到底有多熱？

按照科學標準，多天達到35℃及以上的高溫狀況，稱為“熱浪”，屬於氣象災害，古人則將它稱為“熱災”。熱災發生的頻率極低，著名氣候學家竺可楨認為，中國在公元1900年以前，共出現過四個“溫暖期”，相應的也有四個“寒冷期”，而且它們常常交替出現。

明朝末年，迎來小冰河時期，中華大地陷入嚴寒當中，人口迅速銳減一半。清朝建立以後，小冰河時期逐漸結束，但高溫天氣卻越來越多，直到乾隆八年（1743）極端高溫天氣徹底爆發，出現了中國史上最熱的夏天。

在這一年的夏天當中，高溫席捲半個中國，北京、河北、天津、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都被酷暑籠罩。有許多史料記載了當時的極端高溫狀況，比如《續東華錄》記載：“六月丙辰(7月25日), 京師威暑。”《續天津縣誌》載：“（天津）五月苦熱, 土石皆焦, 桅頂流金, 人多熱死。”《高邑縣誌》載：“（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 薰熱難當, 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乾隆《浮山縣誌》載：“夏五月大熱, 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 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

在乾隆八年以前中國不是沒有發生過熱災，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河南、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災情嚴重。《宋史·五行志二》記載：“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由於天氣炎熱，對水的需求量急劇上升，導致“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這樣的價格，可真是“貴如油”了。然而嘉定八年的夏天還只是水貴如油，到乾隆八年的夏天，則是“人多渴死”，“道路行人多有斃者”，就連“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可想而知當時的炎熱程度。

而且，由於北京位於極端高溫天氣的中心地帶，且人口眾多，所以北京的情況最為嚴峻。當時居住在北京的法國教士A. Gaubil1在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北京的老人稱, 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7月13日以來炎熱已難於忍受, 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 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 爾後在路上、街道、或室內被發現, 許多基督徒為之禱告”、“奉皇帝的命令, 官吏們商議了救濟民眾的辦法, 在街上和城門發放藥物”、“高官統計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於炎熱。”

如何通過古代描述酷暑的文字記載推斷出具體氣溫一直是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不過清朝乾隆時期大量的文獻記載以及一些發現的早期北京氣象儀器觀測記錄，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在眾多文獻資料的幫助下，專家計算出在乾隆八年這一年的夏天當中，7月20日到25日的氣溫均高於40℃，25日的溫度最高，超過44℃。這一極端溫度記錄一直沒有被打破，即使是1942年和1999年夏季華北地區出現極度高溫天氣，最高氣溫也只是42.6℃與42.2℃，比乾隆八年的夏天最高氣溫低2℃左右。

根據天氣記錄表明，這次極端的高溫事件，是由暖高壓系統長時間控制華北地區所致，直到7月26日以後，華北地區出現一次冷空氣活動，高溫才逐漸消退。

在古代，應對高溫天氣並非沒有手段。早在周朝，人們就已經懂得儲存冰塊，並利用它來降溫。《詩經》裡寫道：“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這是說在當時貴族們會讓下人鑿冰塊，藏到冰窖裡，以供來日使用。東漢末年，皇宮裡已經出現“空調房”。工匠們在房間下面挖深井採集冷氣，隨後利用它來控制房間的溫度。在冬天時，深井裡冒出的是熱氣，夏天則是暖氣，這就使得房間冬暖夏涼。唐朝時，人們甚至已經學會製冰。唐朝末年，工匠在生產火藥時開採大量硝石，隨後他們發現硝石溶於水會吸收大量的熱。於是工匠們開始利用硝石來製冰，使得夏天製冰成為可能。

在乾隆八年的酷暑下，富貴人家自然想方設法，進行避暑。據記載，乾隆皇帝在這一年夏天亦難以忍受，寫下《熱》詩道：“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展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不過乾隆雖然這樣寫，但他卻不會真的待在百姓身邊。乾隆為了躲避酷暑，在夏天來到避暑山莊，很少居住在紫禁城裡。京城裡的王公貴族可以“逃”的基本上都跑了，實在走不掉的只能花高價買來冰以及水來降溫。

不過這些避暑方式都是王公貴族們才能享受的，對於普通百姓來說，這實在是一場災難。官方統計熱死在這個夏天的人數達到11400人，但實際人數一定比這還要高。所以，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對於乾隆等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小插曲，但對於許多百姓來說，卻是奪走他們性命的罪魁禍首。

《續東華錄》

《續天津縣誌》

《高邑縣誌》

《浮山縣誌》

《宋史·五行志二》

歷史戰爭

“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這首詩是乾隆八年夏天，中國多地出現極端高溫天氣時，乾隆皇帝在酷熱中寫下的一首詩。說來，乾隆當時這詩多少有點“蹭熱點”的意思。

乾隆這詩的意思是說：朕在舒適冰涼的屋子裡待著，可心裡卻苦悶得緊，畢竟百姓還在酷熱中掙扎。說得再白點就是：我在空調房裡，心裡卻苦悶，因為你們正在極端高溫的室外受苦。

作為黎民百姓聽到帝王“如此”為自己“憂心”，真不知心裡會作何感想。

通常，帝王都只為水患一類災情憂慮，歷史上帝王為高溫憂慮的例子真真少有。乾隆八年的極端高溫究竟有多極端，竟能讓帝王也作詩表達關懷呢？
要解開這個答案，必須得翻開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史書來一探究竟。

中國史書中關於1743年極端高溫相關的記載共計是56處，剔除重複部分，高溫相關的記載總計是48處，地域覆蓋北京、天津、湖北、山東、鄭州、武漢等多地。

根據記載，這一年夏天，全國多地都出現了44.4度的極端高溫。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當室外溫度達到40度時，人在戶外活動就將有生命危險，所以通常情況下，在國內若出現這種高溫各大學校和單位都是要停學、停工的。

而溫度一旦超過40度，其溫度每增加一度，危險就會成倍增加。從醫學上來講，當人體內高燒超過41.7度時，將有誘發腦膜炎的可能。

從此可看出，44.4度對於北半球的中國人而言，絕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在這種極端高溫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因極端高溫而遇難的人們。接下來是有關極端高溫死難者的相關記載：

此外，《天津縣誌》等多點縣誌皆有民眾熱死的記載。7月14日至25日，僅北京近郊和城內，因高溫致死的人數就達到了11400人！

從死亡人數來看，這場高溫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已經構成了一場天災。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當時的氣溫如此高，在沒有空調的幾百年前，乾隆皇帝是如何避暑的，他詩中的“冰盤與雪簟”是否就是其避暑神器呢？

首先，可以肯定，古代雖然沒有空調，但是他們卻有一個相當現代的避暑物件：冰箱。明清時期，冰箱已經成為皇宮和王公大臣、貴宥的家中必備消暑神器。

冰箱在明清的普及，得益於儲冰技術的成熟。

中國的儲冰技術早在周朝時便已趨於成熟，根據《周禮》記載，當時周王室為保證夏天有冰塊使用，專門設立了相應的機構管理“冰政”，負責人稱“凌人”。

為了儲冰，通常從每年冬天12月起，負責該項目的工人便開始採取天然冰塊進行儲存。通常，一個這樣的部門大約有“職工”80名左右。從人員數量上便可知，此時的儲冰已經初具規模。

而到了明清時期，官家在儲冰的同時甚至主動製冰，通常的做法便是：冬日，去到水質良好的地區，取水放置一段時日再取出已成型的冰塊儲存。

而這些冰塊的存放地點通常是地下，一般還會有相應的技術處理，已保持其溫度在0度以下。這些存放冰塊的地方，便是百姓口中的“冰窖”。

時至今日，北京城的冰窖能被叫出名兒的就有無數處，其中，雪池衚衕內有兩座，恭儉衚衕內一座，這些都是官窖。

1922年，大學問家林長民和女兒林徽因自歐洲歸國後選擇定居北京的雪池衚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們在歐洲習慣了吃冷食，而雪池衚衕的冰窖剛好可以滿足這對父女吃冰食的喜好。

有了冰塊，要製作冰箱便相當容易了。林徽因與丈夫在雪池林的家中

早在南宋時期，隨著儲冰技術的日臻成熟，夏日的街市上就就有商販拿著簡易冰箱出售“雪泡豆兒水”、“雪泡梅花酒”等飲料。

這些飲料冰爽可口，夏日喝去不僅消暑還沁人心脾。

明清時期，冰箱開始在儲存飲料等食物的同時，起到降室溫的作用。具體做法是，將以黃花梨木或紅木製成的箱子裝滿冰塊放置於房間內，再差人用扇子輕輕扇動。

通常，只消用扇子在打開的冰箱外扇動數十下，房間溫度便會降低很多度。這作用，幾乎就和空調差不多了。

說到此處，乾隆口中的“冰盤與雪簟”究竟是什麼便也呼之欲出了：冰盤，就是放在冰箱儲存的果盤一類；而雪簟則是被降低室溫後居室內冰涼的墊子。

有如此神奇的物件，即便有44.4度的極端高溫，乾隆自然也可以“站著說話了”。

想想，當時沒有私人冰窖的老百姓就著實慘了。說來，還是如今這年代好，畢竟，大多數人都是有空調、wifi的。

寫完此篇後，忍不住取了根冰棍在空調房裡啃……

記者李滿

我是水煮汗青，我來回答。

乾隆八年，也就是1743年的7月份，北京城白天最高溫度達到了44.4℃，這是北京歷史上最高的氣溫紀錄了，當時熱到什麼程度呢？下面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景：

• 1743年7月的河北高邑縣，站在牆底陰處仍然感覺像火灼一般，太陽底下的鉛錫被曬化，很多人渴死；（《高邑縣誌》記載）

• 1743年7月的山西浮山縣，路上行人有不少被熱死的。北京城情況更嚴重，在北京做生意的浮山人也有被熱死；（《浮山縣誌》記載）

• 1743年7月的天津縣，土石都被曬焦，桅杆頂上用錫做的裝飾物都被曬化流了下來，不少人被熱死；（《天津縣誌》記載）

當時的“熱災”波及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這幾個地方，各個均有被熱死的人。據當時官方統計，7月14日至25日，僅北京近郊和城內熱死的人數就達到了11400人！可見當時的高溫天氣已經是一場天災。

高溫天氣的由來

乾隆八年的時候，工業並不發達，環境汙染也不像現代這麼嚴重，但卻發生了超高氣溫的極端天氣，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導致這種極端天氣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地球內部運動產生的，另一種是星系的週期性運動。

• 我們把地球的環境變化做一個統計會發現，在一定時期內地球就會出現嚴重的極端天氣，比如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時期，那時候廣東下起了鵝毛大雪，這種情況一般是有周期性的，當地球或者整個太陽系運行到某一位置的時候，這樣的情況就會發生；

地球內部運動也會產生極端天氣，比如1815年的時候，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結果導致北半球的天氣發生了異常，第二年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嚴重災情，夏天也出現罕見的低溫。當時涉及的區域有歐洲、北美洲，甚至是亞洲也受到影響，中國雲南因此出現饑荒。

結束語

乾隆八年北京城的高溫至今仍然是最高紀錄，但其產生的原因是地球的外因還是內因，目前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結論。如今我們都有了空調，一般40度左右的高溫天氣也能輕鬆度夏，所以很難體會當時在44.4度環境中生活的古人是怎樣生存的。

水煮汗青

據記載，乾隆8年（1743年）的夏天，尤其是7月25日這天，是中國史上最酷熱的日子，由於天氣炎熱，造成水比油貴，光北京城郊內外熱死的貧民胖人數量過萬。

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

當時有一個來自法國的著名基督傳教士，其中文名叫宋君榮。他在華傳教37年，他在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炎熱夏天。北京的老人都說從出生以來沒都沒有見過這麼熱……”，“到處都是熱死的窮人和胖人。”官府統計光北京城郊內外炎熱致死的百姓就達11400人。

那一年，從5月開始就比較炎熱，7月13日到25日左右進入高峰。地上的黃土塊熱的不能用手摸，那些老房屋頂上的瓦塊也都被陽光烤得酥脆。尤其是《河北高邑地方誌》中記載，當時熱到“鉛錫銷化”，就連牆壁也如同火烤一樣。《北京地方誌》記載：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

《天津地方誌》記載：5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民國《高邑縣誌》記載：五月廿八日至六月初六日（即公曆7月19日至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當時到底有多熱？根據中國氣象局專家記載換算，當時平均氣溫有40度，7月25日正午達到44.4度，比1992年華北地區最高氣溫42,6度還高2度多，堪稱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一天。

在古代沒有很好的防暑手段，普通人只能靠喝水降低體溫，所以，當時一杯水的價格，被炒到十幾文錢，比油都貴，導致當年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被熱死了。據說傳教士宋君榮帶領無數的基督徒上街禱告，祈福，也無濟於事。 總之，那一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一年。

歷史時刻錄

據部分文獻記載，在乾隆八年的時候，也就是公元1743年，中國迎來了一場史上最熱的夏天，說是北京從五月份就開始熱起來，等到六月時，完全是薰熱難當，房子的牆壁就如火灼一般，而家中的鉛、錫等金屬都被熱化，很多人被熱死。

這一年，關於這場大“熱災”記載共計是56處，剔除重複部分，高溫相關的記載總計是48處，地域覆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湖北、山東、鄭州、武漢等多地。

據當時的官方統計，從7月14日至25日這短短十餘天裡，僅北京近郊和城內熱死的人數就達到11400人！

在記錄當時天氣情況的《續天津縣誌》中，也記載過這樣一段話：“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

並且，根據史書上記載，當時法國的傳教士宋君榮曾在北京建立了一個測候所，專門用來測量北京的溫度，而他測出來的結果是：

乾隆八年7月20日至25日平均氣溫高於40℃，其中25日的氣溫居然高達44.4℃，這是我國有史以來氣溫的最高值，其“熱度”已經超過最熱的吐魯番，到目前為止這個記錄都還沒有被打破。

這樣酷熱的天氣，讓躲在冰房裡面乾隆皇帝都忍不住寫下《熱》詩一首來感嘆：“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翻譯一下就是：朕在舒適冰涼的屋子裡待著，可心裡卻苦悶得緊，畢竟百姓還在酷熱中掙扎。說得再白點就是：我在空調房裡，心裡卻苦悶，因為百姓正在極端高溫的室外受苦。

對此，很多人肯定很好奇，在乾隆八年的時候，不要說中國的工業，就是全世界的工業，都還談不上發達，至於環境汙染也不像現在這麼嚴重，更沒有所謂的溫室效應。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超高氣溫的極端天氣呢？

其實，根據現存的一些文獻記載，在公元1743年，由於星系的週期性運動，導致這一年地球與太陽的距離為史上最近的一次，結果造成這場大規模的大“熱災”。

事實上，從很多國家和地區保存下來的文獻看，他們在這一年也是超級炎熱，這種現象並不是中國獨有。

我是趙帥鍋

民國時期以來，長江流域有三個城市在夏天特別炎熱。這三個城市在一年中有70天的溫度超過了30度，甚至有時還會突破40度。這就是有著“三大火爐”之稱的南京、武漢、重慶。當然，這些城市的民眾早已習慣了高溫，具有了一定的耐熱能力。並且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消暑也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若是這種溫度出現在北方，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歷史上，乾隆八年（1743年）時，北京、天津、河北等北方地區的溫度，就長期高達40度。那一年，也被人們稱為“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

當時到底有多熱呢？我們從歷史資料中看一看當時的情況。

由於1743年炎熱異常，多地的縣誌中，都對這一年有明確的記載。《續東華錄》記載：“六月丙辰京師威暑。”這裡的威字作為一個表程度的形容詞，應當是說暑氣威勢強大。一般的三30多度天氣，並不足以被冠以“威”字，更不足以載入史籍。

《浮山縣誌》記載：“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這段話意思簡單易懂，在那一年的夏天，有行人走在道路上，往往都會被熾熱的太陽烤暈，熱死在路上。而北京的情況則比山西還要嚴重一些。

另有兩地的縣誌內容較為一致。《續天津縣誌》記載：“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高邑縣誌》載：“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這兩地的縣誌都提到了一個現象，那就是氣候炎熱導致了金屬熔化。不過，這兩段記載明顯有一些誇張成分在其中。鉛的熔點在300多度，而錫的熔點也有200多度。要想讓這些製品熔化，哪怕50度的溫度也做不到啊。

當然，既然是多地縣誌都對這一事件有記載，那當年的溫度很可能確實不太正常。根據《北京志·氣象志》記載，1743年7月下旬的連續6天，最高溫度都超過了40度。7月25日當天，溫度甚至高達44.4度。

這裡很多人不禁要問，能夠把溫度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難道當時就有溫度計和攝氏溫度這個概念嗎？筆者帶著同樣的疑問查找了諸多資料，最終發現這是一個法國傳教士的記載，後經現代換算之後的結果。

根據這位傳教士的說法，6月到7月的京畿地區，僅僅是因為炎熱，就導致了11400人死亡。這在當時可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事件。

以當時的科學條件來看，人們能夠避暑的方式，不外乎就是下水或者冰塊，要麼就是搭涼棚搖扇子。條件好一點的，也可以啃兩口西瓜來增加體內水分。當然這些方法的效果並不好，否則肯定也不會造成大量死亡了。

乾隆皇帝曾做過一首詩：“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作為皇帝，乾隆皇帝當然有比民間百姓更好的避暑條件。比如在皇宮中就有十多個冰窖，通過取用大量的冰塊，製造一些冰鎮飲料，是能夠很好地達到避暑效果的。皇宮裡實在沒法呆了，乾隆還可以去他的避暑山莊。

不過，連有著良好避暑條件的乾隆，也忍不住寫詩吐槽，那民間的百姓顯然是更加痛苦的。

（乾隆劇照）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大暑這種現象呢？

在明朝末年時，曾經出現了一段“小冰河時期”。在那段時期，全國溫度大幅度降低，福建、廣東等地區冬天大雪不止。受到溫度的影響，明朝糧食產量大幅度降低，這也間接地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明朝的“小冰河時期”和乾隆八年的大暑，都屬於極端天氣現象。一般來說這種現象的發生概率很低，基本上是50年或者100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能遇到這些天氣，崇禎和乾隆也只能是自認倒黴。

但隨著人類科學的不斷髮展，全球氣候變暖已成事實，極端天氣現象出現的頻率就越發地高了。比如2013年，日本、美國、英國均出現了40度高溫造成民眾死亡的情況，我國南方地區也出現了持續不斷的高溫天氣。

如此看來，“歷史上最熱的夏天”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被超越了。

（參考資料：《北京志·氣象志》《浮山縣誌》等）

張生全精彩歷史

平靜不尋常的乾隆八年

乾隆八年，既西曆1743年，這一年，距今已經276年，這一年對於大清帝國來說，較為太平，本來不會在歷史上留下什麼痕跡，但是，偏偏這一年，因為給華北地區留下了史無前例的酷熱，而被當代歷史愛好者所發現和關注。

當代氣候酷熱，有說法是因為溫室效應、熱島效應的因素，而遙遠的乾隆八年，當時的大清帝國既沒有溫室效應，也沒有熱島效應，但是，那個酷熱，依舊不輸給當代。

乾隆八年有多熱？

有氣象、歷史方面的專家，根據當時中外學者（北京當時居住有外國傳教士）留下的寶貴記錄進行計算、推測，認為當時的京城，其高溫最高峰，曾突破44攝氏度，可以說，這一高溫程度，即便在今天，也遠遠超過很多城市夏季的高溫峰值。

酷熱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視，畢竟酷熱影響農業生產，而因為酷熱引發的糧食歉收，也有可能造成饑民群體，最終給大清國造成動亂。

但是，高溫天氣不會因為乾隆帝是天子而給乾隆帝留面子，在高溫暴虐的情況下，大多數清朝華北地區百姓呼籲民不聊生的局面——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因為高溫的緣故，很多在室外的金屬物品——比如門上的銅釘、門環，會讓人覺得燙手，土地龜裂、小河因為高溫關係而裸露的僅剩下河床，已經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對統治階層來說，單獨應當酷暑不是什麼問題，因為《詩經》裡面就有關於商周奴隸在冬天鑿冰儲存，供統治者享樂的記錄，這一技術，在清朝並不新鮮。對於清朝貴族來說，酷熱天利用冬季藏冰打造一間“冰屋”，並非難事。

而老百姓只能依靠喝水苟延殘喘，而市場是講究供求規律的，因為用水量激增，水的價格也隨之飛漲，甚至水的價格一度高過糧食和油，這些，也都導致一些窮人，因為酷熱沒有水而喪生。

而歷史上，最早闖關東的群體，出現在乾隆時期，原因是乾隆時期，山東、直隸兩省出現旱災，清政府唯恐激起民變，於是開放今遼寧地區來接納願意前往關外的流民。有歷史愛好者認為，這一事件中的大旱，極有可能指的是乾隆八年的這場大旱。

原因

那麼，乾隆八年的酷暑高溫，到底因何而來？

氣象學者認為，主要原因來自三點：

第一：乾隆八年屬於中國小冰期氣候期中的一個溫暖時段中的上升年份，因此乾隆八年比以往要熱，但這僅僅是原因之一；

此外，當時的海洋氣候的變化，也一定程度上，成為乾隆八年酷熱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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