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遍历晋国诸卿的发展历程，如果要选择一个对晋国政局影响最大的家族，自赵衰辅弼文公称霸时开创的赵氏家族无疑将是一个最耀目的角色。与此同时，赵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也总是让人心潮澎湃，这其中既有赵衰左右逢源的高光时刻，也有下宫之役的凄惨景象，既有赵盾独专晋政的雄心勃发，也有赵武时时忧虑的清原晚照。
及至春秋末期，赵氏家族已经凭借着一百多年的参政史，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列卿强家的头把交椅，以至于让梁婴父不禁发出了“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的感慨。甚至就连远在勾吴的政治观察家们，也大都笃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而到范氏、中行氏之乱后，赵鞅更是凭借着卓卓军功，获得了太史公“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於诸侯”的评价。
有如此雄厚的实力护体，哪怕是在晋阳围城中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分晋之后的赵国也不应该是一个让人忽视的角色。然而事实是，在战国开启的几十年间，赵国在中原政治中的分量却显然与其体量不相匹配，反而是过去在智、赵面前艰难求存的魏氏独领风骚，在战国江湖的舞台上大杀四方。这又是为什么呢？
赵氏的发展战略
大约是从赵鞅的时代开始，赵氏家族便已经确立了两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一个是以晋阳为根据，向北兼并白狄部族所建立的国家，以作为赵氏抵御国内乱局的屏障。另一个便是以邯郸、中牟等卫国故地为中心，依靠当地良好的耕地条件和成熟的水利设施，为赵氏的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
正因为有着以上的考虑，赵氏与卫国之间，以及与在卫国有着同样利益的范氏、中行氏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范氏、中行氏之乱结束后，赵氏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对卫国的侵伐便变本加厉，光是赵鞅执政的最后十几年，晋国对卫国的讨伐便至少有七次。
赵氏对卫国的侵蚀严重损害齐国的利益，不出所料的是，齐国人便频繁插手卫国事务，为赵氏的东扩增添了不少阻力。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赵氏很讨巧地选择了远交近攻之策，也即与北上争霸的吴、越结盟以钳制齐国——公元前484年（晋定公二十八年）齐军被斩首三千的艾陵之战，便是这一策略带来的直接结果。
有关赵氏与吴国关系的另一个例证，发生在公元前475年（晋定公三十七年）。这一年十一月，赵无恤正在为其父赵鞅服丧期间（又或者服丧刚刚结束），听闻越国大军包围姑苏，发动了对吴国的最后决战，因而决定在丧食的基础上降低饮食规格。其臣属楚隆怕他身体吃不消，于是就关切地问道：“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三年之丧已经是表达亲情最极端的方式了，如今您再次降低饮食规格，如此戕害自己的身体，又是何苦呢？
赵无恤回答说：“黄池盟会时，先主与吴王歃血盟誓，约定自此之后要‘好恶同之’。如今吴国陷入危难，我这个继承人本想遵守先主的约定为吴国排忧解难，怎奈晋国的力量有限，因此也只能以此来表达心意了。”
楚隆听罢深受感动，于是便主动请缨，跋山涉水赶到姑苏城外，在得到越王勾践的许可后，入城将赵无恤的一片温情传达给了夫差：“寡君的管事无恤派陪臣隆前来，是为了向您表达歉意的。黄池之会时，先臣志父（赵鞅）有幸参加盟会，并与贵国约定‘同好共恶’，本来该为您纾解患难，可如今您陷入危难，晋国却又无能为力，因此特派陪臣来向报告。”
晋国与吴国相距千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带领军队穿越众多诸侯、翻过千山万水前去营救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夫差对此自然也不会有所埋怨。他对楚隆说道：“寡人无才无德，不能与越国友好相处，如今又惊动了贵国，令大夫烦忧，谨劳贵使代为转达寡人的谢意。”
赵无恤的身后事
赵氏与吴国交好，而越国又灭掉了吴国，那么赵氏与越国之间是不是就应该不共戴天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吴国被灭后，赵无恤很快便与越国达成了盟约，用《系年》的说法：“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
晋阳之战后，赵国又先后两次与越国联合对齐国进行夹击。第一次是在晋敬公十一年（前441年），赵桓子统帅诸侯大夫与越国令尹宋在巩地举行会盟，随后又大举伐齐。这一战齐国人应该是吃了大亏的，因此战后不久，他们便开始沿着南山（泰山）至北海（渤海）一线修筑长城，以抵御晋国的侵略。第二次战争发生在晋幽公四年（前430年），新稚穆子赵狗又与越王朱句、宋昭公合兵攻齐，攻破长城，败齐军于襄平。
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赵国对齐国的战争节节胜利，局面也是一片大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赵国东扩的步伐却突然陷入了停滞。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赵国内部出现了一场变乱，而这场变乱，又与赵无恤的身后事有很大关联。
按照《赵世家》的说法，赵无恤与他的妻子空同氏原本有五个儿子，但是由于感念长兄伯鲁让贤之举，决定死后将国君之位让给哥哥的儿子代成君。可遗憾的是，代成君身体似乎不太好，还没等赵无恤招呼就先行离开了，赵无恤只好把代成君的儿子赵浣立为太子，以确保其在自己死后能继承家业。
想法虽好，可真要实施的时候总会出现些麻烦。等到公元前424年，赵无恤去世了，他的弟弟赵桓子嘉却跳出来，把太子赶走自立为君。好在赵桓子命比纸薄，篡位的时候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过了不到一年的国君瘾就也跟着赵无恤去了。
赵桓子这一死，可就在赵家人内部掀起了冲突：赵桓子一派的人希望父死子继；可还有不少的人认为，赵桓子本来就不是襄子确立的继承人，他自己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他的儿子又凭什么继承君位？两派人谁也说不动谁，最后实在着急了就动起了手，最后的结果是桓子的对手一方取得了胜利，他们杀掉了桓子的儿子，迎回赵浣重新继位，是为赵献侯（献子）。
史料中的疑点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可存在的问题却不少.首先是关于赵襄子无恤的在位时间，《赵世家》与《左传》的记载就有很大的出入。按照《左传》的记载，赵简子（鞅）最晚到晋定公三十七年（前475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这一年赵无恤正居三年之丧，因此人们一般将这一年定为赵襄子在位元年（晃福林以前476年为襄子元年）。然而在《赵世家》的记载中，赵简子去世的时间却被挪到了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相应地，赵襄子即位元年也就改为了公元前457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偏差，或许与传文表述事实的模糊性有关。《左传》的记载中并没有直称“赵无恤”又或者“赵襄子”，而是含糊地以一个“赵孟”称之。“赵孟”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可以指代任意一个赵氏大宗领袖，在赵氏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被称为“赵孟”的至少有四个人，分别是赵盾、赵武、赵鞅、赵无恤。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上文所提到的“赵孟”并非赵无恤，主要依据大概有这么两个：首先是“赵孟降于丧食”未必就是指父丧，因为这一年恰好是晋定公去世的年份，“赵孟”为晋定公“降于丧食”也未可知。第二个依据在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瑶和赵无恤在伐郑时发生了争执，智瑶很是不屑地嘲讽对方“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这里的“子”指的是太子，意思是你长得丑又没勇气，有什么资格当太子呢？既然是太子，那么赵无恤就还不是赵氏的主人，这个家族还得归他的父亲赵鞅来管。
如果以上的推论确实的话，整个故事似乎也能圆得过去。但问题就在于，偏偏在这个时候，《赵世家》又画蛇添足地写了一句：“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前文晋定公三十七年写了“是岁，越王句践灭吴”，如今赵襄子元年又发生了“越围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个已经灭亡的吴国，怎么就又被围了呢？
事出蹊跷，必有妖孽。想要厘清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回到《左传》的文本，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赵无恤在位确切时间
在晋定公三十七年的传文中，故事的主人公“赵孟”曾有这么一段表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
楚隆在慰问吴王的时候，也明确地指出：“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
以上表述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这里的“赵孟”就是赵无恤，而赵鞅则已经是赵氏的“先主”、晋君的“先臣志父”了。而越围吴的时间，在《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楚世家》等记载中均可以提供佐证，可以确信是在前475年。因此，关于赵无恤即位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公元前475（或476）年，而不是前457年，《赵世家》的记载显然出现了巨大的疏漏。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接下来还需要明确的是赵无恤去世的时间。同样的，按照《赵世家》的记载，“襄子立三十三年卒”，那么赵无恤去世的时间就应该是公元前425年。在他去世之后，“浣立，是为献侯”，然而很快赵国便爆发了内乱，“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文中倒是没有出现前述的低级错误，但其他的史料却依然对以上的表述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关于赵襄子、赵桓子、代成君、赵献侯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赵世家》以赵桓子为襄子之弟，代成君为襄子之侄；但在《世本》中，却认为赵桓子、代成君都是襄子之子；而到了《史记索隐》中则又认为献侯也是襄子之子。
其次是关于赵桓子在位的时间。《赵世家》认为赵桓子于公元前425年即位，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然而根据《系年》的说法，早在晋敬公在位的第十一年，赵桓子便已经大会诸侯，且与越、宋等过联合伐齐。依照现在的普遍看法，晋敬公元年为公元前451年，其在位十一年的时间便是前441年，可见早在这个年份之前，赵桓子就已经即位了。
以上的史料相互抵牾，却又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信息，如何判断信息的真伪，就成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在这有限的信息之中，我们究竟该如何才能解开其中的谜团呢？
作为一名忠实的历史记录者，司马迁总会有这样的烦恼，他所掌握的古代史料，对于同一件事经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记载。比如晋定公三十年的黄池之会，对于晋、吴双方究竟是谁抢到了歃血的主动权，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由于年代久远，司马迁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去亲自验证，更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作出取舍，于是便只能将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全都保留下来，以留待后人考证。
同样的，《赵世家》中的很多记载，也经常会出现与其他史料有出入的现象。比如赵氏孤儿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援引了赵国残存的史料和民间传说。赵氏的后人的确很善于做宣传工作，他们总有一种要篡改历史的冲动，以粉饰自己的过往，并修饰其传承的合法性。
在有关赵桓子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赵国的君位从赵襄子传到赵桓子、再从赵桓子传到赵献侯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充斥着血雨腥风的黑暗，写满了手足相残的故事。鉴于赵国后来的国君都是这场政治斗争胜利者赵浣的后人，不难想象在赵桓子“篡位”的这个情节上，赵国人会做些什么文章。
真相究竟是什么？
考虑到古人对宗法传承的无上信仰，赵献侯的后人在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应该不存在歪曲本宗族世系的可能，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赵献侯的确是出自赵伯鲁、代成君一系。唯一难以确定的，是赵襄子与赵桓子之间，究竟是兄弟关系，还是父子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赵世家》中的一个细节，其中提到“襄子立三十三年卒”。作为领导三家分晋的重要角色，赵无恤可谓是一战成名天下知，对于身处当世的人们来说，对于这样一位人物自然会格外关注。战争过去的时间并不久远，其在位三十三年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恐怕也是天下人尽皆知的。
这就好比是人们对于晋文公年龄的争论，有的认为他是十七岁流亡，也有人认为是四十三岁流亡，但对于他前后流亡共历十九年这个事实，却没有人敢否定或篡改。以此为基础，我们实际上便可以推断出，赵无恤去世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43年前后，而非《赵世家》所认为的前425年。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赵无恤的后继者，赵桓子即位的时间要大大提前，其在位时长也达到了十八年之久，而不是《赵世家》所认为的逾年而亡。
有了以上的推断，我们是不是会发现什么呢？没错，赵桓子就是赵襄子的儿子，由他来继承赵无恤的宗主地位，既符合继承规则，也符合人之常情——可为什么在《赵世家》中却要将他们血缘关系抹杀呢？
太史公显然没有篡改历史的动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赵献侯或者后来的赵国君主为了给自己的合法性做背书，有意掩盖了一桩政治丑闻，从而为历史叙事制造了一系列的混乱。而这桩丑闻应该是这样的：
赵无恤去世后，国人按照既定规则确立赵桓子为君，然而伯鲁儿子代成君却因为忌恨赵无恤当年鸠占鹊巢而兴风作浪，试图通过战争的形式实现小宗对大宗的革命。只可惜，由于大宗力量太过强大，代成君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只好将这个伟大的使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浣。而赵浣也果然不负厚望，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击败了大宗，成功夺取了赵国的君位。
在取得成功之后，已经成为赵献侯的赵浣一方面制造了赵无恤改立太子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有意缩短赵桓子的在位年限，以掩盖赵襄子与赵桓子的父子关系，成功地将这段丑恶的历史掩盖了起来。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或许会会心一笑，但他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这次的胡乱篡改，才闹出了一个吴国被灭两次的笑话——而这个锅却被甩到了太史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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