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音
香港加多利山，宋家的半山豪宅裡，有一張長方形的玻璃鐵藝餐桌，是1949年南遷時從上海運過來的。
在上海，這張餐桌邊，傅雷夫婦第一次結識了錢鍾書和楊絳。
到了香港，這裡又成了張愛玲的據點。
現在，宋以朗依然每日坐在那張餐桌前吃飯，有時候會想象張愛玲、錢鍾書夫婦、傅雷夫婦這些民國走來的文化名人在這裡留下的生命瞬間。他們偶然擦身而過，或許連當事人也毫不在意，卻有一種“世界真小”的趣味
錢鍾書看不上張愛玲，張愛玲影射過傅雷，傅雷也批評過張愛玲。而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叫宋淇：錢鍾書和宋淇是忘年交，傅雷、朱梅馥夫婦人生最後十幾年就是住在宋淇上海的家中，張愛玲更是對宋淇、鄺文美夫婦生死相托，去世後將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留給他們。
香港加多利山，宋家的半山豪宅裡，有一張長方形的玻璃鐵藝餐桌，這是1949年南遷時從上海運過來的。1940年代，上海的宋家客廳談笑有鴻儒，在這張餐桌邊，傅雷夫婦第一次結識了錢鍾書和楊絳。到了香港，這裡又成了張愛玲的據點。她衣著樸素，悶頭寫作，最愛吃隔夜麵包。
從2012年起，在這張餐桌旁，宋淇之子宋以朗開始整理父母與這些文化名人之間的交往，集合成一本書《宋家客廳》。客廳是一種意象式的說法。1949年政局變換後，這些朋友四散天涯，各自奔向不可知的命運，有的甚至從此不復再見。在此後的日子裡，他們之間更多的是書信交流，魚雁往返數十載。
在這些書信裡，我們看到錢鍾書評論蘇珊·桑塔格是小聰明，“立說未圓”，看到傅雷為宋家家事憂心忡忡，看到張愛玲因為傅雷的前車之鑑而放棄寫曹禺的情事，看到宋淇為《色戒》謀篇佈局。
上海孤島的“宋淇飯局”
民國時的宋家是大富之家，在上海有整條街的房子。宋淇的父親宋春舫又是中國現代話劇運動的先驅，與民國文化名人過從甚密。他們家在杭州西湖的別墅春潤廬是“不掛牌的北京大學招待所”，蔡元培曾寓居於此。在青島的私人圖書館“褐木廬”有七千多本外文書，且大都有關西洋戲劇，梁實秋、胡適等都曾是這裡的讀者。
受父親影響，宋淇也浸淫於文化圈，喜歡在家中開派對，亦即文學沙龍，錢鍾書夫婦都是座上客。宋淇和錢鍾書認識大概始於1942年，那時宋淇住在上海江蘇路284號，錢鍾書住在辣斐德路609號。有段時間，他們每星期都聚會。楊絳在《我們仨》中記載一群文人在當時的上海孤島抱團取暖：“李拔可、鄭振鐸、傅雷、宋悌芬（即宋淇）、王辛迪幾位，經常在家裡宴請朋友相聚。那時候，和朋友相聚吃飯不僅是賞心樂事，也是口體的享受。”
也就在“宋淇飯局”上，夏志清結識了錢鍾書和楊絳。他後來回憶第一次見錢鍾書時的情形：“錢鍾書定居上海後，宋淇即同他交識。那時宋淇以鮑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錢如約翰生博士，錢是非常健談的人，有這樣一位中西學問都不錯的青年不時向他討教，當然非常歡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裡開一個大‘派對’，把我也請去了。錢鍾書本人給我的印象，好像是蘇東坡《赤壁懷古》中的周公瑾，的確風流倜儻，雄姿英發，雖然他穿的是西裝，也戴了眼鏡。”
十幾年後，夏志清在美國寫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把錢鍾書和張愛玲都推到了殿堂級小說家的位置。
不過1940年代的相聚之後就是將近三十年的分隔。1949年，宋淇夫婦帶著兒女南遷香港，而錢、傅兩家留在大陸。宋淇來港初期，先後任職美國新聞處和電懋公司。他考慮到政治敏感問題，不想累及國內親友，所以不久便跟他們都斷絕了通信。
1979年的一天，宋淇收到錢鍾書從北京寄來的信，第一句話就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兩本小冊子，非常感謝）。他們的通信，由1979年開始，直寫到1989年，十年間共有138封。錢鍾書寫信主要用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每封信都點綴著多國語言，中、英、法、德、意、拉丁文隨時切換。
老朋友在信中拉家常，常常冒出一些錢氏幽默。錢鍾書去聽傅聰的音樂會，回來寫信給宋淇說：“春節前阿聰音樂會末次，弟已十餘年不夜出，為之破例。畜牧學者言：向牛彈琴奏樂，可以增加乳量。自慚乃老公牛，對我彈琴，未見成效耳。”
不過，文人之間更常出現的是學術探討。1981年，宋以朗給多病的父親寄來了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宋淇又把此書轉寄給錢鍾書，說：“此書乃小兒寄來，大概是現代年青人喜愛的作家之一，故‘承子命’讀之，免得‘代溝’越來越深。”
錢鍾書回信說他早就讀過了：“Susan Sontag書尚未來……矜小聰明，亦不失為可觀也……Sontag書極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反對闡釋》），偏鋒甚銳，而立說未圓。”
彼時，宋淇和他的香港中文大學同事每有疑難，總要求“北京最高法院”錢鍾書來一錘定音。
書信上的隔空筆仗
由於宋淇是錢鍾書、傅雷、張愛玲共同的朋友，所以寫信時不免都會提及。有一次宋淇跟張愛玲談及卞之琳——寫給張愛玲是指名道姓，但他和錢鍾書通信時多數只戲稱他為魚目詩人——先批評他國語壞，英文滿口南音，跟外界情形完全隔膜，所以訪美和來港時做的演講都反響極差。他又告訴張愛玲，錢鍾書覺得卞之琳諂媚虛偽，非常看不起他。宋淇囑咐張愛玲不要外傳。
而宋淇也屢次向錢鍾書推薦張愛玲的紅學研究《紅樓夢魘》，錢鍾書不以為然：“此間紅學家有為‘紅學夢囈’者，有為‘紅樓夢魘’者，更有為‘紅樓夢遺’（nocturnal emission）者，有識者所以‘better dead than Red’，一笑。”
錢鍾書對張愛玲的看法到底怎麼樣，並沒有在信中明言。宋以朗特意做了一番考證。他查到有位安迪先生去訪問錢鍾書時，談到了張愛玲，錢對她評價不高。但是1979年錢鍾書訪美時，曾對學者水晶講過：“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為何會一轉話鋒？安迪當時也提出質疑，錢鍾書說他回答水晶的提問時，的確曾誇過張愛玲，原因“不過是應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張愛玲的”。
張愛玲對錢鍾書的印象可能也不過爾爾。宋家有幅錢鍾書與水晶合影的照片，便是張愛玲轉手相送的。相片中水晶捉住錢的手不放，水晶隨後將這照片寄給張愛玲。張愛玲又寄給了宋淇，加上寥寥數語：“錢鍾書出國好像沒經過香港？水晶跟他合拍照片，寄了一張給我，比報上的清楚，真不見老，轉寄給你們，不用還我了。”
這些老朋友在與宋淇的書信裡隔空對話。張愛玲和傅雷之間1940年代也有一段公案，直到幾十年後才在給宋淇的書信中說清。1944年4月7日，傅雷以“迅雨”的筆名在《萬象》上發表一篇文章《論張愛玲的小說》。他認為，《金鎖記》是張愛玲目前最圓滿之作，而《連環套》則是東拼西湊。張愛玲自然是不服的，當年10月在胡蘭成創辦的《苦竹》裡發表《自己的文章》做出回應。
隨後，張愛玲即發表了以傅雷、成家榴的婚外情為原型的小說《殷寶灩送花樓會》。有人問，張愛玲這樣寫傅雷是不是因為介意“迅雨”那篇文章？宋以朗予以否認：“張愛玲1952年來到香港之後，才從我父親口中得知傅雷就是‘迅雨’。”幾十年後，張愛玲也承認《連環套》是“通篇胡扯，不禁駭笑”。
張愛玲後來認為《殷寶灩送花樓會》寫得實在太壞了，“決定不收《殷寶灩送花樓會》進新小說集（指《惘然記》）”。她在1982年12月、1983年1月接連寫了兩封信跟宋淇解釋：“這篇是寫傅雷。他的女朋友當真聽了我的話，到內地去，嫁了空軍，很快就離婚，我聽見了非常懊悔。”她又說，寫的雖然是傅雷的事，但為了要“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個人的形象（傳教士形象），結果有失真實。
宋淇、鄺文美夫婦其實認識張愛玲要比錢鍾書、傅雷晚得多。1952年，夫妻倆一起任職於美國新聞處譯書部，他們登報徵求海明威作品《老人與海》的中文譯者，赫然看到了張愛玲的名字。他們就約她來談話，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國腔，說得很慢，很得體，遂決定交由她翻譯。漸漸地，他們成為至交。
1955年10月，張愛玲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她用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特供的信紙給鄺文美寫了第一封信：“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後一剎那我並沒有覺得難過，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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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揹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坍了下來一樣，腦子裡還是很冷靜&detached（和超脫），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事實是自從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
37年後，在1992年3月12日，張愛玲又寫：“前兩天大概因為在寫過去的事勾起回憶，又在腦子裡向Mae（即鄺文美）解釋些事，（隔了這些年，還是隻要是腦子裡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以前也從來沒第二個人可告訴。）”
所以宋以朗說：“一般人都說張愛玲跟姑姑、炎櫻很要好，卻忽略了我媽媽鄺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書信往來也最頻繁。我手上目前有三人六百多封信，正在整理。”
張愛玲的存款，以及沒有寫的文章
1961年，張愛玲回到香港時，在宋淇家借住過兩個星期。宋以朗把臥室讓給她住，自己住客廳喂蚊子。多年來宋以朗經常被人問起對張愛玲的印象，他也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她整天躲在房間寫作，偶爾出來一起吃飯，與小孩無甚交流。家裡的老傭人阿妹告訴宋以朗，張愛玲從不挑剔飯菜，胃口也不大，似乎最愛吃隔夜麵包。她身材高瘦，打扮樸素，阿妹分析說她的衣服都是自己裁的，宋以朗不確定，只是印象中沒見過她穿旗袍。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張愛玲深度近視卻不戴眼鏡，看東西需要俯前。
宋淇夫婦是張愛玲晚年最親近的人，宋以朗手裡擁有研究張愛玲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因此他也試圖澄清外界對張愛玲的諸多誤讀。
和美國人賴雅（Reyher）結婚後，張愛玲給宋淇夫婦的信上署名是Reyher，而不是Eileen Chang。“大概因為她非常愛賴雅。”有人說，張愛玲為了拿到綠卡，隨便嫁給一個美國人。對此，宋以朗不同意。他解釋道，1953年，美國國會通過難民救濟法案，設立了兩千個特別名額，原籍內地後來流散到香港的專才都可以申請。1955年，張愛玲便是以中國專才難民資格出去的，一到美國，當地移民局就會當場給一張綠卡。
宋淇夫婦還幫張愛玲理財。鄺文美在香港以自己的名義開了多個銀行戶口，其中一些是幫張愛玲管理的存款。宋淇幫張愛玲買了一些外幣或定期存款，哪個國家利息高，通貨膨脹低，賺的錢就比較多。
宋以朗找到一張紙條，1996年12月18日的，上面寫著張愛玲的英文名字E .Chang，計算“綠簿子”（銀行外幣存款）剩餘32萬多美金，不過是鄺文美的筆跡。按照當年的匯率，那大概是240萬港幣左右。這在當時的大陸或香港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家中去世，她的美國銀行賬戶裡，還剩下28000多美元的存款，當時美元兌港幣的匯率是7.75左右。“大概是20多萬港幣，這在當時不算多也不算少，網上有人說她生前窮得要拾紙皮餬口，是無稽之談。”
宋以朗蒐集了一面牆的張愛玲傳記，卻發現其中有太多的想當然，“好多傳記寫張愛玲穿著旗袍去世，哪裡有什麼‘赭紅色的旗袍’，晚年奇瘦的隱士張愛玲也不見得會去量身定做新旗袍。”
張愛玲與宋淇夫婦通信四十載，經常交流手頭的寫作。1977年，他們不斷通信，對《色戒》裡的細節互相探討、修改。李安的電影《色戒》上映後，很多人認為男女主角是影射中統特務鄭蘋如和大漢奸丁默邨。而在這些書信中可以確鑿地看到並非如此，男主角是宋淇在燕京大學的同學，女主角則是一個普通人。
還有一段小插曲。《色戒》中男主角買鴿子蛋鑽戒送給女主角，而女主角臨場變卦，張愛玲原本把這個情節安排在永安公司，宋淇告訴她這是常識性錯誤，“永安公司不會有首飾部賣鑽戒”。宋淇特意給她畫了珠寶店的示意圖，張愛玲也畫了一幅。
張愛玲有許多曾經構思但沒有寫的作品。例如1957年，她來信說：“我想把蘇青和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寫一個長篇Aroma Port（芳香的港，即香港），不過暫時不打算寫。”1979年，69歲的曹禺再婚，次年訪美，在幾所大學演講。張愛玲由此獲得靈感，想寫一篇叫《謝幕》的小說，描寫曹禺赴美后的心理和窘態。宋淇大為支持，他還向張愛玲提供了一些軼事：“他到美國講學，到後來實在講不出來，只好當場表演‘坐飛機’（紅衛兵的一種刑罰）。”為此，他們前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書信討論，最終張愛玲也沒有寫。宋以朗猜測這是吸取了《殷寶灩送花樓會》的教訓，她對曹禺不熟悉，便乾脆不寫了。張愛玲在信中說：“他的私生活我其實一無所知，全部臆測。”
有媒體問宋以朗，既然張愛玲對你父母最瞭解，為什麼沒有寫關於他們的小說呢？“我想，她大概擔心寫出來的話，朋友都沒得做。她的第二任丈夫、美國作家賴雅，也沒有被寫進小說。”
在香港，宋以朗依然每日坐在那張餐桌前吃飯，有時候會想象張愛玲、錢鍾書夫婦、傅雷夫婦這些民國走來的文化名人都曾在這裡留下生命瞬間。於是，他坐在宋家客廳裡想把這一群文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的生活片段交錯在一起——他們偶然擦身而過，或許連當事人也毫不在意，卻有一種“世界真小”的趣味。“我的父母和他們已逝的朋友們，也應該已在彼岸重逢，那裡有一個永恆的派對，他們談笑風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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