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隨便談談，中國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麼？一時找不出適當的名詞，不如稱之為“老猾俏皮”。這是向西方人難以導傳而最奧妙無窮的一種特性，因為它直接導源於根本不同於西方的人生哲學。
倘把俏皮的人生觀與西方人的文明機構來作一比較，則西方的文明就顯見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個譬方，假設一個九月的清晨，秋風稍有一些勁峭的樣兒，有一位年輕小夥子，興沖沖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兒，一把拖著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興，拒絕了他的請求，那時那少年端的一氣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詫怪的怒容，至於那老年人則僅僅愉悅地微笑一下，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過誰也不能說二者之間誰是對的。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與不安定，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而一切興奮、自信、掠奪、戰爭、激烈的國家主義，又將招致怎樣的的結果呢？一切又都是為了什麼呢？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費心機；強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見，也是同樣徒然，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齡上的問題。
俏皮者是一個人經歷了許多人生的況味，變為實利的、冷淡的、腐敗的行為。
就其長處而言，俏皮人給你圓滑而和悅的脾氣，這就是使許多老頭兒能誘惑小姑娘的愛苗而嫁給他們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麼，那就是拿和氣慈祥教了人們以一大教訓。中國人之思想已體會了此中三昧，並非由於發覺了宗教上的善義，而是得自深奧廣博的觀察與人生無限之變遷。這個狡猾的哲學觀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詩僧的對話見其典型：
寒山曾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厭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雲：“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此種老子的精神，以種種形式,時時流露於吾國的文、詞、詩、俗語中；欲舉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乖人不吃眼前虧”，“退一步著想”，“負一子而勝全局”，都是出於同一根源的態度。此等應付人生之態度，滲透了中國思想的整個機構，人生於是充滿了“再三思維”，充滿了“三十六著”；頑梗的素質漸次消磨，遂達到了真實的圓熟境地，這是中國文化的特徵。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國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願望，它譏誚人類底一切努力，認為是枉費心機，使中國人失卻思維與行動之能力。
它用一種神妙的方法減弱一切人類的活動至僅敷充飢及其他維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為他宣稱人類最大願望為飲食和女人，所謂食色性也。已故大總統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為他能深切體會中國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黨爭的原則，卻說是“有飯大家吃”。黎總統是一位兇刻的實體論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說的，比較他所知道的來得聰明，因為他直接說出了中國現代史上的經濟背景。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歷史，在中國由來已久，亦猶如左拉(EnileZola)學派之拿生物學來解釋人生。在左拉，這是智識的嗜好，而在中國是民族的自覺。實體論者之於中國，非學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從未以腦動作研究專家著稱，但是他因為是中國人，知道一切政治問題無非是飯碗問題；因為是個中國人，他給中國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釋。
此冷淡而又實利的態度，基於極為巧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體會其中三昧，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還不夠了解它，所以歐美的年輕民族也還不夠了解它。故《道德經》著者老子之所以名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說,任何人一過了四十歲，便成壞坯子，無論怎樣，吾們年紀越大，越不要臉，那是無可否認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會為了金錢目的而嫁人，四十歲的女人，不大會不為金錢目的而嫁人——她們或許稱之為穩當。
希臘神話中講過這麼一件故事，不能謂為想入非非。故事講年輕的伊加拉斯因為飛得太高，直讓蠟質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撲落跌入海洋了。至於那老頭兒譚達拉斯則低低的飛著，安安穩穩飛到了家中了。當一個人年紀長大了，他發展了低飛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靜的慎重的常識，加之以大洋鈿之渴念，實利主義因是為老頭兒之特性，而理想主義則為青年人之特性。過了四十歲，他還不能成為壞坯子，那倘不是心臟萎弱者，便該是天生才子。才子階級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爾斯泰、史蒂文生、巴萊，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氣，孩子脾氣合以人生經驗，使他們維持永久的年輕，我們稱之為“不朽”。
這一切的一切，徹底說一說，還是純粹的道家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方面;因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學者，沒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經》那樣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學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即為一種俏皮圓滑的冷淡，是一種深奧而腐敗的懷疑主義。它是在譏諷人類衝突爭奪的枉費心機，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敗的嘲笑，加以少許對於理想主義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來，與其謂由於缺乏毅力，毋寧說由於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種與孔子實驗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同時亦為所以補救孔教社會之缺點的工具。因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學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由於這兩種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產生一種永生不滅的所謂中國民族德性。
因是當順利發皇的時候，中國人人都是孔子主義者；失敗的時候，人人都是道教主義者。孔子主義者在吾們之間努力建設而勤勞，道教主義者則袖手旁觀而微笑。職是之故，當中國文人在位則講究德行，閒居則遣情吟詠，所作固多為道家思想之詩賦。這告訴你為什麼許多中國文人多寫詩，又為什麼大半文人專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詩。
因為道家思想有如嗎啡，含有神秘的麻痺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覺異樣的舒快。它治療了中國人的頭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詩意，崇拜天然,際亂世之秋，寬解了不少中國人的性靈，恰如孔子學說之著功盛平之世。這樣，當肉體受痛苦的時候，道教替中國人的靈魂準備了一條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劑。單單道家思想的詩，已能使孔教典型的嚴肅的人生稍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濟了中國文學之陷於歌頌聖德，道學說教之無意義的堆砌。一切優美的中國文學，稍有價值為可讀的，能舒快地愉悅人類的心靈的都深染著這種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國思想的陰陽兩極，中國的民族生命所賴以活動。
中國人民出於天性地接近老莊思想甚於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們忝屬人民一分子，人民之偉大，具有天賦人權，故吾人基於本質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師與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糾紛固在法庭以外所解決。人民之偉大，又足以制定精細之典禮，但也足以看待它作為人生一大玩笑，中國喪葬中的盛宴和餘興就近乎此類。人民之偉大，又足以斥責惡行，但亦足以見怪不怪。人民又偉大足以發動不斷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協而恢復舊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細訂彈劾官吏的完備制度，交通規則，公民服役條例，圖書館閱覽章程，但又足以破壞一切章程制度條例，可以視若無睹，可以欺瞞翫忽，並可以擺出超越的架子。
吾們並非在大學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學，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卻以日常的實例示以縣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上怎樣幹法。不切實的理想於吾人無所用之，因為吾們不耐煩空想的神學。吾們不教導青年使成為上帝子孫。但使他們以言行模擬聖賢而為正常現世的人物。這是我為什麼確信中國人本質上是“唯人主義者”，基督教必須失敗於中國，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變更其內容。基督教教訓中所能被中國人所誠信接受之一部分，將為基督訓誡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鴿”，“機敏如蛇”。此兩種德行，如鴿之仁慈與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屬性。
簡言之，吾們固承認人類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虛枉。這一個普通心理上的狀態，勢必有一種傾向，發展被動的自衛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在這一個基本原則下，一切中國人之爭論都草草了事，—切計劃綱領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飯吃。吾們有句俗語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義等於“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動於奮鬥力極弱，抵抗力極微的生活線上，並由此而生出一種靜態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與宇宙相調和。它也能夠發展一種抵抗的機謀，它的性質或許比較侵略更為可怕。譬如一個人走進飯店，飢腸轆轆，可是飯菜久待不至，不免餓火中燒，此時勢必屢屢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魯無禮，可以訴之於賬房間以謀出氣；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氣，連喊“來哉來哉”以應，而身體並不彈動一步，則一無辦法，只有默禱上帝，或罵他一二聲還須出以較為文雅之口吻。像這樣的情形，總之，就是中國人的消極力量，這種力量誰領教得最多，誰就最佩服它，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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