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亚大陆的古典制中央帝国相迥异，由游牧民族在一手建立的草原政权自诞生伊始，他们的稳定性就有着天然的不安因子。以弱肉强食的生存方式在恶劣环境中崛起，注定了他们即使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内部的政治形态也依然只能维持脆弱的平衡，一旦被外部的波动所震慑，这种平衡便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打破，进而如多米诺骨牌般蔓延，压垮整个国家上下各处的连接点，最终使得整个草原政权崩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公元前的匈奴开始，鲜卑、柔然、突厥，这些强盛一时的种群绞尽脑汁，或是赤裸裸的杀戮，或者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诡计。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都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成为了前进道路上的炮灰，直到公元9世纪，在中亚地区称雄一时的喀喇汗王朝，他们所采用的区域分割制，才为从此以后草原政权的长治久安，真正指明了方向。

区域分割制的滥觞：羁縻制度

区域分割制并非是喀喇汗王朝的原创制度，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实际上它的根源思想来自于东亚封建王朝的羁縻制度。东汉末年著名学者应劭曾著《汉宫仪》，其中有记载曰："羁、牛云縻，言制如牛马之受羁縻也"，通俗来讲就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异族，在无法直接采取中原郡县制度加以管辖时，就在军事和政治上多方压制，而在经济和地位上加以笼络补偿，胡萝卜加大棒使当地的异族能够被吸纳进统治范围，最终转化为中央王朝的一员。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完事了，还花这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什么怀柔，不是多此一举吗？这种思考方式就是典型的单细胞生物，实际上羁縻制度的出现，跟东亚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密不可分，而正是这三个特点才是支撑起羁縻政策的根本原因：

首先要解决的是成本问题，固然从整体国力来说，中央王朝的实力远远超过边境的各个异族部落或者小范围的地方性政权。然而也正是因此，消耗大量的国力去对偏远地区发动战争反而成为了一种愚蠢的行为，毕竟对于中央王朝来说，他们真正能够管辖和开发的核心区域在中原而非边疆。即使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击败了异族，占据了更多的土地，实际上也不过是面子上好看一些罢了，并不能起到什么决定性和实质的作用，那么这方面的成本和能从其中获得的收益就变得严重不对等，因而纵观东亚历史，大凡是热衷于边事作战的皇帝，其历史评价都是毁誉参半的，这也就促使了中央王朝考虑采用羁縻制度这种性价比更高的方法解决边境问题。

其次，跟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东亚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帝国，最高权力本身的辐射范畴非常之狭隘，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核心统治地区尚且会出现将中央朝廷所下达的直接命令加以扭曲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施行这种阳奉阴违的举动，更不必说偏远的异族聚集地了。试想一下即使皇帝直接下达不顾现实情况讨伐异族的命令，边境上的官员会有几个真正按照皇帝要求做的呢？尤其是当这种边患处在并不能够危及王朝生存的状态下，这时对于官员来说，打赢了能够获得的荣誉和封赏有限，打输了轻则被罢官，重则直接丢性命，所以他们要做的利益最大化举动实际上是安抚和控制边境的异族，让他们能够在王朝政治的体系下安稳度日，从这个角度来说，羁縻制度实际上也是非常符合东亚政治规律的合理化操作。

再者，羁縻制度的文化属性也切合传统儒家道德中"华夷之辩"的文化内核，中原帝国作为所谓"混一宇内"的东亚主宰，掌握了具有真正合法意义的统治基础，即大义名分。而在大义名分之下，按照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说法："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承受天命，自然要采取怀柔的政策来宾服四夷，最终令其感受到华夏文明的魅力而臣服，那么羁縻制度这种不主张使用武力，而依靠吸纳和同化的异族政策，也就成了能够达到这种目标的最优解。

事实证明，羁縻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效果也非常好，只要中原王朝的国力在平均线以上，不发生内部的政治动乱，它对于大部分的异族来说都是有相当成效的。不仅如此，当后来东亚文化在东西方交流的大潮中广泛流入到中亚地区之时，羁縻制度也在不同的土地上开始了它的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

喀喇汗王朝的"东西合璧"

关于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是哪个民族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属于突厥治下的铁勒诸部之一的葛逻禄人的，也有说属于突厥的分支样磨人的，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喀喇汗王朝实际上是一个多种民族，多样文化的结合体。这点跟曾经的突厥汗国和柔然汗国相似，但是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曾经的柔然和突厥汗国，他们的主体民族即柔然人和突厥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主导权，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发展水平，都可以说对治下的各个中小型部落有着碾压版的优势。因而它们的统治从根本上来说，稳定性来源于硬实力，中小型部落尽管也对其横征暴敛有所不满，却只能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喀喇汗王朝则大相径庭，他们的主体民族是回鹘人，在回鹘汗国被藩属黠戛斯人击败后，他们的主要力量没有根本性的损伤，反而一路迁移到葱岭以西，跟喀喇汗王朝合并为一个整体。那么作为建立者的突厥人或者曾隶属于突厥治下的铁勒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发展和扩张，而是其统治的稳定性，毕竟回鹘人作为后突厥汗国灭亡的罪魁祸首，这种仇恨还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时候，来自东亚帝国的羁縻制度就进入了喀喇汗王朝的视线，无论是回鹘人还是突厥人，在常年累月与唐帝国的作战中，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均有相当深入的造诣，其中甚至也不乏一部分学贯东西的研究者。他们发现，中原王朝的政权构成状态以及民族的复杂性，跟喀喇汗王朝有相当程度的类似，首先领土内部的人口组成都不是单一民族，中原有汉族和经过五胡时代的鲜卑，氐、羌各部共同生存融合，而喀喇汗王朝的核心也是突厥和回鹘共同参与政治；其次此时的唐帝国被藩镇割据所困扰，中央集权的力量薄弱，又跟喀喇汗王朝治下诸部的貌合神离有所神似。

区域分割制的核心，一是双王制，一是传长制。所谓双王制，指的是最高统治者有两人，一个是大可汗，一个是副可汗，他们将整个喀喇汗王朝的统治疆域分为不同的两部分，各自掌管其中一部分，而大可汗和副可汗之下还分别有着四位小可汗辅助统治，严格规范阶层标准和权力范围，达到相互平衡，不至于产生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双王制又与传长制相互结合，或者说双王制的法统就来源于传长制，因为喀喇汗王朝并不在意嫡系的继承血统，而是从整个统治宗族中选拔最年长的两人作为大可汗和副可汗的继承者，而两者也会建立起自己的班底辅助其统治，这样让整个喀喇汗王朝的政治更迭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不由感到好奇，区域分割制为何要采取这种双头政治的结构，它究竟出于怎样的考量？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深谋远虑的政治模式

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建立的根本必然是出于实际形式的考虑，否则只会水土不服最终酿成苦果，区域分割制也不能例外。在东亚地区看上去并不稳定的双头政治结构，到了中亚的游牧民族手中却成了长治久安的法宝，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前文我们也说了，喀喇汗王朝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甚至于跟中原王朝不同，其统治阶层为突厥人，实力远远小于主体民族回鹘人，且与之有着非常深的积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旧按照对突厥人或者突厥汗国的那套以实力威慑的高压政策，可能连一个月都活不到就被推翻了。只能够采取相对怀柔的手段加以笼络，而双王制的根本目的正是因为要将喀喇汗王朝分为突厥统治区和回鹘统治区，用两个地位一直的可汗分别在不同的统治区域内采分别适用于两者的政治策略，才能够让突厥和回鹘加以和平共处，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维持一个实体外，彼此不加以更多的干涉。

第二，喀喇汗王朝的中央集权模式并不完善，尽管他们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曾经的所谓草原帝国实质不过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在关键时刻根本无法起到力量整合和集中的作用。然而毕竟他们的主体还是游牧民族，无法直接模仿东亚政权大跨步的迈进封建政体，那么采用区域分割制这种过渡性的制度，一方面让双汗并立，从一定意义上维持了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两位可汗在各自的领土内采用了直辖的官僚分治管理模式，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一步一步地贯彻落实到每个层级，开始从根源上替代原有的部落治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区域分割制度实际上是喀喇汗王朝一个循序渐进的政治更迭过程。

总结

区域分割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几乎改变了此后游牧帝国的基本政治形态。可以说喀喇汗王朝因此而取得了此前各大帝国所不能够建立的长治久安，其稳定统治近四百年之久，即使到了中晚期，随着东部和西部的分裂，双王制崩塌，在它们各自的直辖领地中，区域分割制依然保留了最底层的架构。而在后来，包括其后崛起的花剌子模王朝以及塞尔柱突厥，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区域分割制作为自己本王朝的统治核心理念。可以说，此后的千年时间内，中亚草原政权的结构因此而为之一变，其影响力，直到今天的史学研究上，依旧不能忽视。

《中亚通史》、《喀喇汗王朝史稿》、《世界境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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