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商人的蒙中贸易，将商品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交流紧密结合
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在清朝前期，清政府的统治在塞外蒙古地区还并不稳定，蒙古地区的民族组成结构非常的复杂，这里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百姓的生活习惯差异非常大，当时的清政府为了能够统一管理这片地区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后来山西人民来到这个地区进行商业贸易往来之后，对塞外蒙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这种商业贸易往来在促进蒙古地区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把汉族的文化悄无声息的传入了蒙古地区，可以说清朝时期山西商人在蒙中贸易当中，实现了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交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标。清朝的山西商人在蒙古从事的商贸活动有很多种类，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他们能够把汉族文化渗透进蒙古地区的原因之一。
18世纪俄蒙地区的中国茶叶店
山西商人的发家简史
山西商人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商业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以军队和贸易，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在清朝前期，为了能够尽快的把蒙古地区安定下来，当时的清政府实行了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在蒙古地区清政府安排了大量的军队驻扎以保证当地百姓的安稳生活。因为蒙古地区的民族众多，生活习惯和风俗过于繁杂的原因，当时的清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管制采取的是因地制宜的政策，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蒙古地区的稳定和谐。随着清朝的逐渐稳定，清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管理也越来越熟练，为了能够让蒙古地区的人民和汉族人民真正的融合到一起，增强蒙古地区百姓的归属感，当时的清政府一力促成了蒙古地区与中原的经济贸易往来。
川字牌茶叶
在蒙古地区与中原的商业贸易往来之中，山西商人在其中做出的贡献比较大，因为当时的山西商人所能提供的贸易活动种类很多，不仅能够为当时的普通蒙古百姓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同时一些蒙古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全部都依赖于这些商人。当时的一些蒙古贵族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甚至不惜向这些山西商人借贷，在他们无力偿还的时候就会用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屁以及骆驼来抵利息和本金，而对于这些蒙古贵族来说这些利息和本钱根本无需不在意，所以当时蒙古地区的贵族向山西商人借钱的情况屡见不鲜。根据《山西商民在蒙古地区的贸易活动》一文可知:“有时候王公急需用钱款, 也可先由从事通事业的商民借贷, 月息按三分算, 如一年之内还清本钱, 利息可免;如果超过一年, 不足三年, 则要求连本带利都还清;如果是三年以上, 那么除了还清本钱, 还要利息加利息。”
清政府对于这种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表现得十分重视，为了能够保证蒙中贸易的正常进行，当时的清政府对于贸易往来的各个环节都采取了相关的政治措施，为这些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清政府对于和蒙古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汉族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管理，他们通过发放路引票照制度来管理这些参与蒙中贸易往来的商人，对于这些商人来说，有没有这个路引票照是决定他们能不能够和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凭证。
清明山河图上的山西“潞绸店”
贸易制度化，严格规范市场
所有想要参与蒙中贸易往来的商人都必须向当时的清政府申请这种路引票照，这个东西更像是现代的一种出口贸易的营业执照。 除此之外，当时的清政府对于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交易的商品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所有用于贸易往来的商品都必须要经过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检验之后才可以应用于商业活动。随着清政府统治的逐渐稳定，这种贸易往来制度的发展也在逐渐完善，到了乾隆朝，这种商业贸易往来已经形成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化规定，而在这种蒙中贸易之中，表现得尤为积极突出的就是山西商人。
为山西潞安府、泽州府商人所建
商号商帮的发展：抱团促进清蒙双方互利的物资交换
山西商民在这里从事商贸活动种类很多, 大致有四种类型:通事业、居间业、杂货业和谷蔬业。其中通事业指专门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的商号, 那些王公贵族日常生活所需, 全部依赖于此行业商民。
当时在与蒙古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活动之中，商业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应该就是山西的两家商号，他们在往蒙古地区贩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同时，也会把一些铁制的农具源源不断的运送到蒙古地区。同时在把所有的商品卖到蒙古地区之后，他们会把蒙古地区的特产包括活生生的牛羊马群运回中原地区进行高价售卖，这种活动被称之为杂货业。除了杂货业之外，还有谷蔬业，谷蔬业是指在蒙古地区租种田地的行业，这些商人在蒙古地区租种田地，然后用中原的一些种植技巧把种植出来的谷物蔬菜等全部销售给当地的蒙古百姓。
清朝时期的山西商人被称之为晋商，他们在与蒙古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时候，结成了一个有效的商业组织叫做晋帮，在这个组织之中的所有商人成员都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分享，他们在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同时和当时管理经济贸易的清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官商联系过密之时就容易发生一些不好的政治现象，所以当时的清政府除了大力促进这种商业活动之外，也会对他们实施一系列的限制性政策。
清朝的商会图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他们对于一些来到蒙古地区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商人以及定居的普通百姓采取的是相对鼓励的态度，但同时为了限制这些贸易往来的合法性以及规模，当时的清政府对于山西商人的蒙中贸易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清政府对于商人的个人信息和销售地点时间数量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除此之外，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品，比如金属白银等都是不允许在蒙古地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些进行蒙中贸易的山西商人还要为当时的清政府缴纳许多的税款，以此来作为进行蒙中贸易的前提。
山西商人的蒙古贸易活动对蒙古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发展，山西商人的队伍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山西商人与蒙古进行贸易往来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商业贸易活动的不断繁荣刺激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蒙古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实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蒙古地区的百姓在适应中原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悄无声息地向中原人民转变。经济方面的发展带动了文化方面的改变和经济模式的分化，原先只注重畜牧业的蒙古人民开始分化出了各行各业，商业贸易的繁荣使蒙古地区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一些原本只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娱乐活动和文化交流胜地，也开始出现在了蒙古地区的许多城市之中。
晋商的主要贸易线
其实，商业活动方面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方面的交流，商人在进行贸易活动中所提供的商品，实际上就是一种由劳动和文化相结合的产品，这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思想文化底蕴，双方在进行生活用品交换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的相互渗透和渲染。只是因为蒙古地区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原因，所以在山西商人所进行的这种蒙中贸易往来当中，主要被渗透的对象是蒙古地区，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实用价值的不断激发使得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开始逐渐的融入到蒙古百姓的生活当中，在这种看似平常的商业贸易往来当中，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也达到了清政府巩固对蒙古地区统治的目标。
晋商历史照片
结论：
在当时清朝的商人与蒙古所进行的商业贸易往来当中，山西商人所做出的贡献是最大的，他们是蒙中贸易的主力军，一些生活用品以及其他交易商品的选择都是由山西商人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的，他们选择的这些商品都体现了非常浓厚汉族文化内涵，同时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也非常高，深受蒙古地区百姓的喜爱，这也是山西商人的蒙中贸易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山西商人在促进自己生意兴隆的同时也达成了文化渗透和交流的作用。
在文化发展水平不对等之时所进行的一种商业贸易往来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渗透和交流活动，双方通过商品互换的过程，接受了由对方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在清朝山西商人所进行的蒙中贸易之中，蒙古表现百姓与汉族百姓之间的商品交换，实质上是一种由商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一种文化交流方式，这些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文化传输的导线。
参考文献:《晋商》、《马可波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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