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宇
前言：
如前文所述，儒学孝道、谶纬之学和尧后火德是东汉王朝帝位合法性的三大法理依据，但作为刘秀称帝依据的谶纬之学却得不到儒学正宗的认可。为了解决帝位的合法性问题，在刘秀一朝先后发生了《左氏》之辩、泰山封禅和刘秀之死三大历史事件，这三大事件的有何关联？为什么说图谶“转正”败也儒生，成也儒生？我们来一一分析。
一、《左氏》之辩：学术争端背后的权力之争！
为了让儒学孝道、谶纬之学和尧后火德“三脉互通”，刘秀想到了一部著作《左氏春秋》。在建武四年（28年），朝廷里掀起来关于是否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以加强对这一著作研究的大辩论。以博士范升为首的儒生坚决反对设立《左氏》博士，并提出反对意见：
1.《左氏春秋》其出自左丘明，不是孔学的正宗。汉朝之前的皇帝并不推崇《左氏春秋》一书。
2.《左氏春秋》不属于儒家的《五经》，研究《左氏春秋》不属于时政的急务，且这部书存在许多错误。
3.虽然太史公司马迁对《左氏春秋》一书评价很高，但是司马迁这样做属于“违戾《五经》，谬孔子言”。
虽然刘秀顶住压力设立了《左氏》博士，但是此举导致舆论哗然，“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随后，因为《左氏》博士李封的去世，设立《左氏》博士来研究《左氏春秋》的事又废止了。
读到这里，许多朋友会有疑问，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是刘秀当皇帝的法理依据，刘秀想设立《左氏》博士，就是想通过对《左氏春秋》的研究，把谶纬之学纳入儒学正宗，让图谶“转正”，以增强东汉王朝帝位的合法性。这一点以范升为首的众多儒生不可能不知道啊。既然知道，那儒生们为什么要跟皇帝对着干？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啊，在许多人印象中可谓“神通广大”，怎么拿这些儒生没有办法呢！
其实所谓的《左氏春秋》有问题，不过是儒生们的一个借口，他们反对其实是另有原因。怎么讲？
刘秀登基以来，尊崇儒学，许多儒生进入了仕途，但朝廷的政治空间有限的。如果朝廷通过对《左氏春秋》一书的研究让图谶“转正”，那么研究谶纬之学的人必然会大批地进入朝廷，这样一来就会挤压儒生们的政治空间，与儒生们争夺政治资源。所以，《左氏》之辩看上去是学术争端，实际上其背后隐藏着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会有韩歆、许淑、陈元等一批儒家学者支持刘秀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同样是权力的诱惑。因为刘秀是开国皇帝，掌握着朝廷的最高权力，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命运。所以，有一部分儒学之士为了自己仕途的进步，支持皇帝让图谶“转正”。
可为何《左氏》博士李封的去世之后，刘秀就废止了《左氏》博士一职呢？
思考一个事情的决策，一定要站在历史的大环境角度去考量。《左氏》之辩发生在建武四年，当时国家的形势是群雄割据，乱世争锋；而“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的现实告诉刘秀，在朝廷内部大部分官员是反对图谶“转正”的。如果此时刘秀继续固执己见，搞《左氏春秋》研究，很有可能导致朝廷官员们的离心离德，甚至有的儒生可能会站到刘秀敌对阵营的一边。所以，刘秀最终废止了《左氏》博士，是顾全大局的结果。
聊到此处，读史者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建武四年《左氏》之辩这么重要的事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怎么没有记载呢？
要回答一个历史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找答案。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官员，他撰写《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看的。如果刘秀是个无道昏君，那还好办，他主张给图谶“转正”自然可以成为反面教材；但问题是总的来讲刘秀是一代开国英主，北宋的皇帝要是看到了《左氏》之辩这段历史，也想学着搞图谶“转正”，将精通谶纬之学的人大批引入朝廷，这势必会挤压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官员的政治空间。退一步讲，司马光真将其写入《资治通鉴》，这消息一旦传出去，必然会触碰到许多同僚的敏感神经，这写《资治通鉴》的事恐怕要换人了。
二、泰山封禅：一场为图谶正名的旷世盛典！
《左氏》博士废止之后，面对众多儒家学者和官员反对图谶“转正”的巨大压力，刘秀在短期内不敢有大动作，也没有想出让图谶“转正”的好办法。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据《后汉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建议刘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结果刘秀没同意。
因为虽然刘秀已经即位三十年了，但是当时国家还存在许多问题，更何况泰山封禅需要劳民伤财，在其看来得不偿失。
但两年之后，也就是中元元年，刘秀夜读《河图会昌符》时看到了一句话：“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泰山）。”
首先，刘秀认可汉朝是火德，对应了“赤刘”；其次，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再者，岱宗指的是泰山。
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刘秀，他开始构思以图谶为依据，以泰山封禅的形式，让世人认同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以天命的形式让图谶、火德等理论依据得到儒学正宗的认可，实现图谶“转正”。
按照刘秀的诏书，梁松等人查找《河图》《雒书》中的谶文，最后以三十六件事作为依据称第九代应该举行封禅。有了这样的依据，刘秀不惜劳民伤财，继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后，搞了一次盛大的泰山封禅。并于当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
三、刘秀之死：在儒学正宗面前，皇权也有脆弱之处！
正当刘秀完成泰山封禅，宣布图谶于天下之时，有一帮人坐不住了，他们就是儒家学者和官员。此时著名的儒家学者桓谭上疏刘秀，以儒家所提倡的“仁义正道”为旗帜，认为谶记属于“奇怪虚诞之事”，“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之人属于“欺惑贪邪，诖误人主”，请求刘秀摒弃图谶，“述《五经》之正义”。
刘秀看完桓谭的上疏后，史书中用了两个字“不悦”。不高兴会怎么办呢？刘秀明白，桓谭不只一个人，他后边站着一大批深受儒学教育的学者和官员；而自己作为皇帝，最有力的法宝就是皇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刘秀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给桓谭施压，迫使其屈服。
于是，刘秀把桓谭找来开会，名义上商量灵台建在哪里合适。刘秀问桓谭：“我用图谶来决定，怎么样？”桓谭先是沉默，过了良久才说了一句：“臣不读谶。”刘秀问：“为什么？”桓谭大谈图谶不属于儒家经典。结果刘秀大怒说道：“桓谭非议圣贤，无视国法，拿下去斩了！”桓谭吓得叩头流血，过了很久，这事才化解。最后，桓谭被外放为六安郡丞，病死途中。
四百年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桓谭鸣不平，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其实因这件事深受打击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光武帝刘秀。我们知道刘秀是一个处事风格很柔的人，其大怒，甚至要杀桓谭的背后，一定是动了真气。
刘秀本以为泰山封禅，“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会让儒家学者和官员们认可图谶，可是桓谭让他发现自己错了，而且犯了一个不仅劳民伤财还会让天下乃至后世耻笑的大错误。曾经在昆阳之战中，他创造过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在治国理政中，他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可是现在，在儒家学者反图谶“转正”的巨大压力，刘秀深切地感受到皇权的无奈。在盛怒之下，他曾想过要杀桓谭，可是回过头来务实地想一想，连泰山封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杀了桓谭又能有什么用呢！
多年以来，刘秀一直身体不好，苦于“风眩”之症，早在建武二十年（44年）那场大病时，刘秀本以为自己将不就于人世，欲托身后之事。好在后来病情好转，扛过了此劫。可是十多年后，桓谭事件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泰山封禅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刘秀心力憔悴地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满怀着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图谶“转正”：意料之外的“成也儒生”！
刘秀带着图谶未能“转正”的遗憾去世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一个让其生前意想不到的情况。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光武善谶，及显宗（明帝）、肃宗（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
这段记载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实，在东汉初年，特别是光武帝刘秀时期，许多儒家学者是没学过图谶的，比如郑兴、桓谭等人。但是经过了《左氏》之辩、泰山封禅等政治事件，以及郑兴、桓谭等人在政治上的失意，让许多儒生看到了政治风向。在许多儒生看来，如果不学图谶、不懂图谶，自己在朝廷里上升的政治空间就会受限，就要靠边站。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诱惑下，“儒者争学图纬”，由此在东汉政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既懂儒家经典又“通晓”图谶的儒家学者。
“通晓”图谶儒家学者大量出现之后，儒学正宗不认可图谶的现象势必影响这批人的政治前途，所以，加强对《左氏春秋》一书的研究，让图谶“转正”就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在建初元年（76年），儒家学者贾逵通过对《左氏春秋》的“考证”得出：“《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也就是通过对《左氏春秋》的“考证”，将图谶与“尧后火德”等理论引入了儒学正宗。贾逵的见解得到了时任皇帝汉章帝的认可。
为了进一步让谶纬之学和儒家经典深度融合，建初四年（79年），以讨论儒家《五经》异同的名义，汉章帝在白虎观召开了有众多大臣和儒家学者参加的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并将讨论的内容制作成《白虎议奏》。班固（《汉书》的作者）、贾逵等著名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白虎观会议”一方面讨论儒家经典《五经》，另一方面大量引入图谶作为论断依据，将儒学与图谶融合了起来。由此，刘秀费尽心力没有实现的图谶“转正”得以实现了。
结语：
大禹治水曾告诉过我们一个方法，叫做“堵不如疏”；其实这句话可以换个说法，也就是说许多时候对抗不如疏导。在权力运行中也存在这个方法。《左氏》之辩、泰山封禅，刘秀为了让谶语“转正”，强力地与儒学正宗对抗，结果搞得自己心力憔悴，含恨而终。可是随着东汉王朝在知识界以图谶作为取材的重要标准日益明确，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引导”下，儒生学习图谶逐渐成为热潮，进而图谶“转正”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所以说，东汉王朝的图谶“转正”，败也儒生，成也儒生。
参考书目：《后汉书》《资治通鉴》
閱讀更多 孫正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