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越闹越大，最终攻克洛阳，把福王朱由崧给煮了，同锅被煮的还要花园里的几头梅花鹿，这锅东西被称作“福禄寿”，被起义军给分食了！！！
还好，他的儿子朱由崧趁乱逃出了洛阳城，一路南下，沿水路来到了淮安附近，当时的淮安城是漕运枢纽，也是北方经济运输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当时很多富商巨贾、退休高官、逃亡宗室都在此聚集。
朱由崧虽然继承了福王的王爵，但是因为逃得比较匆忙，身无分文，十分落魄，还好靠叔父潞王接济才从船上搬到了岸上，勉强度日。就在小福王朱由崧整日为生计担忧的时候，一个馅饼砸到了他的头上。
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崇祯上吊自杀
按照留守南京的大臣们的商议，按照大明例律，应该由小福王朱由崧继承皇位。饿晕的朱由崧乐晕了。
在晕完之后，朱由崧收拾好破烂，准备进京（南京）当皇帝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了。朝中有人不同意，还是那些不同意他爹当皇帝的人——东林党人，党还是那个党，只不过人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他们的主题思想都没有变，就是不同意你福王当皇帝。
至于为什么不同意，前面讲过了，虽然两次的理由不同，但是谁让人家掌握了话语权呢？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真理。
福王心里很苦，但是没办法啊，话语权在别人手里。那实在要想当皇帝，怎么办？
上回说到，小福王朱由崧眼看到手的皇位要被人给夺了去，自己又没有话语权，那么到哪里能找到话语权呢？
乱世之中，最大的话语权就是军队，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有话语权；谁的军队多，军队强，谁的话语权就大。
那么看看当时明朝都剩下哪些军队了呢？
经过几十年的“剿贼”和抗清，能打的军队基本打光了，到了1644年左右，明朝仅剩下几支军队。
最大的一支部队当属左良玉部。左良玉起初曾在辽东抗击清军，后被调往关内剿灭农民军，与李自成、张献忠战斗了十几年，互有胜负。左良玉在剿灭农民军的过程中，逐渐的拥兵自重，到了1644年，他已经拥有了十几万的大军，因与农民军作战，驻扎在湖北武昌一带。
其余几支部队驻扎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一带，他们原本的驻地并不是这里，他们是逃兵，被农民军从自己的驻防地赶到了这里，他们分别是：
高杰，陕西米脂人，这地名有点熟，没错，就是李自成的老乡，起初跟随李自成一起造反，但是后来他让李自成戴了绿帽子，他趁李自成领兵在外的时候勾结李的老婆邢氏，所以李自成这边是混不下去了，只能投降了明朝，然后成了剿灭李自成最积极的明军部队。他手下有个军官叫李成栋，是南明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后面会出场。
黄得功，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北直隶人，也是一直与农民军作战，升至总兵。原驻扎在河南正阳地区，1644年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他有个弟弟叫刘良臣，早在1631年大凌河战役时就随祖大寿投降了清朝。
刘泽清，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在大顺军迫近北京城时，崇祯命他进京勤王，刘泽清则借口坠马受伤推脱了，在大顺军到山东时则一路往南逃，逃到了淮安地区。

当时，明朝拿得出手的军队就剩下这几部人马了，左良玉在湖北，对于身处淮安的福王来说太远了，想坐个船或者坐个车去湖北找左良玉都没钱，他能依仗的只剩下苏北和淮北一代的四镇军队了。
但是你福王朱由崧只是一个落魄的藩王，身无分文，朝中又有人反对你，人家有军队，凭什么帮你啊？
然而，已经被天上掉馅饼砸中的一次的朱由崧，再一次被天下的馅饼砸中了。
四镇的上司是凤阳总督马世英，而守备凤阳太监卢久德则是朱由崧的熟人，卢久德在万历年间曾在皇宫中服侍过老福王朱常洵，当朱由崧找到卢久德的时候，卢久德十分动情，表示当年自己没能力，没有将你爹扶上马，这一次本公公有军队了，肯定要将你扶上马。
所以卢久德作为中间人联系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以“定策”之功、位极人臣来诱惑三镇，在明朝地位极低的武将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决定同意一起拥立福王。
刘泽清起初是和东林党站在一边，打算拥立潞王的，但是一看，对面三个，我一个，打不过。既然打不过，我就选择加入你们。于是，刘泽清也见风使舵的选择了拥立福王。
这下事情就成了，离南京最近的四支部队都拥立福王。

虽然江北四镇支持朱由崧，但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之前是和史可法一起支持潞王的。但是无奈手下四位总兵都已经成了福王的人，如果马士英继续支持潞王而反对福王的话，自己恐怕就要变成光头司令了，说不定连这个“光头”都保不住。
权衡之后，马士英决定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头，于是他马上变态，自己也是支持福王的，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定策首勋”。
可怜的史可法就这样被出卖了，被出卖的非常惨，因为他曾经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反对立福王，而且在信中还列举了福王的“七宗罪”。马士英很不厚道的向福王展示了这封信，他的目的很简单，要挤掉地位最高的史可法，自己做新朝的首辅。
那么现在福王朱由崧有了凤阳总督和江北四镇的武力支持，其他的文官们就无力反抗了。
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坐船到了南京城外，南京的官员都来拜见新君。五月一日，朱由崧去孝陵拜祭了祖宗朱元璋。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专业的登基流程了。
考虑到崇祯的皇子下落未明，朱由崧不便直接登基称帝。五月初三，先受监国之号，暂理朝政。在“急切”的等待了崇祯皇子十二天之后，依然没有消息，朱由崧“只好”于五月十五日，登基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史称“弘光皇帝”。
当年，老福王为之奋斗了几十年而不得的皇位，终于被他的儿子争取到了，“皇位”并没有缺席，只是迟到了几十年。
皇帝有了，内阁班子也得重新开张。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南都首席大臣，自然是新内阁首辅，但是大家都知道，史可法可是写了“反书”的，弘光岂能容他。史可法也有自知之明，在入阁之后不久就请求去江北督师，此举正中弘光和马士英的下怀，马上批准。

被弘光皇帝视为定策头号功臣的马士英自然成为了新的内阁首辅，并兼兵部尚书，军政大权握于一人之手。而马士英此人并无真才实干，也非心胸开阔的正直之人，所以弘光朝的大权落于此人之手，南明的前途也可想而知。

然而，假如大权落在“大英雄”史可法的头上，他就能做得更好吗？未必，其实不必假设，大权曾经就在史可法的手上，不过他没有用好。
在1644年三月崇祯在煤山自尽到五月初弘光监国这段时间，北京的政权已经被摧毁，北方群龙无首，帝国的大权全部落到了南京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手上。
此时，史可法应力争由福王朱由崧继承皇位，领导南明军民抗击清军，趁清军和大顺军交战的时候恢复河南、山东等失地。
然而由于史可法的优柔寡断、受东林党人私心的影响，导致朱由崧求助于江北四镇，使得日后四镇跋扈，军队尾大不掉，进而影响了整个南明的政权形式，南明朝廷几乎就是军阀的附庸，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而已。
閱讀更多 青雲逐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