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由布蘭登堡領地和普魯士公國發展而來。
1618年，布蘭登堡領地和普魯士公國合併變成布蘭登堡一一普魯士國家，1701年，發展為普魯士國家。
普魯士經濟的普魯士道路
黃金海岸線
自16世紀以來，歐洲經濟中心的西移，海外殖民貿易的擴展，不僅未使這一地區向新經濟中心的工商業城市提供食品的貿易變得更為艱難，反而使它變得更為容易了。
在此之前，布蘭登堡——普魯士若要進行糧食貿易，必須通過諸侯邦國林立的關卡才能達到目的地。
而當時，只需要利用波羅的海沿岸的北德“黃金海岸線”以及日新月異的航海技術，就能將易北河以東農業區盈餘的糧食與歐亞大陸西北角正在興起的新生工業世界連接起來。
不僅如此，德意志由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萊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和奧得河，都流經布蘭登堡——普魯士，因而輻射到整個邦國，推動了遠程貿易和糧食經濟的發展。
因此，在17世紀中葉，當近代工業化在荷蘭、英國悄然興起時，當古老的漢薩城市因德意志工商業的凋零而無法參與這些新興國家的競爭之時，尤其當這些國家因工商業的興起和繁榮而日益由糧食出口國變成進口國的時候普魯士容克則抓住時機，利用這條遼闊的海岸線，穿過波羅的海與北海之間的海道，向這個工業世界輸入越來越多的糧食。
商農並舉
如果說普魯士的重商主義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這種“商農並舉”的方式。
這種“商農並舉”的方式使得自給自足、以農為本的普魯士經濟逐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通過海外糧食貿易來換取貨幣有利可圖，為了能將更多的糧食盈餘投入到貿易中去，並利用良好的農業經濟形勢獲得更高的利潤，容克們不斷擴大自營地，並逐漸將自己的莊園改造成農業企業。
從容克由過去那種僅靠坐收地租致富的地主，逐步變成經營糧食產品的“農業企業家”的這一進程中，普魯士農業資本主義已經萌芽。
容克地主
普魯士容克貴族由於能比過去更好地發展糧食貿易，並在這個新生工業世界的經濟結構中保持其經濟功能，自然無需去對自身舊有的封建生產關係進行根本、徹底的改造，而是採取了“再版農奴制”的形式。他們充分利用在“父長制”傳統中的主人地位來對付處於依附地位的農民。
容克貴族對依附農民進行負擔上的區別，使農民中產生出不同的利益群體，並彼此爭奪。其結果是，農民們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共同體。農民的世襲臣服性，農民對莊園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農民所負的徭役以及向莊園繳納的實物地租，所有這些都擴大著容克地主的盈餘，擴大著普魯士的遠程糧食貿易。
總之，農民承擔著這種市場經濟的生產代價，而容克地主卻鞏固了他們自身的經濟基礎。
所以普魯士在經濟上逐漸走出了一條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特有的“普魯士道路”，這樣的經濟基礎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軍國主義產生
容克貴族在政治上具有充分的獨立性，他們能造就一種權力。
當瑞典人在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中幾乎不受阻礙地侵犯布蘭登堡——普魯士，並封鎖波羅的海上的那條“黃金海道”時，一直處於貴族宗派集團爭奪之中的威廉大選侯卻形同傀儡，因而無法顧及貴族們的貿易與特權。
這一結果終於使容克貴族們認識到：在現代大國激烈爭奪的國際環境中，一個能充分發揮作用並能確保貴族自身利益的集權政府是絕對必要的。
於是，集權化的政府，作為各貴族宗派集團妥協的產物，同時也作為一種有效的國家政治行動組織的形式，開始被建立起來。
它以全國最大的貴族地主霍亨索倫王室為核心，擁有一種無需其他各等級同意就能行使的徵稅權。但它同時也規定了貴族的免稅權，他們在莊園區域中的管理和司法權，以及農民的世襲臣屬地位不可動搖。
這意味著：國王儘管行使著職能上的權威，實際上只有一種有限的活動餘地，而貴族們在直接利益領域中依然保持了大部分政治上的自治權。政府的權力措施還能直接貫徹到這些莊園區域裡，尤其當這些措施觸及到貴族們的經濟利益時。
貴族與統治秩序的建立是通過一支常備軍的建立來體現。
在這種體制中，貴族子弟被有目的地納入到國家任務之中，納入國家的最高功能之中，更確切地講，納入到軍官生涯之中。這種軍官生涯不僅對那些更年輕的、沒有土地繼承權的貴族世家的老二、老三們來說往往更具有吸引力，而且對於他們作為莊園主的父兄來說也可以接受。
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擁有一份不小的附加收入；另一方面，軍官的崗位也能給莊園區域中的貴族統治的鞏固帶來好處。
這種軍事體制規定軍官只能由容克子弟擔任，農民子弟只能在他所屬的莊園區域作為士兵參軍。儘管軍隊歸國王調動，但它只能以莊園區域為單位進行調動。這就使得即使在服兵役期間，農民子弟也不可能擺脫對主人的依附關係。
軍隊內部仍然是容克貴族們的天下，而容克們只是在為這種軍隊提供軍費，這種軍事體制在歐洲是唯一的、特殊的。
這種打有“父長制”烙印的莊園主自治與軍隊制度，為當時的社會秩序提供了雙重保障
一方面，權力得到了確保，但它首先是作為一種貴族們的專制主義而被建立起來的；
另一方面，這種所謂的“普魯士體制”，又將容克貴族作為負載國家功能的階級與集權的國家統治秩序結合在一起。
因此，容克貴族在這個社會中扮演起了雙重角色，他們既是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農業企業家，同時也是封建保守主義的獨裁專制的社會權力以及由他們所確保的政治統治關係的載體。
經過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選侯到腓特烈大帝三代君主近一個半世紀的東征西討、勵精圖治，布蘭登堡——普魯士先後擊敗瑞典、波蘭，奪得了從易北河口遠至柯尼斯堡的所有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並不斷向中歐內陸地區伸展。
普魯士的人口由原來的300萬猛增至1000萬，所以18世紀成為了普魯士容克貴族的“黃金時代”。
普魯士王國的第二個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是普魯士軍國主義和官僚制度的奠基人。
在他統治期間，軍費開支居高不下。軍隊總人數增長至8.5萬人，居歐洲第四位。為了儲備對外侵略的兵源，他擴大徵兵規模，招收德意志各邦青壯年加入軍隊。
同時，貴族繼承法規定，容克貴族的長子有資格繼承全部地產，而其他次子都必須為軍隊貢獻自己的力量。薪俸優厚，由國家發放，以此來保證軍官的來源。並委派容克擔任軍官，採取“棍棒政策”嚴格控制與訓練軍隊，竭力使軍隊盲目服從自己，滿足其侵略擴張的野心。
在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不但沒有減輕軍國主義對軍隊的控制，反而變本加厲推行軍國主義政策。軍費開支佔整個國家收入的百分之八十，軍隊人數擴充到20萬以上，占人口比例在歐洲位列第一。
這支強大的軍隊如噬血的機器，助長腓特烈二世對外侵略擴張。如1740-1748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普魯士奪得了奧地利的重工業區西里西亞。
1756-1763年腓特烈二世又與英國聯合積極參加七年戰爭，同奧、俄、法等國作戰，並獲得了勝利。腓特烈二世又同俄、奧結盟，分別於1793年和1795年，兩次對波蘭進行瓜分，最終導致波蘭滅亡。
侵佔土地之後，普魯士在這些土地上推行一種“內部殖民”政策，把土地上的居民德意志化。
就這樣，普魯士成為了封建警察國家，對內鎮壓人民，對外侵略擴張，這必然成為滋生軍國主義的政治溫床。
軍國主義的發展
普魯士軍國主義是軍國主義的最富於侵略性、最野蠻的形式。
它不斷擴充軍備，強化國家軍事官僚機器，以適應不斷對外侵略擴張的需要。
普魯士歷代國王均十分重視建立有效的軍隊和馴服的官僚機構。
18世紀初，普魯士已經是歐洲軍事強國之一，它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擴張活動，直到1772年，普魯士疆域擴大到30萬平方公里。
由於不斷髮動侵略戰爭，軍火工業、軍需生產成為國王最關心的問題。工業、商業貿易、農業等部門一切以軍隊需求為轉移。
1871年德意志的統一，標誌著德國軍國主義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如果說普魯士國王的窮兵饌武是為了擴大領土，掠奪財富，那麼統一後德國軍國主義的膨脹則在於爭奪歐洲霸權，大規模搶佔殖民地。
1871年德意志通過了帝國憲法，以法律的形式鞏固了普魯士王國和容克地主在德意志帝國的統治地位，同時憲法規定在帝國內全面實施普魯士的軍事立法，使帝國軍隊普魯士化。
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和憲法的頒佈標誌著容克地主與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建立。對於德意志帝國的實質，馬克思有過極為深刻的揭露，他認為德意志帝國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餘、同時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成、以警察來保護的軍事專制國家”普魯士在帝國中的統治地位，導致其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傳統蔓延至整個帝國。
軍事機器及政府職能部門幾乎不受議會的監督，對內反對民主、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化，實際上變成國家統治的主要目的。
由於德意志國內殘酷的政治壓迫，壟斷資本和容克地主的經濟剝削，以及統治階級將龐大的轉嫁給勞動群眾，使得國內的階級矛盾異常尖銳。
為此，德國上層統治集團加強了對人民的統治。
德國統一後，俾斯麥首先打擊了分立主義勢力，隨即將槍口對準德國的無產階級。
1878年，政府頒佈了“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法令”，即所謂的“非常法”,這項法令規定，禁封所有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組織、集會和出版物，政府可隨時宣佈戒嚴，並且可不按照法律手續放逐或逮捕社會民主黨人員，在實施“非常法”的十二年間，社會民主黨有332個地方組織被解散，1300多種出版物被查封，1500多人被關進監獄，900多人被流放。20世紀初，議會又通過了反動的集會結社法，禁止18歲以下的青年參加政治團體，德意志帝國越來越變成一個單一的大兵營。
殖民擴張
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起步較晚的，80年代才開始對外殖民擴張。
當它走近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筵席的時候，席位已經被佔光了。在俾斯麥統治時期，僅在歐洲和澳洲搶佔了一些地盤，於1884年佔領了納米比亞，充當多哥和喀麥隆的“保護傘”。
1885年又奪取了東非的坦嚷尼喀和桑給巴爾島，隨後建立德屬東非殖民地。1884-1885年，德國還侵佔了南太平洋上的新幾內亞的東北部和馬紹爾群島。
但是參照1899年的數據統計，德國的殖民地面積僅有英國殖民地面積的九分之一、法國的三分之一。而且德國殖民地人口稀少，資源貧乏，缺乏經濟和戰略價值，這與德國日益膨脹的經濟政治實力不相當，因此德國帝國主義不滿足於此，迫不及待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
從90年代起，威廉二世積極推行爭奪世界霸權的政策。
為了把族牢牢地拴在侵略擴張的戰車上，德國統治階級大肆進行軍國主義的宣傳。
1891年建立了“泛德意志協會”，這個組織通過報紙和其他輿論工具，瘋狂鼓吹“日耳曼種族優越論”，狂妄地提出“普魯士以國王為首，德意志以普魯士為首，全世界以德意志為首”的反動口號。叫囂德國“領土太小”,“缺乏空間”，要從英法比葡等國手中奪取殖民地，吞併歐美弱小國家，建立“大日耳曼帝國”。
為了實現上述侵略計劃，德國政府瘋狂擴充軍備。
70年代，德國年度軍費約4億馬克，1913年上升到21億馬克。1892年帝國政府的新軍事法案要求將常備軍增加到&6萬人，總的軍隊兵員達57.2萬人。
1899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軍隊編制由62萬人激增到126萬人。
另一方面，由於海外擴張的需要，德國尤其重視加強海上軍備。威廉二世叫囂：“德國的未來在海上！”普魯士軍國主義把戰艦視為重新瓜分世界的主要武器。
軍國主義分子要求不斷擴充艦隊，1898年和1900年國會兩次通過龐大的艦隊法案，其任務是要在20年內使艦隊數量增加兩倍，質量要趕上並且超過英國。
1905年又擴建艦隊，不斷增強海上爭霸的兵力。德國的造艦計劃1906、1908和1912年不斷修改，使海軍軍備大幅度增長。1914年，德國已擁有新戰艦232艘，海軍力量僅次於英國，佔世界第二。
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採取“東進”政策，擴大對亞洲的侵略。
德國積極參加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鬥爭，為了煽動對中國的侵略，威廉二世炮製了臭名昭著的“黃禍論”。
1895年德國攫取了在天津和漢口等地建立租借的特權。1897年藉口德國兩名傳教士被殺，派軍佔領了膠州半島。第二年強迫清政府將膠州灣租借給德國99年，並取得在山東建築鐵路和開礦特權，從而把山東變成它的勢力範圍。1900年在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中，德意志帝國充當了兇惡的角色,在中國大肆搶劫燒殺。
1903年德國又與土耳其簽訂了修築巴格達鐵路的條約。巴格達鐵路的修建不僅使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且使德國勢力滲透進土耳其，成為它向東方進攻的工具。這直接威脅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特別是德國海軍建設計劃更使英國惶恐不安，所以英德矛盾從90年代開始尖銳化，到20世紀初則成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主要矛盾。
德國向東方擴張也威脅了俄國的利益，尤其德國政府對俄國糧食入口實行高稅率，使德俄關係更加緊張。
綜上
普魯士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生產的增加是以各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對國內外市場的爭奪為基礎的。
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對內鎮壓被壓迫群眾的反抗，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必然要不斷加強軍事力量。
軍國主義是階級對抗社會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形成了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整套體系。
在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後，為了適應列強瓜分世界的要求，軍國主義異常迅猛地發展，尤其是德、英、法、俄等帝國主義國家的軍國主義發展達到了對人類最危險的程度。
軍國主義也顯示出它作為推動戰爭的機器的特殊作用。
這些作用的結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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