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在未來，當我們回顧歷史，會深刻地認識到，是科學、理性和團結互助幫助人類戰勝了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
然而在當下，與新冠病毒一樣可怕的另一些“病毒”，正在阻礙著人類的共同行動。種族主義抬頭。被詡為“燈塔國”的一國領袖，堂而皇之言稱“中國病毒”，無疑將煽動仇恨之火。民粹沉渣泛起。毫無根據的“陰謀論”擁躉無數，甚至希望“敵方”的病人不妨再多一些。歧視時有發生。單純自重勝過一切，視某地人為“洪水猛獸”，語言傷害、野蠻排斥，令人擾心。
針對當下的社會不公和歧視現象，深圳衛視&直新聞駐港記者秦玥3月20日專訪了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
平等機會委員會（簡稱平機會）是香港的獨立法定機構，於1996年成立，負責執行《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消除基於性別、婚姻狀況、懷孕、殘疾、情緒病、家庭崗位及種族而產生的歧視。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
在專訪中，針對“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的稱呼，朱敏健認為，世衛的命名原則是非常公平的，不應該用地區名字來冠在病毒身上，否則就會造成歧視。而涉及新冠病毒的歧視議題，平機會近來收到查詢、投訴等接近600宗。
對於一些香港餐館以防疫為由拒絕接待內地人，朱敏健表示，如果真有一個“受屈人”上來投訴的話，很可能餐廳相關人士就會墮入法網。但他同時表示，很多民眾非常關切的歧視議題，現行法例是不足的。在反歧視內地人的立法上，平機會未來會做出一些法律方向的研究，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就居民身份歧視這個範疇來立法。
近來香港兩名泛民區議員在辦事處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入內”等標語，朱敏健透露，平機會收到約一千個相關投訴，他認為這個描述很明顯是政治立場的歧視，但平機會目前四個相關法例，在字面上都無法涵蓋規管到。不過他質疑，這些區議員的行為是不是構成“公職人員失當”呢？他又認為執法上可考慮依“公職人員失當”追責。
朱敏健曾經就職於廉政公署，談到40多年公職工作，他頗有感觸。他說，現在最大的挑戰是社會變得越來越兩極化。違反了某一方面的立場，就會遭到人身攻擊。他呼籲社會各界人士應該放下政治立場，有什麼偏見都好，迴歸理性，摒棄暴力，這樣香港才可以在疫情這麼困難的情況下重新出發。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永遠活在隧道的黑暗裡。”
以下為專訪實錄。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您之前做過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監警會秘書長，到現在您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您覺得哪份工更容易打？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很直接地講，我當然覺得廉政公署的工作相對容易。因為我是廉政公署出身，由1978年到2010年這32年，我都是從事廉政公署的反貪汙工作，經驗最豐富。但我到監警會這六年，讓我個人對從事公務有了新的體會，間接地對我去年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有很大的幫助。如果回顧的話，這三個工作我都非常喜歡，因為在各自領域都有新的挑戰，同時也符合我這40多年來，作為一名公職人員的宗旨，就是維護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這三份工作都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剛剛聊天的時候，我們說到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針對中國的言論，並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以您對歧視的理解，怎麼看特朗普的這種言論？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以我個人來看，在電視上看到這些畫面，我就會想他這是不是因為美國總統選舉、美國的政治需要，他才這樣說。客觀來說，世衛組織已經說得很清楚為何要採用COVID-19來做這個命名，大原則是非常公平的，不應該用地區名字來冠在病毒身上，因為這樣就是造成歧視。
世衛這個聲明和立場其實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宗旨是吻合的。至於這些政客有其他的目的，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來做一些抹黑的手段，這是完全同我們的宗旨相反的。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同意這麼做。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那您又怎麼看香港或者有些地方使用“武漢肺炎”的稱呼？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現在用新冠肺炎已經是很通順的叫法了，我完全不覺得有這個需要去改成第二個字眼。更加何況在一些科學家的報告裡面，包括鍾南山先生所發表的一些報告裡，現在還沒有證據顯示究竟這次疫情真正的發源地在哪裡，根本還沒有定論。又何必用地名來冠名呢？用新冠病毒是一個很中性，很符合事實的名詞，我覺得是最理想的。
早前，香港一家拉麵店門口貼的紙張寫著：“恕不招待大陸人”。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近期平機會在接受和疫情有關的投訴包括哪幾類呢？包括使用字眼方面。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其實我們開始接到有關新冠病毒牽涉到的歧視議題，到現在有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總數包括向平機會的查詢、投訴等有接近600宗，而且每天還在接收不同形式的相關查詢和投訴。大概可以分作幾類，最多的就是關於餐廳、酒店等貼的告示，有的稱是防疫的原因，不招待內地客人，或者不招待講普通話人士。有的甚至連原因都不說，就直接貼出這麼一個不招待內地客和講普通話人士的告示。
還有的投訴是關於政府就疫情收緊的入境措施，對人們出遊、出入境的限制等。有團體指責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要麼偏袒內地，要麼歧視比如從韓國來的人士等，牽涉到種族歧視、居民身份歧視等的投訴。另外還有關於政府在不同地區成立檢疫隔離中心的，或者專門的診所去處理疫情的，有一班人士跑出來投訴不要在某個區搞這些檢疫中心、不公平等等，這也變相衍生了一些關於殘疾歧視議題。
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由於疫情發展，有一些言論攻擊某些人的，比如說在網絡媒體上有些言論攻擊警務人員的，像警務人員染了病，就出現一些幸災樂禍甚至詛咒的言論。這個非常令人不快，也是失去理性的言論。當時我們出了聲明，對這種言論完全不贊成，這種行為應該儘量避免。
無可奈何的是，雖然我們可以就這些議題發聲，但這種幸災樂禍的詛咒言論本質上是針對一個職業的群組，而不是針對一種疾病或者殘疾。坦白點說，他們之所以用這種言論，針對的是警務人員，而不是患病人士。但是法例上規定，只有針對患病人士而做出的中傷和歧視言論，才會觸犯到殘疾人士條例。如果不是的話，平機會在執法行動方面是沒有法理基礎的。
但不幸當我們發聲明之後，又有另外一些人士誤解了我們的情況，以為平機會鼓勵這種行為，有的甚至說你們平機會無論如何都應該要執法。但其實香港法例是很清楚的，平機會的手可以伸到多遠，法例制訂得非常清楚，沒有灰色地帶。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在執法以外，用倡議為弱勢發聲，指出一些不公平的現象等這些軟性手段去處理牽涉有歧視成分的言論或行為，但同時又不涉及反歧視條例的執法行動裡面，所以我們是有侷限的。
主要就是以上這幾類的投訴和查詢。近期最大部分的投訴就是涉及到餐廳貼出來的告示，所以我們最近的處理方式就是，如果在執法方面，這些查詢投訴如果有人是向我們講出來，我們又找到了這個人，那我們就會接觸看看他是不是“受屈人”。如果是的話，我們就會馬上著手展開調查。但是絕大部分的都不是，投訴查詢的人很多都是路見不平，來和我們講的。那我們的處理方式就是儘快對有關的餐廳發出書面或者口頭勸喻。我們也說得很清楚，告訴餐廳的人，這可能會觸犯到歧視條例，不過沒有“受屈人”，我們不會進行調查和起訴的行動。
平機會要調查和起訴的話，我們要代表“受屈人”去採取民事行動。如果沒有來源的話，民事起訴行動就無從說起。我們就會改用教育公眾、倡議平等機會等軟性手段，去處理這些投訴。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當平機會成員到這些餐廳勸喻的時候，對方的反應如何？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 你也可以說他們的反應是正面的。有部分餐廳因應勸喻去修改他們告示的字眼。或者有些人說清楚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等等。
但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再澄清，即使餐廳解釋說因為疫情的關係而不招待內地人士或講普通話人士，都不等於不會觸犯歧視法例的。
雖然《殘疾歧視條例》第61條講明，政府或者私人機構是可以因為保護公眾健康的理由，防範一些傳染病，而採取一些帶有歧視性的措施。所以你說政府為了收緊入境措施而對某個國家的人民造成歧視的話，這個是可以豁免的，因為是出於一個防疫的原因。但是接著要說的是，這個法例關鍵字眼是，措施是不是有合理需要的措施呢？
說回餐廳發的告示，即使餐廳為了防範疫情而不去招待內地人，但我們要問的是，這是不是合理的需要？今時今日，整個世界，歐美國家、亞洲國家、中東國家，不同國家都發生了這麼嚴重的疫情。你怎麼可以說只是不招待內地人呢？不招待內地人，能讓你有效地防範疫症嗎？
所以你餐廳單純這麼寫不招待內地人，根本沒有構成合理需要這個理由。這樣的話，如果真有一個“受屈人”上來投訴的話，很可能餐廳相關人士就會墮入法網。這個真的是要說清楚，該條例不是萬用靈丹能夠豁免你涉及歧視的行為。
香港兩名泛民主派的區議員在辦事處張貼了“藍絲與狗不得入內”、“不為藍絲提供任何服務”等標語。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您剛才說到平機會條例有時候無法涵蓋和規管到一些言論。之前有某些區議員說的“藍絲與狗”也引發了很多投訴，平機會未來有沒有可能修訂條例來規管相關言論？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就著這個議題，有區議員辦事處貼出這個“藍絲與狗”的告示，剛才我說的數字（600宗）只是關於疫症的，還不包括這個，這個說法自成一個系列，關於“藍絲與狗”的我們就收到了差不多一千個投訴。
先說回到我們的四條法例，性別、種族、殘疾以及家庭崗位這四條法例，在字面上都無法涵蓋規管到“藍絲與狗”的這個描述。因為這個描述很明顯是政治立場的歧視，如果你讓我用字眼去形容。不過現行真的沒有一個香港法例去覆蓋。但是我們也發出一個公開聲明，我們認為這個說法完全不當，不鼓勵，完全反對。而且我們覺得這個用字相當地強烈。但奈何現有法例的規管下，的確是沒有法律基礎。但我們也知道一路坊間都有言論說，很明顯“藍絲”這個詞可以衍生到種族問題。但用香港的“證據法”去看的話，這樣的衍生是有些牽強。
但無論如何，平等機會委員會關於“藍絲與狗”這個告示聲明裡，我們有結論說得很清楚，如果有人在這件事上真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話，他可以到平機會做一個諮詢投訴。如果有個人上來，我們會盡量研究下他的具體案情，看看是否可以提供協助。
不過我之前說過，區議員是公職人員，服務當區的市民，是他公職範圍內理所當然的工作。如果他故意不肯做這些工作，這樣的話他有沒有可能觸及到“公職人員失當”呢？我們都覺得公眾應該和平理性地討論這些涉及有關歧視的言論，但是否一定要勉為其難地擺在歧視的角度來做一些執法的工作呢？做執法工作的話，真的要尊重法律字眼。在法律以外，我們有責任對任何反歧視的議題發聲，但說到執法，始終要在法律的範圍內遵守一些準則。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近期香港社會因為高度政治化而導致很多不公平現象發生，您接到的投訴也比以往多，壓力大不大？平機會未來會不會多做一些，比如展開諮詢、修訂規例來改善社會不公的現象？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你說得對，香港從去年六月開始因為“修例風波”引起一連串社會事件，一方面越來越暴力化，另一方面社會越來越撕裂。你很明顯看到，現在無論是論政，還是討論一些與歧視有關的議題，或只是和政治有關的議題，都越來越偏離和平理性討論的範圍。我擔任平機會主席以來，我的感受是受到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我們可以走的路好像也變窄了。我們每次為了一些公平、公正、涉嫌歧視的議題發聲，但我們發聲無可避免地會讓某一方面感覺不快，違反了他們的立場。
以往來說，我的期望是，違反了立場不要緊，大家和平理性討論，真理越辯越明。但現在的話，違反了某一方面的立場，這些人就會對你做出一些人身攻擊。我自己受到的攻擊也不少了，這都是非理性的，用侮辱性字眼來形容，但完全不會提到你說的是真還是假，現在是真假都不重要了，社會變成了這個樣子。
但即使如此，平等機會委員會在幾個範疇方面會堅持繼續進行。一方面，涉及反歧視條例的任何方面，我們有理有據地去執法。另一方面，如果是不涉及反歧視條例的範圍的，但我們覺得有責任為弱勢社群發聲，支持一些受到不平待遇的團體或者個人，我們都會發表我們的聲明，申明我們的立場。
另外雖然目前四條反歧視條例涵蓋範圍有限，但社會事件發展到了現在，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很多民眾非常關切的歧視性質的議題，現行法例是不足的。所以我們未來的工作會做出一些法律方向的研究。
這裡我也說明一下，我們是可以研究法律方面是否有修改的空間，但最後我們只可以向政府做一些建議，真正的法律工作必須由政府自己去進行。這個權限也很清晰。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研究修改法律空間的話，比如說一些之前也討論過是否可以就反歧視內地人來立法，這方面平機會工作推進得如何？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說回和內地人有關的反歧視條例的倡議，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了。遠在2015、2016年的時候，平機會已經展開了公眾諮詢，也都做了一些建議給政府。2016年時我們做了一系列法律改革建議，其中有一個建議就是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就居民身份歧視這個範疇來立法。給了政府建議之後，目前為止也沒到一個會被處理的地步。建議仍舊停留在建議的層面，沒再進行下一步的立法工作。
所以我們會趁著事態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打算今年重新檢視一下2016年的這個建議（就居民身份歧視立法），然後在這個建議的基礎上，就著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來加強論據。這些論據支持我們的立場，讓我們的理論變得更加有利。我們會豐富2016年建議的內容，然後配合實際的數據，包括我們的投訴處理科正在處理的600宗關於疫情的查詢投訴，這個結果我們稍後會有。我們會將過往結果加以分析整理，希望再提一些革新的建議，給政府作為一個立法的考慮。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駐港記者秦玥：開頭時候您說到廉政公署的工作比較容易做一些，那您從事公職工作40多年，感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最大的挑戰就是感覺現在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兩極化。在很多議題上，如果以往，我們為弱勢群體發聲，無論大家是否同意，都有和平理性的討論空間。現在這個空間幾乎變成了零。這就變成了我任上推廣、提倡“平等機會”這個概念越來越難。這個是我最大的挑戰。
同時難點在於，我們不可以因此而不發聲，因為我們真的是有憲制上的責任去表述我們平等機會的理念。尤其是現在疫情還這麼猖獗的情況下，我都不停地找機會呼籲，社會各界人士應該放下政治立場，有什麼分裂偏見都好，迴歸理性，摒棄暴力，這樣香港才可以在疫情這麼困難的情況下重新出發。如果不是的話，我們永遠活在隧道的黑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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