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朝是唐朝对外战争的全盛时期，但唐太宗去世之时，四境仍未全部安定。西部的西突厥和东部的高丽均为唐高宗亟待解决的外患问题。唐高宗于显庆二年( 657) 攻灭西突厥， 总章元年( 668) 灭亡高丽，表面上显露出极强的军事实力，其中如攻灭西突厥的重要胜利也起到了改变中亚形势、增强大唐地位等作用。 但从过程中不难看出高宗朝军事实力的显著下降。
( 一) 胶着的战争态势
高宗朝对外战争中，胶着的战争态势表现得十分明显，尤以灭亡高丽为甚。唐与高丽鏖战五年，最大的战果是消灭了高丽的附庸百济，并未对高丽本身造成有效杀伤。高宗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龙朔元年 ( 661) “夏五月丙申，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正式对高丽本土用兵。
龙朔元年七月，“苏定方破高丽于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 ; 九月，契苾何力在鸭绿江大破盖苏 文长子泉男生，“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 。然而在这场大胜之 后，契苾何力受诏还军，不久，唐将庞孝泰军败蛇水， “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围攻平壤的苏定方无奈退兵。
自苏定方撤军之后，高宗对高丽并未继续采取过多的军事行动。直到乾封元年( 666) 盖苏文死， 高丽内乱，高宗这才命司空、英国公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裨将郭待封等以征高丽”。总 章元年( 668) 十一月，李绩 “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 ，至此高丽方平。
唐灭高丽虽然十分顺利，但这是建立在高丽内乱的基础之上的。从永徽六年( 655) 开始，唐高宗历经十余年才灭掉高丽，战争的胶着可见一斑。
( 二) 严酷的对敌态度
太宗朝，对敌态度十分宽大，这一点在与东突厥和高丽的战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贞观四年( 630) ，李靖灭东突厥。对数十万突厥降民，太宗“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 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 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阿史那社尔、阿 史那道真、阿史那忠、执失思力等人尤受重用。对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太宗亦十分优厚。对高丽太宗也十分宽厚。但到了高宗时期，一反太宗时宽厚的对敌政策， 开始严酷对敌，最著名的就是薛仁贵杀降事件。薛仁贵在平九姓突厥之时，九姓突厥服膺于薛仁贵的武勇，十余万人自愿归降，但薛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 。坑杀十余万人的薛仁贵，在战后并未受到任何处罚，高宗的态度可见一斑。正是因为高宗朝军事实力下降，无力完全制约，只好采取杀降这一手段来防患于未然。
( 三) 边境控制力下降
高宗朝边境控制力的下降，是与太宗朝相对而言的。在太宗朝，对外战争恶仗无数，但重要的决战均以唐军胜利而告终。在唐军主力东征高丽之时，防御西部的执失思力与田仁会仍能够轻松击败薛延陀多弥可汗的进犯，甚至有着主动出击的能力 。在主力东征的情况下，唐漫长的边境线仍固若金汤，没有给多弥可汗一点可趁之机，足见太宗朝边境控制力之强。
但高宗朝，唐已经无法像太宗朝那样对边境具有强有力的控制力了，在对外战争中出现重大失败，尤其是和吐蕃的大非川之战。此战失利后，唐在西境只得长期采取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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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太宗朝，高宗朝军事实力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名将凋零造成的将领青黄不接，府兵制崩溃造成的军队素质下降与宫廷斗争造成的中央政局动荡共同导致了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
( 一) 将领青黄不接
太宗朝之所以能成为唐朝武功最盛的时代，与当时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密不可分。而在这批将领逐渐老迈、去世的同时，新生将领并没有成长起来，这就造成了高宗朝将领的青黄不接，将领整体素质下降。
到了贞观后期，将领老化的现象便逐渐凸显。贞观十八年( 644) ，太宗在品评当时名将时说: “于今名将，惟( 李) 世绩 、( 李) 道宗、( 薛) 万彻三人而已” ，可见太宗对将领老化的情况心知肚明。 故在征高丽时，太宗对崭露头角的薛仁贵说: “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
到了高宗朝，这一问题非但未能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李靖、李绩 、契苾何力、侯君集、薛万彻等人是太宗朝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将领。而高宗朝重要的对外战争从永徽六年( 655 ) 开始，但在永徽三年( 652) 和永徽四年( 653) ，薛万彻、李道宗先后离世，乾封二年( 667) ，苏定方去世; 总章元年( 668) ，契苾何力不再出战; 总章二年( 669) ，李绩去世，高宗朝名将仅剩下薛仁贵一人。
雪上加霜的是，咸亨元年( 670 ) ，吐蕃东向，高宗能够依靠的将领只有薛仁贵一人，而薛仁贵的个 人威望又不足以使诸将服膺。在大非川之战中，副将郭待封便不听薛仁贵将令，擅自行动，导致惨败。大非川之后，薛仁贵被贬为庶人。但不久“高丽众 相率复叛”，朝中无将的高宗只好重新启用薛仁贵， 拜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经略高丽，足可见当时良将缺乏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除了名将凋零之外，高宗朝军队素质也下降严重。唐初为府兵制度，即军队的主力由平时在家务农战时集合出征的府兵构成。府兵制度终究是兵农合一的制度，长期从事农业的府兵较之“人皆习武，剽悍善战” 的游牧、狩猎民族，在战斗力上有着天然的劣势。这种劣势只能靠平时严格的训练来弥补，但农业生产周期长、独立性强，这就造成了府兵军事训练时间少、相互配合不默契，这些直接影响了府兵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高宗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颇为严重，均田的丧失使得本身就受田不足、赋役较重的府兵生活更没有保障，加之战时“随身七事”及粮食的负担，给府兵造成了严重的生活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府兵逃亡的现象不时出现。
高宗朝军事力量的下降除了是军事问题，但其根源在于政治问题。高宗朝多变的中央政局大大削弱了其军事力量。
太宗后期，诸子夺嫡的局面使得朝堂动荡不安。高宗能够即位，与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但 吴王李恪对 高宗有着无形的威胁。永徽四年，长孙无忌借房遗爱谋反案攀扯李恪，结果“遗爱、( 薛) 万彻、( 柴) 令武皆斩，( 李) 元景、恪、高 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 。吴王李恪本身文武全才， 涉及此案的薛万彻更是太宗后期的三大名将之一， 二人皆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经此一案全部损失。
除了房遗爱案，高宗朝的另一件大事是永徽六年( 655) 立武则天为后。这件事受到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诸大臣强烈反对。房遗爱案之后，长孙无忌独掌朝纲，高宗立武后即意味着朝堂的重新洗牌， 太宗朝老臣被清除是必然之事。而武则天掌权后一反太宗使用蕃将蕃兵的政策，很少使用蕃将， 甚至不使用蕃兵” ( 契苾何力在总章元年后未曾出战，疑与武则天不用蕃兵蕃将政策相关) ，这便更加无法弥补日渐下降的军队素质了。
在经历了太宗朝军事全盛之境后，高宗竭力想 保持这种强盛的态势，从战绩来看，高宗朝也确实有过辉煌的胜利。不过，受困于名将老迈新人不继、府 兵制兵农合一的天然劣势及中央政局动荡等因素， 使得高宗朝军事实力的衰落不可避免。这也注定了 高宗朝积极的对外政策不能长久。在大非川战役失 败之后，高宗朝主动的对外战争基本消失，而代之以对现有疆域的保卫，即主动进攻的边防政策被稳健 的防御政策所取代。这种边防策略的改变正是节度使出现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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