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尽管不是任何一地或任何一次瘟疫，都会引起上至朝廷、下达病家的社会各界关注和救疗，但总体上说，社会各界都对瘟疫作出了各自不同对策。探讨这些对策，无疑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以及朝廷、官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府“不作为” 皇帝急就章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比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不过到了明代，此项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仍得以继承，到明中期以后也普遍没落。它由常设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入清以后，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得到扭转。
清廷连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废弛，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之所偶尔发挥作用。据康熙朝浙江《德清县志》记载：“本县惠民药局，每年动支，无碍官钱，责令医生收买药材，修制药饵，遇人或禁囚有疾，诊视治疗。”这属于官方对瘟疫的救疗，不过只是官员的个人行为，与当时国家的政策无关。
清代国家对地方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建设，大概只有“医学”一项。清官制规定：“府正科，州典科，县调科，各一人（俱未入流），由所辖有司遴选谙熟医理者，咨部给札。”仅凭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对整个州县的医药和救疗作有效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至多只有象征意义，何况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比如，在德清县“医学署名缺建，但寄治药局而已”。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更往往标明“今废”。
由此可知，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缺位。不过，制度之外，朝廷也会临时采取一些救疫措施。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皇帝除命粥厂施粥外，还“遣大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皇帝也曾对京城的瘟疫救疗发出过指令：
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俟疫气全消之日停止，分别报销。
疫气“无紧要” 有难各自当
据当时的医学家王清任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国库）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力度可谓不小。不过，此类举措不常见，似乎也主要限于京城。在江南，很少看到朝廷就救疗瘟疫对地方官府提出过具体要求，从康熙皇帝在亲信李煦（任苏州织造近30年）报告疫情奏折上的朱批来看，就很难说得上关心。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李煦奏闻苏州“民间颇有疫气，地方官现设立药局，选医调理”。皇帝批道：“知道了，皆因一念等作反，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一念和尚是康熙年间苏州人，曾起事抗清复明。
六月，李煦再奏“民间疫气已消，间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现在选医调治”。康熙再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这两则主要奏报疫情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只字未提疫气，表明皇帝首要关心的是民间“作反”和“收成”，至于瘟疫这样相对并不“紧要”的事，既已采取措施，也就毋庸多言了。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重视荒政，制度也相对最为完备的朝代，然而何以对瘟疫救疗态度却如此消极？究其缘由大概有三：
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的统治产生直接危害。第二，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明中期以后地方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的消极，也比官办事业更到位。第三，在技术上，瘟疫救疗要比饥寒赈济复杂得多，一来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尽一致，当时当地并不能保证有效地治疗瘟疫，二来疫情千变万化，病人遍处各地，延医治疗也异常繁难。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良医“不避疫” 乡贤“家产罄”
对瘟疫的救疗，清代地方官府不时采取一些较为积极的措施，这与地方官个人素养有关，也取决于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弱。后者是指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及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他们也会主动开展一些救疗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救治和日常施医两类。
由于瘟疫大多发生在灾荒战乱之后，救疗往往和救济灾荒相连。总体上看，当时人们对疾疫的救疗，似乎不如对饥寒的赈济积极。据对杭州和湖州两府各县县志“人物志”的统计，1644年至1850年间，共有547人次进行过各类慈善救济活动，一般性的施送衣食为370人次，占68%，而施医送药仅48人次，占9%。这固然因为疫灾不如水旱那么频繁，但也反映出，在当时条件下，衣食缺乏可能是比疾病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管怎样，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踊跃得多，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心诊治。大疫之年，江南各地常常会出现一些医术较高，又有救死扶伤精神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尽心尽力诊治病人。这类记载在地方志人物传的“医术”“义行”“技艺”“方技”等栏目中时可发现。这种纯粹的个人行为，个别来说，作用有限，但积少成多，挽救的生命当不在少数。
其次，施医送药。这是救疗瘟疫最主要的手段，上述医生诊治侧重的是医疗技术和精神，而这种行为本身值得关注的是具体方式。零散的施医送药，既有医生诊视送药，或修制丸散广泛施送，也有乡绅富人出资请人配药施救，而设立医药局，规模、受惠面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建收容病人之所，除了隔离以防疫病扩散外，又为病人提供治疗。比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无锡大疫，“贫病者枕籍于道，张鹏翔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鹏翔故知医，多所全活，家产为之罄”。
施医送药之善举，既有独立实行者，也有倡导、约合同志共同举办者，方式也比较多样。这反映了江南社会力量面对瘟疫，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能力，灵活地采取一些救疗措施，体现出当时江南的社会医疗资源具有较高能动性。
还有热心人建议官府救疗、刊刻散送医方等等，而祈神驱疫也很盛行。自古以来直到近代，发生瘟疫后，除了官府出面主持建醮（用酒祭神的礼）祈神和个人求神拜佛外，地方社会常常举行集体的祈神活动。如道光年间，“象山（属今宁波）大旱，秋大疫，其症脚筋抽搐而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同治元年（1862年）大疫，常熟一带祭祀瘟部神，乡绅龚又村“出分金，虔诚往拜，夕憩芦棚，听曲三鼓，踏月而回”。
机制存“软性” 仍需谋通盘
个人或集体的临事救疫措施，是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现象，在清代江南各个地区都有记载。这种行为数量上多寡和规模大小，多少反映出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对这些举措的功效不易做到准确的评估，不过，除非是医学上完全束手无策的凶症，社会力量的施医送药，肯定会对那些平时难得享受医疗的贫困患者，起到一定的救死回生的作用。因此，当时文献中多有“活人无算”之类的记载，当不会全然是虚浮之词。
但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文献中对嘉庆、道光之际大疫疫情的记载甚多，而救疗的记录很少。个中原因可能很多，但至少与在面对来势凶猛的新疾病时，社会力量与医学有些惊慌失措相关。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救疗的展开，是以该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为前提的，在社会力量较为活跃的清代江南，尽管常常能够较为全面地开展救疗活动，发挥官方难以起到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使救疗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因此，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源，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一些强制性规定，这种救疗局限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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