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般的疾病基本只與病人及其親屬直接相關不同，瘟疫一旦發生，就關乎整個社會。儘管不是任何一地或任何一次瘟疫，都會引起上至朝廷、下達病家的社會各界關注和救療，但總體上說，社會各界都對瘟疫作出了各自不同對策。探討這些對策，無疑有助於更好地瞭解當時的社會反應機制，以及朝廷、官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官府“不作為” 皇帝急就章
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宋元時期，國家曾對瘟疫救療採取過較為積極的政策。比如，朝廷要求各地設立救濟貧病的惠民藥局，在大疫之年設置病坊收治病人。不過到了明代，此項政策開始逐漸轉向消極，只有惠民藥局仍得以繼承，到明中期以後也普遍沒落。它由常設藥政機構，演變成在災難時才開啟的公共衛生機構。入清以後，這一趨勢也未隨著新王朝的朝綱重整得到扭轉。
清廷連在各地設立惠民藥局的指令都沒下達，所以，江南地區大多數明初建成的惠民藥局到清代多已廢弛，僅少數仍在瘟疫之年作為臨時施藥之所偶爾發揮作用。據康熙朝浙江《德清縣誌》記載：“本縣惠民藥局，每年動支，無礙官錢，責令醫生收買藥材，修製藥餌，遇人或禁囚有疾，診視治療。”這屬於官方對瘟疫的救療，不過只是官員的個人行為，與當時國家的政策無關。
清代國家對地方醫療資源的制度性建設，大概只有“醫學”一項。清官制規定：“府正科，州典科，縣調科，各一人（俱未入流），由所轄有司遴選諳熟醫理者，諮部給札。”僅憑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對整個州縣的醫藥和救療作有效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這至多隻有象徵意義，何況並沒有很好地執行。比如，在德清縣“醫學署名缺建，但寄治藥局而已”。清中後期的一些地方誌更往往標明“今廢”。
由此可知，清代國家對疾疫制度性的救療基本缺位。不過，制度之外，朝廷也會臨時採取一些救疫措施。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饑民大量滯留京城，皇帝除命粥廠施粥外，還“遣大醫官三十員分治饑民疾疫”。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皇帝也曾對京城的瘟疫救療發出過指令：
朕聞京城內外，時疫傳染，貧民不能自備藥劑，多有倉猝病斃者，其或無力買棺殮埋，情殊可憫，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俱選良方，修和藥餌，分局施散，廣為救治。俟疫氣全消之日停止，分別報銷。
疫氣“無緊要” 有難各自當
據當時的醫學家王清任記載，在這次救療中，“國家發帑（國庫）施棺，月餘之間，費數十萬金”，力度可謂不小。不過，此類舉措不常見，似乎也主要限於京城。在江南，很少看到朝廷就救療瘟疫對地方官府提出過具體要求，從康熙皇帝在親信李煦（任蘇州織造近30年）報告疫情奏摺上的硃批來看，就很難說得上關心。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李煦奏聞蘇州“民間頗有疫氣，地方官現設立藥局，選醫調理”。皇帝批道：“知道了，皆因一念等作反，民間無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難，亦未可知。”一念和尚是康熙年間蘇州人，曾起事抗清復明。
六月，李煦再奏“民間疫氣已消，間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現在選醫調治”。康熙再批道：“覽此奏摺，深慰朕懷，以後收成若好，民命得蘇矣。”這兩則主要奏報疫情的奏摺上的批語竟隻字未提疫氣，表明皇帝首要關心的是民間“作反”和“收成”，至於瘟疫這樣相對並不“緊要”的事，既已採取措施，也就毋庸多言了。
清代是我國曆史上最為重視荒政，制度也相對最為完備的朝代，然而何以對瘟疫救療態度卻如此消極？究其緣由大概有三：
第一，瘟疫雖有礙民生，但畢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災害會對王朝的統治產生直接危害。第二，官辦醫療機構和事業效率低下，明中期以後地方社會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充足，社會力量的活躍不僅彌補了政府的消極，也比官辦事業更到位。第三，在技術上，瘟疫救療要比飢寒賑濟複雜得多，一來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醫療水平和資源不盡一致，當時當地並不能保證有效地治療瘟疫，二來疫情千變萬化，病人遍處各地，延醫治療也異常繁難。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做統一的規定，反而不如聽任地方社會相機行事。
良醫“不避疫” 鄉賢“家產罄”
對瘟疫的救療，清代地方官府不時採取一些較為積極的措施，這與地方官個人素養有關，也取決於地方社會力量的強弱。後者是指以鄉賢為主導的地方紳富集團及民間社會慈善機構，在促動和支持官府實行救療的同時，他們也會主動開展一些救療活動，大體可分為臨事救治和日常施醫兩類。
由於瘟疫大多發生在災荒戰亂之後，救療往往和救濟災荒相連。總體上看，當時人們對疾疫的救療，似乎不如對飢寒的賑濟積極。據對杭州和湖州兩府各縣縣誌“人物誌”的統計，1644年至1850年間，共有547人次進行過各類慈善救濟活動，一般性的施送衣食為370人次，佔68%，而施醫送藥僅48人次，佔9%。這固然因為疫災不如水旱那麼頻繁，但也反映出，在當時條件下，衣食缺乏可能是比疾病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不管怎樣，與官方相比，社會力量對瘟疫的救療要踴躍得多，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盡心診治。大疫之年，江南各地常常會出現一些醫術較高，又有救死扶傷精神的醫生，不避疫氣，不辭勞苦，盡心盡力診治病人。這類記載在地方誌人物傳的“醫術”“義行”“技藝”“方技”等欄目中時可發現。這種純粹的個人行為，個別來說，作用有限，但積少成多，挽救的生命當不在少數。
其次，施醫送藥。這是救療瘟疫最主要的手段，上述醫生診治側重的是醫療技術和精神，而這種行為本身值得關注的是具體方式。零散的施醫送藥，既有醫生診視送藥，或修制丸散廣泛施送，也有鄉紳富人出資請人配藥施救，而設立醫藥局，規模、受惠面更大一些。還有就是建收容病人之所，除了隔離以防疫病擴散外，又為病人提供治療。比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無錫大疫，“貧病者枕籍於道，張鵬翔處以空室，至數百人，予之食及藥。鵬翔故知醫，多所全活，家產為之罄”。
施醫送藥之善舉，既有獨立實行者，也有倡導、約合同志共同舉辦者，方式也比較多樣。這反映了江南社會力量面對瘟疫，往往會根據實際情況和自身能力，靈活地採取一些救療措施，體現出當時江南的社會醫療資源具有較高能動性。
還有熱心人建議官府救療、刊刻散送醫方等等，而祈神驅疫也很盛行。自古以來直到近代，發生瘟疫後，除了官府出面主持建醮（用酒祭神的禮）祈神和個人求神拜佛外，地方社會常常舉行集體的祈神活動。如道光年間，“象山（屬今寧波）大旱，秋大疫，其症腳筋抽搐而死，城中設醮教場演武廳，七日疫止”。同治元年（1862年）大疫，常熟一帶祭祀瘟部神，鄉紳龔又村“出分金，虔誠往拜，夕憩蘆棚，聽曲三鼓，踏月而回”。
機制存“軟性” 仍需謀通盤
個人或集體的臨事救疫措施，是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的現象，在清代江南各個地區都有記載。這種行為數量上多寡和規模大小，多少反映出一個地區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對這些舉措的功效不易做到準確的評估，不過，除非是醫學上完全束手無策的兇症，社會力量的施醫送藥，肯定會對那些平時難得享受醫療的貧困患者，起到一定的救死回生的作用。因此，當時文獻中多有“活人無算”之類的記載，當不會全然是虛浮之詞。
但在資料蒐集過程中，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文獻中對嘉慶、道光之際大疫疫情的記載甚多，而救療的記錄很少。箇中原因可能很多，但至少與在面對來勢兇猛的新疾病時，社會力量與醫學有些驚慌失措相關。由此可以看出，社會救療的展開，是以該社會所擁有的社會和醫療資源為前提的，在社會力量較為活躍的清代江南，儘管常常能夠較為全面地開展救療活動，發揮官方難以起到的作用，但由於其本身是一種軟性機制，使救療有不確定性和非普及性。因此，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雖然是一種可資且必須利用的資源，但如果缺乏國家的調配、管理和一些強制性規定，這種救療侷限是十分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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