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湖南沅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国藩的私塾弟子，早年留学日本。
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变化多端的人物，他一生三变，反复无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中央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周佛海是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野心家，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厚颜无耻，阴险狡诈；见风使舵，投机善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与他相比，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一、峥嵘少年
周佛海，于1897年5月29日，出生在湖南省辰州府沅陵县信平乡第八堡(今凉水井镇窝溪村)周家冲，原名周明繁，又名周福簋，字子美，号佛海。其父周夔九，举人出身，太平天国起义时，加入曾国藩湘军充作幕僚，立有战功，后来在福建省莆田县署衙，当了一名典史。周佛海是其长子，12岁时，父亲就因禁止鸦片毒品，被当地绅士逼得上吊自杀。
母亲马翠珍，福建厦门人，生有二子一女，即长子周佛海，次子周佛生，女周佛珍。马氏虽是个女流之辈，却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丈夫死后，她带着三个孤儿，扶榇回到周佛海的老家沅陵。她辛勤劳作，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养佛海兄弟念私塾，她把一切希望，全部寄托于“望子成龙”。
周佛海，天姿聪颖，学习刻苦，悟性极高，过目不忘。14岁时，就给别人代写书信，15岁时，就能诗能文。他曾即兴作诗一首：
莫道书生尽无能，面壁十载贮经纶；
南阳诸葛隆中卧，笑将天下划三分。
塾师眉批道：“少怀大志，他日必成大器。”
在乡间读了四年私塾，在国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的塾师把他视为奇才，教了他四年之后，对他说，他已教不了他了，再教下去会耽误他的，他应该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刚满16岁，便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沅陵县立高等小学。这年寒假，奉母亲之命，媒妁之言，与本乡白合村栗山峙郑永汉的女儿郑妹结婚。
1915年，周佛海考入湖南省第八联合中学(今沅陵县第一中学)。此时的他读书愈益勤奋，除学好学校规定的科目外，还向一个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蒋先生学习日语。
在这所四年制学校里,周佛海博览群书,发奋苦学,很快便显露出不俗的才华,鹤立鸡群。每当教师在课堂上提问时，他总是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他写文章速度最快，每次的作文课，都是他第一个交卷，作文经常被同学们“传观”。
当时学校有一位声望极高的张姓语文教师,常以“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方不辜负我满腹文章”而自居。有一天,张老师在批改周佛海的作文时,猛被折服,当即在他的作文本上,用朱笔写下“故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成之”的眉批。并列入“传观”壁报的显著位置上。从中可见,少年周佛海已显示出了异常出众的文笔和写作天赋。
1916年秋，临澧县的邓竹铭先生调来第八联合中学任史地教师，邓老师是一名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他对学习刻苦、颇具才气的周佛海特别赏识，经常找他谈论时事与政治，并将《东方杂志》、《时务报》等进步刊物拿给他看。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他渐渐地留心起政治来了，不时撰写几篇对时局与政治的评论文章，交给邓先生修改。
11月8日，护国英雄蔡锷在日本东京病逝，噩耗传来，师生震惊，学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不少军政界要人在会上作了讲演，有的同学都激动得放声大哭。周佛海作为学生代表，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同学们，哭有什么用处，哭声绝不可能使蔡锷将军起死回生，眼泪是赶不走帝国主义的，哭声再大，也拯救不了中华民族。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民族英雄蔡锷精神的鼓舞下，为民族复兴刻苦读书。他日要以蔡锷为榜样，为拯救中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难道我们的同学中，今后就不能造就出第二、第三个蔡锷来吗？……”同学们都被他的讲演吸引住了，哭声也没有了。
一次，学友邓文炜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新青年》杂志，周佛海爱不释手，一个晚上一口气全部看完，有些重点篇章还反复阅读。有许多政治观点，在邓先生的指点下，豁然开朗，犹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欣欣勃发出一种革命热情。
不久，学校成立了学生会，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对学校的旧制度不满，要求改革学制的呼声日高。周佛海第一个站出来，提出:“废除旧学规，争取自由”的口号，得到了同学的广泛响应。部分思想守旧的教师看不惯，说:“周佛海是个淘气捣蛋的学生。”还对他提出了口头警告，周佛海毫不理睬。
当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前夜。新思想的传播极快，思想界也极为活跃，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尤为突出。一次因学校提前上课，导致住在校外的学生都没及时赶到，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县署当局与学校，十分害怕学生闹学潮。
沅陵县城，位于沅江中游，历为郡、道、州、路、府治地，自古为湘西门户，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有数家报纸，信息传播很快。行政当局生怕学生事件闹大了不好收拾，企图以高压手段平息学生们的不满情绪，便把提意见最尖锐的学生向美利开除了。
周佛海于是找校方多次交涉，要求不要开除向美利。校方根本不理他，还贴出了开除向美利的公告。周佛海顿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岂有此理！”用力一拳向身边的办公桌砸去。周佛海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崇拜湘军领袖曾国藩，少年时代就以曾国藩的私淑弟子自许。且爱好习武，身子敏捷，在读私塾时，学堂门口几丈高的竹竿，他每天爬上爬下，像猴子一样轻松自如。他这一拳力道可不小，摆在桌上的杯子、砚池、笔筒、书籍等，一下子全都震落在地。随后又把公告撕得粉碎。这一下轰动了整个八中，也震动了辰州城。
翌日，校长潘益龄又发出第二道公告，给周佛海记大过一次。周佛海一见公告，怒火万丈，一手将公告牌子摘下，甩在地下使劲用脚把它踩得粉碎，扬长而去。
他的这一举动，引起县署的恼怒，责令学校严厉惩处。第三天校方又贴出了公告，将周佛海、向美利二人开除学籍，并通知辰州其它各中学，均不得收留此二人入学。
周佛海回到凉水井乡下老家，向母亲提出去长沙读书的打算。周母说:“只要你立志读书，将来光宗耀祖，把田卖掉，暂时日子苦点，还是可以熬得过去的。”
在离开沅陵的前一天,周佛海邀约邓文炜、何亚雄、谢伯林等几位同窗好友,渡过沅江到河涨洲,登上龙吟塔,面对眼前的滔滔沅水,巍巍群山,一时诗性大发,随即在塔上题诗两首,以明心志：
沅水滚滚砚池波,手握青山当墨磨。
倒提龙吟试为笔,问天能写几行多?
凭栏把酒酹神龙,拔剑狂歌气势虹。
敢以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奇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这两首诗，文字奇丽,气势磅礴,足可以证实少年周佛海出众的写作才华，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
到长沙后，周佛海四处打听考学情况，哪知长沙报考无门，他与数名外县来长沙求学的青年决定去上海求学。
这群乡下年轻人，到了偌大的上海之后，简直是手足无措，根本找不到打听报考学校的门路。正在为难之际，在湖南会馆巧遇一位湖南同乡。这位同乡说，上海目前入学较难，劝他们最好去日本。1918年7月底，他与两个同乡一起来到日本。
8月，几经周折，他终于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二、革命先锋
周佛海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一年之后，喜欢清静的他去了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在校期间，他除了按时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功课外，便专心研究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杂志、书籍，对国际形势较为关注，特别是对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思想上受到感染，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积累了一定心得之后，他便尝试撰写文稿。他写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寄到上海的《救国日报》，想不到居然被刊登了，而且博得好评。接着翻译了《社会问题概观》，由中华书局出版。
1919年10月，他撰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发表在张东荪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讴歌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预见了中国也必然要掀起阶级斗争的巨浪。
1920年冬至1921年夏，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批判。周佛海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先后在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新青年》月刊和《共产党》月刊撰写和翻译了不少文章。深厚的国学功底、独到的见解和生动的语言，很富有鼓动性，使他的文章大受欢迎。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__进化与革命》、《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精神生活的改造》、《社会主义的性质》、《夺取政权》.....，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他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注意，就连论战的对手张东荪对他也是另眼相看。
周佛海在这些文章中，一面宣扬以“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药。”一面又否认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条真理。尽管如此，他的文章大大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使得他在社会上小有名气。他豪情万丈，立志要作一番大事业，所以常以大政治家或大革命家自居。
1920年暑假，他思乡情切，从日本回到了国内，但终因交通堵塞，沅陵未能成行，滞留在杭州、上海。在上海拜访了张东荪，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又应邀翻译了克鲁鲍特金的《互助论》。不久在张东荪、茅盾的陪同下拜访了陈独秀。
在陈先生的房间里，一起聆听了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苏联人维经斯基的长篇讲话，大家情绪激动，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接下来，周佛海一连参加了几次会商，大家一致赞成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周佛海，表现得分外积极、热情，自认为要做一个大政治家的宏愿，不久即可变成现实了。陈独秀也很欣赏周佛海，要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草拟一个筹备工作计划。尔后，便分头派人到各地工作。
回到鹿儿岛之后，除去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述，并发表了一些论文。
1920年秋，周佛海与施存统组织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也称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任组长。施存统和周佛海分别在东京和鹿儿岛活动。
周佛海想到，既要做群众领袖，就得领导群众，除却论文之外，最要紧的是演说。他邀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练习演说才能。大家对他的讲演，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称赞他有演说天才，能打动听众，语言动人，有苏联领袖列宁的讲演风度。
听了这些奖励性的评论后，周佛海的脑海里立时浮现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的身影，站在庄严的大会场中央，向数百万中国老百姓，作讲演、发号召，这就是“中国的列宁”，就是周佛海自己了。
1921年7月，周佛海代表东京共产主义小组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参加“一大”期间，他与来自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同为湖南老乡的毛泽东一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同睡一个地铺。周佛海一向自恃才气，目高于顶，很少有人能入他眼。当他见到从容不迫、精神内敛、异乎稳重的毛泽东时，不由得被他的风度气质所折服。毛泽东也为对方的才华气质所倾服，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无话不谈，有相见恨晚之感。在“一大”会议上，两人一起同时担任记录。在会上，他表现得也很活跃，“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
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局副书记，在陈独秀返沪之前，由他代理书记一职。
会议结束后，他革命积极性很高，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当时共产国际准备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他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没想到他的这些革命活动被日本的警察盯上了。
三、大浪淘沙
1921年11月，他和新婚妻子杨淑慧回到日本继续求学。当时日本政府并未禁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日本警方秘密监视着周佛海的一举一动，还通过学校对他施加压力，老师多次警告他，校方也以开除学籍威胁他，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
鹿儿岛，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仅他一人而已，有甚活动可搞？他经过这么一警告，像一只受到打击的乌龟，马上把头缩了回去，害怕起来了，害怕连累心爱的妻子，害怕家中老母无人奉养，害怕无法完成学业，害怕丢掉日后的高官厚禄。
周佛海之所以参加组织中国共产党，其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如果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没有了。其二，是他对中国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苏俄革命所刺激，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立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
于是，周佛海灵机一动，一改初衷，对共产主义只作学术研究，不作任何实际行动。他翻译作品、撰写稿子，忙忙碌碌。加上他向来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邹鲁等人书信来往密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次动摇起来，慢慢把“一大”的决议精神抛掉九霄云外。
1922年3月，周佛海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威河上肇先生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为了更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便选中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一考便中。
1924年5月，周佛海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了广州。当时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急需各种各样的人才。对他一向特别垂青的戴季陶马上邀请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200大洋。不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聘请他作兼职教授，月薪240大洋，比专职教授还多20元。而戴季陶、邹鲁二人都是铁杆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他们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敌意。
这时的周佛海，由于经济上的暂时满足，人际关系的变化，使他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在客观上，共产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共产党成了配角，他力图将自己培养成“领袖人物”的追求似乎美梦难成。加之当时共产党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力量也弱小。思想上早已颓废的周佛海，对无产阶级革命早已丧失了信心。虽然继续参与党务活动，但对党已是疑心离德，距离越来越远。
加上他的妻子杨淑慧惜财如命，舍不得用薪金缴纳党费，力劝他退党，他也深以为然。他开始拒绝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周佛海受到他们的拉拢、蛊惑和影响，革命理想意志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并对戴、邹二人感恩戴德，唯命是从，亦步亦趋，跟着他们大谈其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论，企图以此作为进取仕途的阶梯。
尽管如此，中共广州执委会和广州执委会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对他多次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帮助其认识错误，引导他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周佛海毫无悔改之意，继续我行我素。就在1924年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
对于周佛海的这种变化，中共广州执委会十分重视，想方设法挽救他。9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周恩来再一次亲自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劝他郑重考虑。但他一点也没听进去，仍然一意孤行。
第二天，他给中共广州执委会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执委会，根据周佛海在思想上、政治上日益堕落，屡教不改的现实表现，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以周佛海投机成性的个性，叛党是必然的，即使此时不叛党，以后迟早也会与另一位党的创始人张国焘一样，走上与共产党背道而驰的道路。
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大”的代表和党的领导人之一，就这样背弃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率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从此，周佛海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了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四、智囊军师
周佛海脱党后，为了表现自己与共产党的决裂，以向国民党右派邀宠，他纠集了广东大学的几个教授，办起了一个叫《社会评论》的杂志，积极开展反共宣传。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1925年6月，周佛海在上海大厦大学谋到了一个教授职务。这时何公敢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孤军》和《独立青年》两份杂志，为了扩大影响，便把周佛海拉了进去。
周佛海舞动着手中的笔杆，在反共宣传上学戴季陶的样子，摇唇鼓舌，连续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阶级问题》、《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
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他的三本关于阐述孙中山思想的书，特别是《中山先生思想概论》出版后，周佛海在国民党右派内，一时声名大振，在社会上的影响也相应得到提高。蒋介石也认为他写得很好，托戴季陶带口信希望他能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多宣传三民主义。
1926年6月至7月，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北伐作战，北伐军一路捷报频传。
9月17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北伐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襄助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兼行营主任邓演达工作。
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汉。
1927年1月12日，在武汉，蒋介石第一次召见了被戴季陶等人称誉一时的周佛海，他上下打量一下周佛海，发现来人身材癯瘦，这一点与他自己有几分相像，一下子喜欢起来。再看周佛海面目清秀，皮肤白晰，高鼻梁，大眼睛，两道浓眉，神采奕奕。举手投足，有礼有度，神色从容，没有丝毫见了大人物所出现的猥琐相。且谈吐不俗，条理清楚，见解独到，要言不烦。蒋介石不由得暗暗称奇：此人确非等闲之辈。
初次见面，周佛海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力主“迁都南昌”“阻止共党”，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他后来受到重用打下了基础。
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更名而成）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委任周佛海为少将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其他人员兼职很多，无暇顾及校务，故军校的教务基本上由周佛海主持。可见，蒋介石自一开始就对周佛海十分器重。
5月，蒋介石决定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指定周佛海为该校政治总教官。
1928年1月，蒋介石指派周佛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五人在上海创办政治性刊物__《新生命月刊》，以周佛海为总负责。他在月刊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理论”文章。他自己也连续发表了《今后的革命》、《民生主义的特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办党和做官》、《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建设事业和民众运动》、《三民主义的本质》等十几篇文章。
为迎合蒋的反动统治口味，写出了《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三民主义的基础问题》两部书，一时成为反动阵营的畅销书，成为蒋介石建立和维护反革命政权的重要政策的理论依据。蒋介石大为青睐，将《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定为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必读课本。周佛海因此也被公认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和“三民主义理论权威”。
周佛海就是通过反共去投靠蒋介石的。他以反共理论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论和对蒋介石的忠诚，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重用，负责为蒋介石起草讲话与命令等。周佛海终于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颇得蒋的宠信。加上他长袖善舞，交游广泛，周旋于国民党军、政、警、特、财系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很快便崭露头角，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周佛海有一种为常人所没有的特殊本领，那就是善长结交朋友，无论你门槛多高、为人多傲，他只要交上一、两回，很快就与你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蒋介石身边有“两戴”、“三陈”，是最难打交道的人。“两戴”是指戴季陶、戴笠，“三陈”是指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这几人也是目高于顶，都深得蒋介石的宠信，等闲人难入他们的法眼，但他们都与周佛海交好。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比周佛海大6岁，一向把周佛海当小老弟看待，对他提携有加。陈布雷是蒋介石“第一文胆”，年长周佛海8岁，为人狷介方正，一天到晚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极少与人来往，独与周佛海私交甚笃，是周佛海最好的知交。而军统魔王戴笠及党务大佬陈果夫、陈立夫三人与周佛海年龄相差不大，偏偏与周佛海投缘，互相平辈论交，称兄道弟。
同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该校前身即为黄埔军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经蒋介石安排，周佛海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所以受到蒋介石的宠信，不仅因为其“文才”，更因为其极有心计，心思缜密，善于揣摸蒋介石的复杂的思想、多变的个性，领会蒋介石的种种“意思”，炮制出为蒋介石所需要的文章。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会在南京召开，本来他已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名单，由于他带头反对胡汉民，被胡汉民坚持把他的名字划掉了。
3月20日，蒋介石安排周佛海草拟讨伐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讨伐令言词凿凿，冠冕堂皇，文笔犀利，可谓一笔杀千军。周佛海在讨伐李、白的过程中，为蒋介石出主意，摇笔杆，策划分化瓦解桂系，并在舆论上大肆攻击李、白，蒋介石很快便大获全胜。
4月，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训练处中将处长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
1930年5月11日，蒋（介石）、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全面爆发。周佛海再次随军，成为蒋介石不离左右的谋士，奔波于各个战场，出谋划策，捉笔代刀。这一时期蒋介石发出的通电、宣言以及演讲稿和其它文稿，大部分出自他之手。向蒋介石献计，使用离间手段，造谣生事，挑拨冯、阎之间的关系。
周佛海组织宣传队，会同当地党部，动员民众，联络绅商，编写军歌，张贴标语口号，大肆展开舆论攻势，罗织对方罪名。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甚至无中生有，把责任推给对方，如泼妇骂街般，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让人百口难辩。他以蒋介石的名义，先后起草发布了《讨冯宣传要点》、《告西北将士文》。可谓利笔如刃，用语之恶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冯玉祥不敢贸然应战，只得发表通电下野。蒋介石不战而胜。
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在蒋介石与胡汉民开展关于约法的论战中，周佛海的生花妙笔，就已在蒋介石的报告、文章中大显威力。并经周佛海或明或暗的提醒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介石下定决心去掉胡汉民这个政敌的决心。
蒋介石在生活上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很少喝。最讨厌部下饮酒、抽烟，很多人在见蒋介石之前都要散去身上的酒气、烟味。唯独对周佛海总是网开一面，特别宽容，周佛海经常吃得酩酊大醉出现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也不以为忤，可见蒋介石对其宠爱之深。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把胡汉民骗到其总司令部，软禁于南京市汤山街165号总司令部俱乐部，扫除了障碍。
6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行营，指挥“围剿”工农红军。6月28日分别发表了由周佛海起草的告民众、告将士、告官吏和告党部人员书，这4个文告对红军极尽诋毁之辞。6月29日，又发表《告赣省县长书》。6月30日，再次发布《告剿赤军将士书》。这一系列文稿，不难看出周佛海反共、仇视红军到了何种程度，为了表示自己与共产党誓不两立，以取得蒋介石对自己的完全放心，挖空心思地为蒋介石出谋，釆取一系列强硬“剿灭”措施，大有置中共及红军于死地而后快之心。
9月，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寇向来是采取忍痛息愤、逆来顺受的不抵抗态度，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上，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对于蒋介石的这些政治方针，周佛海心领神会，赞不绝口。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国府告民众书》，同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告粤要人电》。
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会，被蒋介石倚为“重臣”的周佛海以第一名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称“状元中委”。这是他在政治上的又一次丰收。他依靠捉笔代刀的手段，追随蒋介石的左右，大效犬马之劳，在蒋介石的“栽培”下，为自己在“仕途”的更进一步发展，积累起了雄厚的资本。
12月29日，经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周佛海为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曾一度列席南京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
同月，周佛海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周佛海自认为有治国之才，杀伐果断。1932年2月，他发表了三篇文章：《为抗日救国敬告青年书》、《整顿江苏地方教育之意见》、《江苏教育之新计划》。对江苏教育进行大刀阔斧地整顿，试图使江苏教育出现一个新局面。接着几年中，他又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
此外，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建立两大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党务系统中建立中统特务组织，其核心组织为“清白团”，成员有陈果夫、陈立夫、周佛海等九人。不久又建立第二个特务组织，就是以黄埔军人为核心的“复兴社”，这就是后来罪恶昭彰的军统组织，周佛海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周佛海身兼两个大特务组织负责人，成为蒋介石最亲信的大红人。
蒋介石之所以欣赏重用周佛海，其原因有三：第一、周佛海确实有才，文章写得好，心思灵活，又有决断力，会做事，很能干，没有一般文人的那种优柔寡断，妇人之仁。第二、蒋介石很佩服曾国藩，一辈子以曾国藩为榜样，而周佛海是湘军的后代，也崇拜曾国藩，并以曾国藩的私淑弟子自许。第三、周佛海虽然才华横溢，却为人散漫，浮嚣飞扬，大大咧咧，放浪形骸，不是政治家，即使他有野心，也成不了领袖人物，这样的人用起来特别放心。
1935年11月，周佛海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仍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五、卖国巨奸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制造了芦沟桥事变，猖狂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8月9日，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主任是陈布雷。8月15日，国民政府成立大本营，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周佛海担任主管政略的第二部副部长。
周佛海的私宅在南京市西流湾8号，周公馆三面绕塘，翠竹垂杨，映着清水碧波，十分宜人，因为其地下室是一个防空袭的好地方，于是便成为一批官僚政客进进出出的热闹场所。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胡适、陈布雷、李名扬、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方等干脆搬到周宅住下。高宗武是每天必来。
这些人与周佛海一样，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以周佛海为中心的这一部分人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周佛海为主的主张对日议和的小集团，胡适把它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本来，周佛海与汪精卫以前多次互相攻击，周佛海百般谩骂、丑化汪精卫。两人之间一直心存前嫌，芥蒂很深，甚至不相往来。这时周佛海主动上门认错，且在对日的问题上，二人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所以两人很快便冰释前嫌。汪精卫视周佛海为知己，从此二人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沆瀣一气。
后来，周佛海之所以背叛蒋介石，选择以汪精卫为中心，开展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原因有五：
其一、周佛海从年轻时起就野心勃勃，立志要“入阁拜相”“开府封疆”，做领袖人物。他跟了蒋介石十年，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但还只是个机要、幕僚的角色，也就是当“帮闲”、“词臣”看待，并非以国士待之，他的领袖梦破灭了，只得改辕易辙，另辟蹊径。
其二、蒋介石是一代奸雄，为人敏感、多疑，喜欢玩弄权术，自古“伴君如伴虎”，在其身边时间长了，稍有不慎，大祸将至。因此决定离开蒋介石。
其三、周佛海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树敌太多。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济深、唐生智、陈济棠、孙科、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都曾被周佛海骂得体无完肤，他们对周佛海恨之入骨。仗着蒋介石的宠信，大家有所忌惮，自然奈何不了他。一旦失宠，众人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他要寻找新的强有力的“保护伞”或靠山，这个人非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莫属。
其四、政见不同。周佛海认为，中国与日本对比，无论是军事力量、武器装备，还是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都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抗战必大败。而蒋介石高调坚持抗战是受了共产党的鼓动，自不量力。
其五、他把蒋介石与汪精卫作了一番对比，发现汪精卫为人厚道、重才、体贴、谦逊，比冷峻、严酷的蒋介石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相对懦弱，书生意气重，好控制，先把他推上领袖的位置，一旦时机成熟，可取而代之，从而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领袖梦。
1938年1月，蒋介石授权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文艺研究社”的组织，周佛海为总干事，陶希圣副总干事，专为对内反共，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4月，周佛海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7月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参议会参议员。
11月20日，汪精卫和周佛海授权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方在上海签订了臭名远扬的《重光堂秘约》。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党务与宣传演讲为名，率先乘机飞往昆明。12月18日，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汪精卫终于决定出逃，乘机抵达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等一行十余人乘机飞往越南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亦飞抵河内。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最高会议副委员长，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抗战方针，暗中与日本谈判“和平”，破坏抗战，充当卖国贼，其自己有很大的责任。但从其中与日本勾结以至最后决定出逃的全部过程来看，与周佛海的参谋、督促、鼓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抗战开始后，周佛海便充当了汪精卫“和平远动”的“总参谋长”，即所谓的“佛海路线”。
12月19日，汪精卫召集大家决定成立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任主任委员，财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周佛海还兼任了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中，这就奠定了他以后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
12月31日，在周佛海、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极力怂恿下，汪精卫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电文在《南华日报》上刊登出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公然赞同日本灭亡中国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三原则。
《艳电》发表后，周佛海前往香港四处活动，招降纳叛，物色喽啰。
1939年4月12日，周佛海同梅思平抵达上海。周佛海用巨款收买了《大美报》、《文汇报》。又全力拉拢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工组织人员入伙。2月，在极司菲尔路76号正式建立了特工组织。
汪精卫抵沪后，周佛海更加积极地替他出谋划策，为汪伪政权的建立而奔波。5月31日，周佛海即随汪精卫，与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飞往日本，参加汪日首脑会谈，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条件。
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特工总部所在地极司菲尔路76号大礼堂举行。9月5日，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汪精卫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伪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日，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成立，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下设特工总部，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这样，周佛海又成了汪伪特工的总头子。
11月1日，以周佛海为主任的会谈代表与日方梅机关长影佐祯昭为主任的会谈代表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进行秘密谈判，12日结束，历经七次会议，达成卖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修正案）》以及《秘密谅解事项》，密约内容之广泛、条件之冷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
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颇为得意，在日记多次炫耀此事。可以说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总设计师”。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汪精卫任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被指定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3月30日7时半，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粉墨登场，各院、部、会汉奸要员“宣誓”就职。由汪精卫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天，周佛海踌躇满志，得意非凡。颇有“一统天下，终有出头之日”的气概。他说：“余之理想果实现，为人生一大快事。忆前年四月与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自离渝以后，经一年另三个月之努力，今竟天从人愿，足见事在人为也。本日为余生平第一痛快之日，盖理想实现，为人生最得意之事也。”“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就不虚生一世也！”
1940年7月，汪伪税警总团成立，周佛海兼任总团长，罗君强任副总团长。
11月19日，周佛海飞抵东京，这是第四赴日与日方谈判，30日，签订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汪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
12月2日，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
1941年初，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周佛海兼任该行总裁，总理全行业务。搜刮民脂民膏，大发横财。
5月，汪精卫成立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由李士群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
6月14日，周佛海偕汪精卫一行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就促使日本强化伪国民政府直接交涉，17日抵达东京。周佛海在日期间，频繁活动，遍拜日本要员。24日双方发表《共同声明》。
1943年1月，汪伪成立“最高国防会议”，汪精卫任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长，周佛海任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
3月11日，周佛海任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掠夺中国的棉布、棉纱等重要物资。
自1939年5月，汪精卫秘密赴日，谈判成立伪政权起，几乎所有的与日本的“外交”谈判，都是由周佛海代表汪精卫与日本 直接进行，唯独1943年9月汪之赴日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周佛海没有参与主持。
在形式上，周佛海是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的第三号人物，但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人事、外交、财政、金融、军事、文化、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又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最有实力的人物。
六、日暮途穷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消息传来，大小汉奸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阴森森、凄惨惨，石头城内一片没落的景象。绝顶聪明的周佛海，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此时的他情不自禁地悲怆欲绝，大叫：“哀哉！”
汪精卫死后，日军的败迹已经十分明显。
11月1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陈公博出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伪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副委员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副委员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伪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行政院院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其它伪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职务任职如旧。
周佛海立即向蒋介石拍急电，表示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向蒋介石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早在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蒋介石接电报后，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义嘉奖周佛海。
在抗战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共过事的同乡，先后指示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新四军军长陈毅、后任新四军政委饶漱石通过秘密战线曾策反过周佛海，以和周佛海组成“联合阵线”对抗国民党政府，但周佛海自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共产党不会放过他，因此未能成功。
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表示投降而未正式投降之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第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周佛海随即在极司菲尔路76号宣布成立总司令部，周佛海自任总司令，罗君强、熊剑东为副司令。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下午，陈公博主持召开伪政权解散会议，即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以负责善后工作。
1945年9月30日，戴笠以“蒋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为由，用飞机将周佛海、罗君强、丁默村等五人送到重庆，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享受优待生活。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首先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是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接着，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汉奸，一一受审判，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周佛海仍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为何在大小汉奸受到审判时，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审判周佛海。
9月16日，军统将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用专机押返到南京，关进老虎桥监狱。
11月7日，周佛海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判处死刑。事后其妻杨淑慧多方活动，还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大律师，国民党政要员顾祝同、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陈方、蒋伯诚、洪兰友等周佛海的众多好友也纷纷向蒋介石求情。而且杨淑慧还扬言：如果周佛海真被处死，她会将蒋介石曾经写给周佛海“保证不追究周佛海”的亲笔信公之于众。
这样出尔反尔的事，对于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的人格，是有损的。投鼠忌器，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签署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肺炎、肋膜炎等病症并发，于下午2时15分，在一阵哀号之后，口鼻流血，毙命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终年52岁，结束了他复杂、多变、肮脏的一生。
4月5日清明节，杨淑慧将其尸体草草葬于南京市郊外附近汤山的永安公墓。后来长子周少海在其老家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周家冲建了一个衣冠冢。
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留给世人的是无数的慨叹！
备注：私塾弟子是对自己所敬仰而不能从学的前辈的自称。
参考书籍：
1、《通敌内幕》（湖南沅陵钟玉儒、龚由青、金裕志著）；
2、《朝秦暮楚的周佛海》（蔡德金著）；
3、《大红大黑周佛海》（王晓华、张庆军著）；
4、《周佛海日记》（许映湖、王仰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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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都, 沅陵人，曾任军大坪区委秘书，借母溪乡党委委员，现任老干部局正科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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