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的这个寒假，新雅大一学生原计划分作三队，去往英国牛津、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进行访学；甘阳院长给三个队分别布置了不同的阅读材料。疫情打乱了原本的安排，于是这个寒假变得有些特殊。虽然海外访学活动未能成行，阅读材料可是少不了，新雅的同学们按照甘院长的要求认真阅读了相关材料，还撰写了读书报告。新雅学子条理之清晰，思考之深入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本次为大家摘录出希腊队的冯思源同学、罗马队的武亦姝同学以及英国队邱瑞昆同学的读书报告，供大家参考学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别人家的寒假作业”，一同领略三地的文化魅力吧~
01 希腊队
谁对谁的审判？
——《奥瑞斯提亚》中神人关系的思考
冯思源
古希腊悲剧的强烈悲剧性，在于剧中人皆受到一个外在强大力量的支配，无可避免地走向复仇、流血与杀戮。“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如果那个撕碎的动作可以被喝止，或是撕碎美好的那个人物出于基本的良知与理性而收手，悲剧也就不成其为悲剧。而古希腊的悲剧恰恰是最不可能收手的那一种，因为剧中的主人公不仅对自己面临的事件和情况无法控制，对自身的动作和行为亦不负全责。神的世界整体凌驾于人间之上，神的旨意召唤着人出发，指导着人作战，甚至命令着人谋杀。也正因如此，观众会对悲剧的主人公寄予最深切的同情，神或许有意作恶，凡人皆有被命运控制的无辜。
《奥瑞斯提亚》三联剧讲述了复仇与反复仇的故事，每一次复仇都有其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亦有复仇神的意旨为依托。《阿伽门农》以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害其丈夫阿伽门农为中心事件，直接原因便是报阿伽门农杀害亲女儿伊菲革涅亚作牺牲的血亲之仇。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情人埃奎斯托斯也参与了这场杀戮，其父提厄斯特斯与阿伽门农之父阿特柔斯亦有杀子之仇。而阿伽门农杀害女儿则是为了献祭女神阿尔忒弥斯，以在战争中稳定舰队的航向，而战争本身，又是对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劫走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的一次复仇。家庭世仇的阴影，选择家庭还是国家责任的“双重困境”，以复仇神组成的歌队无时不在的背景声，都让复仇战争的胜利者阿伽门农逃离不掉被自己的妻子杀死在浴缸中的悲剧命运。而导致国王惨死的一连串悲剧，最初早已由众神写好：“当初众神审判那不必用言语控诉的案件的时候，他们毫不踌躇的把死刑，毁灭伊利翁的判决票投到那判死罪的壶里；那对面的壶希望他们投票，却没有装进判决票。”[1] 被阿伽门农带在身边，并与他一同被杀害的侍女，来自特洛亚的女性先知卡珊德拉，就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不可违抗的命运，她最终走进她在之前两次踌躇不敢踏入那扇门，摘下象征先知的绶带，被克吕泰墨涅斯特拉邀请去共享牺牲，而那牺牲正是她自身。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死沉睡中的阿伽门农之前的犹豫不决》
(Pierre-Narcisse Guérin)
《奠酒人》讲述奥瑞斯特斯从外邦回国后，拜谒父亲的墓地，与姐姐伊莱克特拉相认，而后杀死阿奎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复仇故事。弑母的行为毕竟属血亲相残，奥瑞斯特斯在杀死阿奎斯托斯之后内心亦有恻隐和犹豫，因而诸神的意愿在此处的作用更加明显。朋友皮拉得斯说“你要相信，宁可招全体人憎恨，不要招神们憎恨”[2]；复仇神的话语告诉他：“要是我就此住手，我怎能躲避那些替父亲报仇的猎狗？”[3]当他站在母亲的尸体旁宣告胜利时，他心中明确地知道“我的胜利是不值得羡慕的污染”，却又有诸神使者的话语提醒着他“我杀母亲并不是不合法合理，她杀我父亲，手上有污染，为众神所憎恨。”[4]在神意的指引下，“正义”的施行者在他被安排所做的复仇事件上胜利之后，便直接走向被复仇、被惩罚的命运，因为复仇的行为本身即是必须通过僭越的行为而完成的，而一切的僭越终将受到惩罚，如此冤冤相报，永无止境地走向悲剧，正是复仇神通过歌队唱出的：“每逢家庭间的斗争害死一个亲人，我们就颠覆那个家。”[5]
在“神的安排”和家庭注定的悲剧面前，人的意识并非毫无作用。伊莱克特拉在为父亲寻求正义的祈祷时敏感地问出：“你是说开庭审判，还是报复？”她已明确地感知，报复，即用家庭成员的杀戮来完成的正义，其结果只能是下一场血案，而审判则会导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可惜歌队的回答只是“你明白地说，血债血还。”“对仇人以怨报怨，怎么会不合？”[6]
因此，审判这一行为对三联剧的观众而言，是从伊莱克特拉那句清楚的问题以来的众望所归。神界对凡人行为的操纵，凡人被迫接受的不可违抗的命运，一切的矛盾在《欧门尼德斯》（《复仇神》）中雅典卫城的法庭上达到高潮。但剧中的审判并不同于城邦里的审判，“审判”这一行为也由此构成了神与人之间矛盾的焦点。《奥瑞斯提亚》写于公元前458年，此时雅典民主正处于鼎盛时期，陪审法庭的制度架构已经趋于成熟；而三联剧原事件发生的时间则是“英雄时代”即公元前12世纪初叶，彼时的希腊社会对于何为民主，何为审判，恐怕并没有确切的概念。埃斯库罗斯将“审判”引入古代神话—英雄故事的叙事，可以算是以“现代”观点重述历史的鲜活例证。但这种叙事视角面临的必然矛盾是：雅典直接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每个公民皆有参与政治的能力，至少可以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庭也是由人构成，对人审判，理所当然地把个人作为全权对自身负责的行为主体；而对阿伽门农、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而言，他们的行为与结果大多由诸神所安排，正如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所说“儿啊，事情一半怪命运”[7]，他们在奔向“命运”不可违抗的终点时所做的一切，包括杀戮，是无需由他们自己全权负责的。而操纵这个家族命运从而接受审判的力量从不是抽象的，它是奥林波斯神阿波罗与古老的夜神之女复仇女神，他们背后的则是掌管一切、却最为喜怒无常的宙斯。阿波罗在法庭上也说“我要亲自为他辩护，因为我对杀母的事有责任。”[8]
古希腊神话谱系（冯思源绘制）
但不可违抗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凡人可以就此摆脱一切责任。“一半怪命运”、“分担一部分责任”等等表述，都暗示着神与人之间共同的责任，歌队在经过迂回的叙述后，也走向了“造成人类悲剧的不仅是‘宙斯的计划’，还有人自身的僭越行为”这一结论[9]。确认人类的责任，与人类祭祀、狩猎的行为相似，都在区分人与神、人与动物的界限：人将动物祭祀给神，祭祀者与祭品的区分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分，是人之为人在世界上立足的依据；人须承担责任而动物不需要，若将责任推卸，便与把人作祭祀一样皆是僭越的行为了。对人类同悲剧命运一样不可摆脱的责任的强调，使全剧的悲剧性走向深刻。
若审判发生在奥瑞斯特斯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两个凡人的杀戮之间，无非是判定弑母的“血亲相杀”和杀夫的“女人杀男人”哪个罪孽更深重，而对于一出悲剧而言，这样的审判，即使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仍是无意义的。因此《复仇神》中的审判与其说是“正义”对奥瑞斯特斯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不如说是雅典娜对他们双方的保护神，阿波罗和复仇女神的审判。在法庭上，阿波罗的辩驳集中在对复仇女神的诋毁，仅有的逻辑竟是由男人对女人的绝对优越推之女人在生育与抚养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繁衍的工作无须女性亦可完成。复仇女神的控告则一方面抓住血亲相杀为实有的罪孽，“以武力对武力”的复仇绝不能停止；另一方面以如果败诉，对整个城邦强烈的诅咒为威胁。他们的辩词中充满了偏见和主观片面的情绪，将希腊诸神“凡人”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被复仇神追赶的奥瑞斯特斯》
（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所以对被赋予了人性真实的弱点，又无需承担人类社会责任的阿波罗和复仇神来说，雅典娜对他们的“审判”与其说是为两位神寻求“正义”，不如说更多属于人对人的引导和劝说。在剧终，复仇女神被雅典娜说服，将诅咒变为善意的祝愿，《奥瑞斯提亚》在无尽的悲剧之后拥有了完满的结局，但在祥和的氛围背后，神与神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剧中复杂的象征意义导致了他们复杂的人格与表现：“复仇女神既是宙斯的使者，又是阿波罗这个宙斯使者的对手；她们既是疯狂的标志，又是正义的维护者；既是为血案复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实例，又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复仇女神在这些对比间摇摆。”[10]阿波罗亦因为使得奥瑞斯特斯“用文明化的价值观战胜了血债血还”，也发出了“母亲不是真正的亲人”这样违背人伦的言论而获得了善恶两极化的评论。
看似情节简单的悲剧，深挖下去却是人类至今仍无法找到出路的痛苦和疑惑。如何理解正义、复仇、暴力以及人们对社会，对彼此的责任，仍需要三联剧的每一位观众用一生的时间反思与省察。
[1] 罗念生译：《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页。
[2] 同上，第246页。
[3] 同上，第247页。
[4] 同上，第251页。
[5] 同上，第266页。
[6] 同上，第229页。
[7] 同上，第247页。
[8] 同上，第273页。
[9] [英]西蒙·戈德希尔著，颜荻译：《奥瑞斯提亚》，三联书店，2018.2，第92页。
[10] 同上，第96页。
02 罗马队
我们在庞贝中寻找什么
——读玛丽·比尔德《庞贝》
武亦姝
当现代的旅者前往参观庞贝遗址的时候，是怀着怎样一种期待的呢？庞贝是一座罗马城市（正如本书副标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当然希望在其中找到古罗马的存在痕迹，力图对其背后的大文明有所考量；但同时，我们暗暗期待一座城市在两千年前被灰烬吞没的瞬间的景象，渴望体味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它不同寻常的死亡发酵所得的神秘。
庞贝生与死的方式注定了它的二重意义。其他消失在漫长岁月中的古罗马城市都拥有的城市历史仅是它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由现代人杂糅着好奇、怀疑、兴奋等诸多情感进行的解读与再现构成。由于后者掺入了现代人的想象力，这两种身份间必然存在一道鸿沟。
古典学者玛丽·比尔德以审视这道鸿沟的方式来理性地“思考这座古城是如何被转化为'我们的'庞贝城的，并反思我们理解这些出土遗存的过程。”[1]换言之，在尽可能准确地让过去重见光明的同时，寻找它在当下时刻的意义。
本书在引言部分对公元79年8月25日的灾难进行描述时，选用了一种相当克制的笔调。这样的叙述并无市面上所见大多数作品在开头近乎惯例式的对 “末日”的刻意渲染，反而使得作者对历史细节充满人情的关注和考量得以更清晰地被读者感知：“我们也能理解那些在上路前怀着乐观情绪把大门钥匙塞进口袋的人们，虽然最终希望落空。”作者摒弃了人们面对庞贝的灾难和尸骨时常有的怜悯与猎奇欲望，通过关注逃亡者口袋里的钥匙和钱币一窥他们对生的希望，并以此来接近这场灾难和它背后的城市。
庞贝遗址出土《夫妻肖像》
玛丽·比尔德如此平和而富有人情味的叙述贯穿全本；但她在开篇对这场灾难的处理令人尤为印象深刻。
庞贝的庞贝和罗马的庞贝
人们对庞贝的历史身份通常也有两种观察方式。其一是从庞贝本身出发，纵观从公元前6世纪城市范围初步确定到公元79年8月25日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事件；另一种则是以罗马为出发点，顺着庞贝与罗马的联系，侧重于前者对后者文明的呈现。比尔德对选用哪一种观察方式并不着急。她将庞贝城的历史用时间顺序排列——成为“罗马的庞贝”自然是这一时间轴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行文至此时才徐徐道来庞贝与罗马的联系。学者在其中展现出一种对庞贝本身历史的尊重。
对于“罗马的庞贝”，比尔德否定了考古学家以往对庞贝“无足轻重”的评价，并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考量（如马克鲁斯雕像上的铭文、庞贝与罗马的相对地理位置、尼禄的第二任夫人的住宅等），在肯定庞贝是一个普通的“罗马治下的意大利城市”的同时，证明其“和罗马精英世界有十分密切的联系”[2]。她的说法非常精准：庞贝存在于罗马城的“半影”之中；精准地把握其间若即若离的联系至关重要。
通过承认庞贝与罗马的复杂关系，引导读者不带成见地在之后的章节里“参观”两个时空的庞贝，是与比尔德考察历史细节来重建过去的研究方式相符合的。
重建看法
在探讨庞贝人的日常生活时，作者不断地在做一种尝试：通过整合历史信息，尽可能地重建所有涉及到某个事件的不同身份的人对该事件的看法，再由这种看法对已有的历史事实进行解释。例如，在讨论庞贝城中的竞技比赛时，仅从观众和赞助者的角度审视这场表演是不够的；角斗士、斗兽者和他们的管理者都理应是考察的对象。通过对整场竞技的运作方式和利害关系的分析，得出颇有“人情”的结论：“当某个角斗士失利时，大多数情况下赞助者都应该引导观众对其暂缓行刑，而不要当场将其处死。不消说，这也必定符合角斗士的本能。他们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无疑会成为朋友，想必不会全力以赴相互厮杀。”[3]
作者虽然在书中提供了结论，但通过对一种平等探讨语境的构建，依然为读者保留了想象和提出问题的空间。例如，如果社会上对于“英勇的角斗士”的追捧超过了一定限度，所谓因同吃同住而产生的友情是否能够阻止一名角斗士全力以赴地杀死同伴？如果绝大多数的比赛结果都是“暂缓行刑”，为什么这一制度还要保留？那些被赋予角斗场最前排座位的精英们，如果害怕鲜血四溅的场景，又该怎么办呢？（这些座位的设置既是贵族的特权，也反映着当时社会对精英群体的某种要求）就读者而言，这些并不是毫无历史依据的空想，而是跟随作者进入真实的庞贝世界的尝试之一。
而对于一些无法被重建的标准——例如“卡伊基利乌斯·尤昆都斯之家”房屋上层的一只木箱里的文件是依照什么被筛选而被保存下来的——作者将空白与缺漏保留，从已知的部分提取可以被知晓的历史信息。这样的敏感对全书的严谨性至关重要。
与古城的距离
但这样的严谨和书中随处可见的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并不是为了将读者与古城的距离拉到最近；整本书中作者没有丝毫做此尝试的迹象。正如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遵从着庞贝城作为“古代城市自身及其发展的历史序列”和“逐渐在现代世界中重新出现的历史进程”两条时间序列，从头至尾不曾将庞贝从现代语境中抽离；时时出现的现代人的观察不断地提醒读者这是一本历史读物而不是一本描述性的小说。同样地，她也并不尝试用现代人的眼光强行解读对于现代学者来说庞贝城中必然存在的诸多困惑。
这一基调使得文本的叙述中得以有未解之谜存在。当前文所提到的“看法”没有办法被重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反过来质疑那些以明确的证据被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由于许多已有观察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即便庞贝城内各建筑的功能已经大致得以识别，承认“庞贝城并没有我们所预期的分区”[4]并不是一个容易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庞贝城内没有清晰的按照建筑社会功能划分的建筑群，为什么精英与非精英的住宅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为什么那些只能住在湖南的小房屋里或在工坊里生活的人，独独在洗浴这件事上能够享受和富人一样奢华的浴场装潢呢？尽管“庞贝与现代西方城市存在差异”这一点毋庸置疑和非常明显，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依然时时将它忘记。而玛丽·比尔德告诉我们，承认上述差异的存在是现代人找到与古城对话时合适的距离的第一步。
在允许并鼓励未解之谜的存在后，作者展开了对于庞贝人的娱乐生活十分精彩的描述与分析。举庞贝城市中的妓院为例。作者首先阐明通过分析考古资料得到的庞贝的传统上的规定：“妓女不允许穿着标准的女性服装，而要穿男性的托加袍”[5]。这一规定是很难用现代视角进行解释的：将妓女与男性的服饰统一，通过跨越性别的穿着来将其与可敬的贵妇人区分开来，其背后的性别、等级甚至是法律观念似乎与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属于上文“未解之谜”范畴的问题，因此处理它的最好方式是将其完全复归到公元79年之前的庞贝城里去，而不是企图为其寻找一个令我们现代人满意的：“合理解释”。在明白了这一点后，作者的观点便更加容易被理解：“在庞贝寻找妓院根本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在整个城市里，通过性来赚钱几乎就和吃、喝、睡觉一样普通。”通过上述逻辑序列的梳理来把握庞贝城的历史脉络，是读者与作者一起完成的一种有益又有趣的尝试。
结语
比尔德对历史事件中的缺漏是毫不掩饰的；也正因如此她的逻辑链条永远非常紧凑，书中由多次猜测推出的结论少之又少。对空白恰到好处的处理反而造就了著作的完整性。她提供细节，温和地破除许多现代人已有的成见，为庞贝“去扁平化”。现代读者因此得以体味一个热气腾腾的真实的庞贝，同时本文开头的两种期待皆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
说“一定程度”，则是因为庞贝的遗址毕竟仍然存在，历史真实的自我呈现永远比文本更加有力。将以对古城更深的向往和未来的探访表达自己读完本书后对庞贝文明的欣赏与尊重。
[1] [美]玛丽·比尔德，《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熊宸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28页。
[2] 同上，第61页。
[3] 同上，第369页。
[4] 同上，第849页。
[5] 同上，第319页。
03 英国队
大众想象构建的英国
——传统与变革的调和
邱瑞昆
“一个社会，并非单纯是由组成它的大量个体、这些个体所占有的土地、所使用的东西以及所采取的行动构成的，最重要的，是社会对自身所形成的观念。”[1]《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一书着重强调的正是英国人如何看待自身。作者琳达·科利在追溯英国形成的历史时，真正揭示的是“英国”作为一种国家认同如何被构想、“英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概念如何被接受，以及这种统一认同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者通过不同的切面展示出国家的复杂性——各种群体都有原本的身份认同，并且因此异质甚至对立，在此情况下如何让他们都接受一种共同身份？两种身份中，前者代表着深入人心的传统、权威、已经成熟的想象；而后者代表的是未来的希望，兼具风险、新兴的想象。英国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其惊人的调和，人们的多重身份并行不悖，在共同身份之下传统身份依旧完好，让英国在引领世界变革潮流之时，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存着传统。
1 相对稳定的大众想象
作者琳达·科利在序言中已经展现自己的倾向：“接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被公认的，松散但因此弥足珍贵的定义，即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2]无论这种想象的构建者是谁，其最终接受者必定是组成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群，即大众。这种想象也只有得到大众真正自愿地认同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且延续下去，国家认同和国家身份才是真实的。
大众想象当然处于变化当中，但是作者的描述“其建也勃，其崩也忽”[3]显然是夸大其变化的一面。个体想象是敏感而易变的，但是大众想象不同，它表达的不是简单的个体想象的叠加，而是一种共享的思维方式，是社会整体对自身的思考结果，这一结果经受成千上万的个体的思考检验，最终被认可和接受。所以在谈及新教时，作者才会这样写道：“新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如同罗马天主教那样的宗教信仰。新教是界定他们是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框架，他们透过它来回顾历史。”[4]新教正是构建英国身份这一大众想象的基本工具之一，代表着无数个体的共同思维，所以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崇高的地位。
能够对大众想象发挥作用的必然是能影响大多数人的重要历史事件，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潜在变化，比如英国全国性商业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大众想象的改变过程是极其艰巨的。从构建来看，英国构建各个群体对国家的共同想象的历程可谓是道阻且长，作者列出的历史就有一百三十年，期间数代人成长起来，才构建起基本稳固的认同，而且各个群体的原有身份依然留存。这也反映出改变各个群体原有的身份想象有多么困难。
大众想象的相对稳定不仅仅来自于改变集体意识的难度，还在于大众想象经常借助的非理性态度（非理性无法概括大众想象本身）。非理性态度使得大众想象对现实变化是可以选择性接受的，也可以通过舆论歪曲甚至否定现实，或者是采取一些手段对支撑想象的依据进行修补、润色，从而保持这种想象的影响力。换言之，对于大众想象来说，符合现实、严守逻辑并不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它可以凭借人们强烈的印象或者情感偏好而维持生存。英国人当时强烈的自豪感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形象的扭曲之上的。“居于英国国家身份的核心地位”[5]的新教信仰能够在遭受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击之后仍然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且通过禁止奴隶贸易重新强化自己的影响，这一切与英国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也是紧密相联的。这种非理性态度在英国国内同样可以被引导成集体狂热，成为某种政治工具。民粹主义者约翰·威尔克斯正是利用底层英格兰人对英格兰身份的留恋和对苏格兰人的刻板印象煽动民众，名噪一时。
《加来之门》（William Hogarth，1748）
2 战争底色上的调和
我们已经说明作者琳达·科利着重展现的英国国家认同在历史上是一种新的大众想象，并且形成之后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这种新的大众想象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地方性的想象。各地自身的身份认同依旧保持着活力，甚至凝聚力有时超越了整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英国人保持着并行不悖的多重身份，让传统与变革共存。对比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传统被变革的强力反复碾压，甚至变革本身也会被新一轮变革迅速取代。由此可见，英国此时传统与变革间的缓和关系是多么不同寻常。我们且不论英国人是否真的都具有对传统的依恋或者对变革的恐惧，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一定具有非凡的调和能力和展现这种能力的契机。这与整个时代的战争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作者通过对名画《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的分析揭示出：“战争，是英国得以形成的基础。”[6]那么战争对英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具体的东西？
《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David Wilkie，1822）
对外战争意味着国内团结的加强。对外战争能够转移国内矛盾，在与异己激烈对抗的过程中，共同的恐惧不安和仇恨使得国内保持着最大限度的统一。（新教在此至关重要，其共同信仰和排外性是“异己”观念形成并具有强大影响的关键）所有人都需要现有秩序良性运转以应对外在压力。这在无形中给国内各种力量都施加压力，压制了内在分歧的暴力性表达，迫使各种分歧以相对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至少都要带上爱国主义的标签。传统与变革势力即使要冲突，也必须维持一种底线性的团结。当然这和英国主动创造温和的分歧表达方式也是有关的，向议会请愿、组织群众游行都是公认的、具有一定效力的意见表达手段。但战时团结在内战中就难以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人内部意见的分裂对峙就是有力证明。
战争促使传统让步。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考验着国家机器整体的能力，对居统治地位的传统势力来说压力巨大。战争的失败责任是统治者难以承受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失败不仅仅导致诺斯勋爵内阁下台，更导致社会对整个贵族阶层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个人、阶层、体制都将受到公众的责问，温和释放这种压力的手段是传统势力的顺势改革。而战争成功虽然可以被作为统治正当性的证明，但是统治者也必须遵守规则——满足参与战争的大众的某些诉求，以此作为对其贡献的承认，同时保证下一次动员的顺利进行。在这种交易中，更加温和的改革将由传统主动发起，吸纳新的因素，满足一些新的要求，七年战争中的大规模征兵的后果就是当局对男子政治权力扩大的许可。由于两种改革都是由代表传统的统治阶层发起，改革便不会像革命一样摧毁传统。他们虽然会抛弃某些具体的传统或者有选择性地改造传统，但这些细节的损益换来的是群体所代表的传统生命在整体上的延续，就像王权和贵族权力虽然受到民主的限制，但是王室和贵族在现实和文化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
战争有效地促进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不同于当局正常给出的流动途径，比如选举或是公务员制度。战争促成的社会流动受到传统的约束更小，成为边缘群体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一定规模的边缘群体通过参与战争，积攒军功，被吸纳入统治阶层，成为新晋精英。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改变现有体制或者通过现有体制达成有利于边缘群体的主张，最不济也能够减少体制中的阻力。社会上原本对立冲突的各种力量通过这个群体转变成统治阶层内部的温和博弈。通过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变革由对传统构成外在挑战转化为在传统内部进行重新建构，最终以妥协、融合而不是摧毁、代替的方式达成革新的目标。苏格兰人正是这一途径的受益者，通过参与战争，部分苏格兰人跻身统治核心，甚至引领了英国政治风格向强硬转变的过程。除了少数精英的崛起，大部分的边缘群体同样可以从战争中获益，他们通过战争中突出的整体成绩可以更加明确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与认同，使得传统势力和大众更好接纳他们。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与其在战争中优异的整体表现之间正是这样的关联。
1612年英格兰制图学家John Speed出版的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地图集
英国人的传统与变革之中的调和关系不是对传统或变革的情感倾向的简单产物。英国人内部各个群体对传统和变革的态度都是复杂的，彼此之间也不统一。这些在变革中幸存下来的传统，是各种力量在战争的非正常状态下相互妥协的成果。它们不是自然而然或者理所应当的，其背后是各个群体的主观选择和努力。
3 悲观或乐观
看到整个英国在战争中塑造自己新的大众想象的过程之后，我们也就可以回到作者在全书结尾提及的约翰·麦克芬森爵士的预言以及作者自己在两版序言中都展现出来的现实忧虑。他们都展现出对建立在“反复进行的新教战争、商业成功和帝国征服”[7]上的英国国家认同在现代瓦解的担忧。作者所列出的一系列证据：新教信仰影响力的衰弱、与欧洲的战争不再、小民族觉醒、学界热门的“英国式分裂”等等，似乎都昭示着当初对英国国家身份的大众想象如今已经岌岌可危。但是直接将1837年的大众想象放在当下拷问，这种做法真的合理吗？1837年与作者写作时相差了一个半世纪，期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同样经受剧烈变革，从大英帝国变为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大国。1837年的大众想象以及其支撑因素在这段时期内是否发生了某种变化，作者并没有展示出来。由此，我们也无法断言1837年之后英国人在大众想象的塑造上没有丝毫长进。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这种大众想象的稳定性反而令人惊讶。当然，作者作为资深历史学家，或许只是由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没有给出自己的证据，只是直接展现结论。但这种悲观结论的说服力不能仅仅建立在略去百余年历史而产生的落差感上。
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对传统——那些让先辈欢庆鼓舞的伟大事物——无动于衷的话，那说明“我们正在度过道德平庸的阶段”[8]，因为传统已经太过平常或无法满足我们的实际愿望，而新的传统还未产生。“任何信条都不是长生不老的，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人性不能再创造新的信条。”[9]涂尔干对宗教的乐观态度同样适用于国家身份，因为二者本质上都是大众想象的观念产物。英国国家身份最初就是人为构建、与英国人长期磨合的新事物，如今同样变为传统，依旧具有生命力。社会的创造热情还会继续推动类似的大众想象产生或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原有想象。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过程是自发的，而是需要社会主动去塑造。这才是约翰·麦克芬森爵士和作者所期待的：英国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大众，都应该再次主动适应时代，向内部发力，让国家认同变得更加深沉坚固，不负先辈遗留的伟大精神。
[1]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7年版，第584页。
[2] [英]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鹏，刘耀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0页。
[3] 同上书，第30页。
[4] 同上书，第396页。
[5] 同上书，第442页。
[6] 同上书，第440页。
[7] 同上书，第449页。
[8]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89页。
[9]同上书，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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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嘉宾
甘阳教授
甘阳，清华大学文理通识大类首席教授，新雅书院讲席教授、院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及大学理论等。著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文明·国家·大学》、《通三统》等。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十余年来大力推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尤其强调以“经典阅读，小班讨论”为通识教育之核心，对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产生广泛影响。
学生分享
——新雅六字班的书院体验
● 时间
3月21日（周六） 10：00
● 分享主题
“吃螃蟹”：新雅六字班的书院体验
● 分享内容
新雅书院是什么？在四年前，这群六字班的学长学姐们就带着这样的疑惑，在他们的高考志愿单上选择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作为书院面向高考招生的第一批学生，或者某种意义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将在本期直播中呈现新鲜出炉的书院体验。从挑战硬核的通识课到自发组织各色兴趣社团，从搬入男女生同住的书院大楼到进行交叉专业背景的学术交流，从书院独特的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PPE）到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CDIE）……希望这些六字班的书院学长学姐们能给大家带来第一视角的全新体验！
● 主讲人简介
曾哲妮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2016级本科生，自动化专业；高中毕业于长沙市雅礼中学。爱好志愿公益与音乐创作，同时也在各类社工岗位上发光发热。即将担任新雅书院2020级新生辅导员。
冯丽晨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2016级本科生，专业方向为经管学院经济与金融，即将成为新雅书院2020级零字班新生辅导员。
陈伟浩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2016级本科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学毕业于北京市十一学校。喜欢音乐、弹钢琴。即将担任新雅书院2020级零字班新生辅导员，同时做一棵衬托两位辅导员花的辅导员草 ^_^
孔祥瑞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2016级本科生，一个理科出身的PPE人，现为新雅九字班辅导员。
于天宇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2016级本科生，目前就读于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CDIE）专业。
“我喜欢自然科学简明的规律，也喜欢艺术世界动人的作品~”
收看方式
1、下载“快手”APP，关注“清华招生”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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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ve.kuaishou.com/activity/template/25?principal=Tsingerhua
3、清华大学官方微博、抖音、B站、快手也将同步直播。
来源 |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微信公众号
封图 | 康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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