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海尘封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个个都是忧国忧民，铁骨铮铮的好汉，个个都是为了国家死都不怕，就怕水太凉的大忠臣。

实则不然，东林党人并没有那么高尚。这个团队自从成立到最终的覆灭，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斗，内斗，不停的内斗，和宦官斗，和其他派别的大臣斗，和皇帝斗，用时髦的话说，东林党是中国驰名窝里横。

东林党这个团体，依托于东林书院，提到这个书院，就不得不提顾宪成。顾宪成30岁就考中了进士，进入了官场。这个人刚正不阿，不拍马屁，不贪污，尤其是特别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对方是皇帝。他屡次推荐万历皇帝，不喜欢的人入阁，结果终于惹恼了万历，扒了他的官衣，让他成为了一名普通老百姓。

仕途不顺的顾宪成，回到了无锡老家之后，并没有垂头丧气，反而重新振作起来。在几个金主的帮助之下，重修了一座宋朝的废弃书院，这座书院就是后世大大有名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就在这座书院里收徒讲课。

由于顾宪成的学问很好，讲课也非常精彩，而且在讲课之余还会谈论时政，一时间，东林书院成为了很多读书人心中的圣地，从此来书院求学的人络绎不绝。随着东林书院的名声越来越大，影响力也水涨船高，而且东林学生逐渐进入官场，东林党初步形成。

刚刚出道的东林党，他们的口号是——务真求实，开放言路，坚决反对宦官专政。应该说这时候他们的口号还是很接地气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东林党遇到了党争，在朝堂上有好几个因为相同的籍贯，而联合起来的党派，这些党派还暗中勾结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对东林党自然是党同伐异。

在万历和天启年间，东林党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尤其是天启皇帝执政时期，魏忠贤简直狂的无边，9000岁的威力可不是盖的，几乎没有这个老太监干不成的事。在这个期间，东林党人可谓是表现的非常的可圈可点，几乎没有一个软骨头。

天启皇帝死亡，崇祯皇帝上位，魏忠贤大公公被清算，阉党灰飞烟灭，东林党人，趁机上位。可是这些标榜自己，有多么正义的君子们，这些看上去口不言利的大佬们坚决反对收商业税。

看上去他们铁骨铮铮，其实他们早就，和大商人们串通一气了。他们的政策就是加重农业税，这个措施的结果，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了吧？尤其农业税的不断提高，最终导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驾崩，在国家遇到最困难的时期，在有可能亡国的情况之下，这些东林党人却拿不出一个好的建议。应该这么说，这些东林党人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党同伐异。

他们不顾大局，坚决反对立福王为皇帝，仅仅就是因为当年东林党人反对福王的老爸当皇太子，使得朝堂上再次出现分裂。面对清军大举压境，这些人还忙着争权夺利，忙着党争。最后，南京小朝廷覆灭，整个南明也没有坚持多久，就成了南冥。

当然，这些大臣自然不会成为难民，有一些人殉国了，而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相约和柳如是一起投水自尽，结果出生卑微的柳如是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而这位朝廷大佬，竟然借口水太凉，不宜自尽为由，打了退堂鼓。

从钱谦益的所作所为，我们眼就能看出了明末东林党人真正的成色了。真是一些，干啥啥不行，党争第一名的货色。他们早已经忘记了顾宪成创建东林学派的初心，变得唯利是图，如果能够看到这些东林党人的表现，相信顾宪成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历史评说

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而对于东林党是党非党的问题一直存在颇多争议，有论者认为东林党是朋党，有论者认为是政党，也有论者认为东林党因为在民间，故不能算党。对于东林党是党，这个“党”是什么“党”，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而东林党非党论的提出也引来了颇多争议，以下我对各种观点做一个简要综述。

东林党是党论的各类观点

“东林党”是党非党这个问题历来有很大的争议，而党又有朋党和政党之分，“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地缘关系或共同的利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集团。最先将“东林”与“党”联系起来的是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参劾顾宪成的疏文。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给“东林党”这种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称用“东林党”一名，则使这个出自一方当事人的罗织的名目变成了世之“公论”，270年来相沿成习。

多数论者的回答都是肯定东林党是党的。但肯定东林党是党中对于这个“党”是个什么性质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论者认为东林党是“朋党”。美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月版第575—578页)一书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于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好学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月版第545页)说：“本来，在封建社会时，所谓的‘党'，就并非是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松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谓的同气相求而已。其立场观点和态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东林党就是这种“派别”。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对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这些官僚、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却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严格说来，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版第797页)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政党'。这些所谓的党，无论是东林党、浙党、阉党等，都不具有组织意义。”

以上引文虽然竭力回避“党”字，而使用了诸如“群体”、“派系”、“宗派”、“帮伙”、“派别”、“联盟”、“集团”、“团体”之类的词语，但在此处它们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东林党是一个朋党，而不是政党，唯一的争议点仅在于它是“结构松散”、“无组织意义”的朋党，还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朋党。

不过，确也有人认为东林党不是“朋党”而是“政党”。

李书增、岑青、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页)写道：东林学派中“大多数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对权奸、实现符合理想道德规范的政治局面为共同目标，以讲学清议为斗争手段，以书院为组织形式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团体。这种团体，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2002年10月版第284页)也写道：“东林讲学，以明道自任，士人闻风响应，似乎与结党无关，但东林的存在不止于讲学，还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姿态，顾宪成等在政坛上和衷共济，尽管不以结党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纷争中，其一系列活动远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构成一个实体的政党。”

张宪博在《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一文中说：“东林党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代表一定阶层和一定数量民众利益的政治集团。它的政治参与活动及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表明它已越出传统‘朋党’的范畴，传递出向近代政党转化的信息”(《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8页)。余添在《明末封建专制体制下以东林党为典型的“党” 质探究》(《哲学史学研究》2010年9月号中旬刊)中说“明末以东林党为典型代表的政党雏形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传统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见，同意东林是党的学者在总体上可分为“朋党”说与“准政党”说两派。但无论哪一派，在东林党具有政治性质这一点上认识则是比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于它有无“组织”；是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其成员身份是“士大夫”,还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阶级”、“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还是“一定阶层和一定数量民众利益”等方面。

东林党非党论的各类观点

“东林非党”论几乎是与“东林是党”论同时出现的。当徐兆魁疏刚一上奏，光禄寺寺丞吴炯就有《据实辩诬》一揭为东林作无党辩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继之。东林后人黄宗羲也不承认东林是党。稍后的毛奇龄更在信中直书“东林非党也”，当时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应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后，这个政治话题进入学术视野时，已经只剩下一种声音，那就是东林是党。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东林非党”论，所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

最先重提旧话的是牛建强。其《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说：“东林人士未必是党，而是异己者强行给扣上的一项厌恶的帽子”。樊树志在2001年连发两文：《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科版第1期)和《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直接切入这个困扰着史学界的难题。他在该章中写道：“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作者是以东林书院为基准来辩称东林非党的。此论一出，又引起了学术界的颇多争议。

有赞同的人，如金奋飞的《读书·静坐·会友——明末东林书院日常生活暨讲学教育活动述略》一文根据“《东林书院志》及诸多其他史料记载”，为樊树志之言提供例证。该文说：“樊树志《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质疑论》一文强调‘东林党’这一称谓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就《东林书院志》及诸多其他史料记载，东林书院是讲学而非议政之地，书院中人也并不承认自己结党”(《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7页)。

也有许多学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说：“东林诸子努力阐明学与政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学干政，或以政代学。在他们设计的讲学规则中，并不主张与言政事，而是坚持以学为学的纯学术性，或者说是‘此学’的纯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页)。他虽然先于樊树志提出了东林诸子讲学“不与言政事”，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出“东林非党”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认为：“晚明东林人士有着明确的结党意识”，“顾宪成从不讳言‘吾党’”，顾宪成“十分看重领袖与其本党的关系，以为事关政治上的进退升黜”。张秉国《“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说：“东林书院人士并没有结党的意识”。“笔者认为，顾宪成、高攀龙晚年以讲学为主，但说他们罢官后不关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实情”。“无论是在朝议政还是在野讲学，东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国为己任，这种思想上的一贯性使他们不可能与现实政治绝缘”。因此，“‘东林党’本质上并未摆脱历代党争的性质”(《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认同“东林非党”论。

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说：“首先，笔者很难说‘综观’过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却发现有一些他们自称‘党’，自称‘东林’的文字”。他提出质疑“从政治的角度看，东林书院的人士，他们不仅有相当的联系，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当时的政治纠葛之中”。“他们自身不仅有自觉的团体意识，而且实际上有相对共同的政治理念，还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动”。似此，“怎么能简单地说‘东林非党’呢，”张宪博则重点针对东林书院是否“议论政治”一条加以辩驳。可以说，对于东林党非党的说法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和不同看法。

结语

东林党是党，抑或非党，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又错综复杂的论题。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论题的探讨争论很多。当然，如果仅仅埋头于史料的发掘与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它最缺乏的无疑是理论的支撑。这种理论，除史学外还需吸纳政治学、社会学等一些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这种理论，不仅史料本身所蕴含的信息易于被正确解读，而且也能为论题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

1、《明末封建专制体制下以东林党为典型的“党” 质探究》 作者：余添

《哲学史学研究》2010年9月号中旬刊

2、《东林书院与东林党浅析》 作者：刘舒曼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1月第1期

3、《“‘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作者:张秉国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大黄扯点历史

明朝东林党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万历年间，对于东林党的评价要一分为二，东林党对于明朝的作用有好有坏。

东林党好的一面就是他们针砭时弊，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他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并根据社会的现状，试图对社会作改造。

吴伟逸就认为：

“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

但是，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敬仰。

总的来说，东林党坏处大于好处。因为东林党的成员多是江南的地主阶级，他们很多政治建议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虽说要注重百姓的利益，可关心的还是自身利益。

• 而且东林党人思想过于迂腐，他们不能根据社会实际来应对实际情况，难以在时局中有所作为。他们也缺乏治国才能，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

就如万历一朝的时候，支持明光宗一系登基。南明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权力，不顾当时闯逆，建奴肆虐北方 ，而是放着崇祯堂兄弟朱由崧不立，立潞王，这与当时万历年间东林党坚持的完全不一样，这时的东林党已经堕落了。

东林党正如当年明月说的:

“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

东林党一开始是一帮有信念的人，最后他们堕落成南方大地主代言人。为大明灭亡有着重要不可推卸的责任。

山颠一壶清酒r

老规矩，先说结论——明朝东林党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

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启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为数不少，顾宪成，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等，一是因为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以此讽议朝政，针贬时弊，参与国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历史课代表张大同

东林党是明朝中后期活跃在明朝政治舞台的一个政党派别。最初以直言进谏、抨击朝政不公、固守祖训和反对腐败而出名。是当时公平公正的代表。明末，东林党参与了明朝党争，极力反对宦官当权，对非东林党势力都予以打击，加上被腐败渗透，言论越发空幻。明朝灭亡时，东林党随之散去。毫不客气的说，东林党给明朝造成的惨痛损失是要被历史记下的。

一、东林党为何叫东林党?

“东林：一词源自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创始人是顾宪成等八人，称”东林八君子“。顾宪成在朝当官时是掌管官吏升迁，在明朝万历二十二年，推荐内阁大学士一事上，顾宪成触怒了神宗，加上此前在立皇太子一事上顾宪成已经引起神宗反感，所以被革职回家。顾宪成联合当地士大夫、文人学士以及部分官员共同修复了家乡无锡一处宋代讲学地点——东林书院。之后顾宪成同顾允成、高攀龙、叶茂才等人发起了东林大会，写了《东林会约》，规定了举办集会的次数时间。

顾宪成为人正直，对当时朝廷的一些错误决议或者错误政策时常是谏言。在东林书院，他提出公正廉明、治理官吏、开放言行等主张，在当时就是一股清流。因此许多被革职或者罢免的官员、当地商人地主、士大夫以及朝中一批文人官吏都纷纷受他吸引。明末宦官掌权，腐败丛生，社会民生困苦，东林学说带来的清正观点理念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想法。同时朝廷内也有一批人以东林学说来作为行事道德标准，以此抨击宦官派别，由此在明朝内部形成宦官派别和东林派别的党争。

广义上来说，凡是支持东林学说以及跟该学说有关系的朝野人士，都会被认为是东林人士，称作东林党。但是要注意，东林党的本质是明朝的党朋勾结的一种，以利益集合在一起的政治集团，并不是一个党派。

二、东林党人代表谁的利益？

东林书院的修复起初就得到了当地士大夫、商人、地主和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等官商团体的支持。顾宪成自己在当地士大夫群体中有很高的威望。喜欢用东林学说作为政治学说的在当时大多是朝廷部分官员、地主阶级和江南商人集团，因此东林党本质上代表的阶级还是官僚阶级，地主阶级，与社会民众是有隔阂的。

万历年间，政治派别林立，朝廷无法遏制这种风气。内阁首铺是什么派系，则什么派系就掌控朝野大权，皇帝也受到制约。这种派系林立的现象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

明末繁多的党派中，东林党势力强大，主要是在朝中有一个官僚集团支撑。但是江南地区很大。历史上将明朝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这八府加太仓州一州，称为江南。东林党的总部在常州。从地区角度看，东林党代表不了整个江南士大夫和商人阶级的利益。但东林学说超越了地域限制，无论是朝上朝下，均有认同赞可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东林党又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在朝中，东林党派系反对商业收税，维护地主商人阶级利益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明末本就入不敷出的经济负担。总归而言，东林党代表的还是地主豪强和商人的利益。

三、东林党之于明朝是什么样的？

这是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但是明朝的党朋之争，着实给明朝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东林学说宣扬之初，抨击腐败的朝纲和腐败的官吏，提倡公正廉明和道德气节，想通过社会人心的净化，通过道德伦理的认知，去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的状况。东林学说继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价值，同时学说中刚正不阿的民族节气的体现，又是中华文化中值得学习的内容。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朝中的东林党派系和诸多党派竞争，为此相互攻击和污蔑都时有发生。

张居正死后，东林党极力反对收取工商业税收，明朝末年需要大量军费来维持九边战事。东林党却只顾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此时面临的后金威胁。之前的万历三大征的钱就是收取工商业税的内库出的。明朝失去工商业税收，农民税收则势必加重，一连串效应导致的农民起义反过来吞噬明朝。这个责任东林党逃不掉。

崇祯三次想迁都南京继续抗争，却被道德所要挟，一番”天子守国门“的言论和后续京城陷落不少明朝官员转投清军脚下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所谓节气只是一厢情愿的言语。

辽东战事紧急，但东林党人对江南” 秦淮八艳“却赞不绝口。前后方成为鲜明对比。

东林党的人用各种道德标准来标榜所作所为，但并不看清局势。纯粹的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说事，无法改变现状，东林党的人往往提出问题，却没有实际解决方法，面对现实于事无补。因此也落得空谈误国的评价。

但事情都有两面性，客观地说，东林党人之中提倡的道德学说也是值得肯定的，可东林党人的学说中那过于空虚理想的想法，又在明末残酷的事实面前是非常无用的。明朝灭亡的事实，说明明末东林党对明朝的影响和带来的破坏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静听竹林风

东林党是明朝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到明朝灭亡，一共存在了40年左右，对当时还有后世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东林党究竟是不是个党，也有很多人提出异议，姑且先不谈东林党是不是个党，但认为他是党的，也有朋党和政党之分；

朋党顾名思义就是一帮认识的人，或是因为亲戚关系，又或者因为利益等而勾结在一起的集团，政党则有政纲章程，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是近代社会才产生的东西，而“东林”之所以和“党”挂在一起，则是因为魏忠贤的一纸《东林党人榜》，之后明史中也直接用东林党称呼他们；

东林党的兴起，还得从万历年间说起，公元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皇帝被革职，后来开始在家乡的东林学院教学，在讲课之余，经常谈讽议朝政而形成的一个野集团，东林党的主张就是，反对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同时他们认为明朝腐败的最大问题，就是道德伦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主要通过讲学的方式，来培养儒士群体意识；

虽然得到了民间的支持，但却被朝廷以及阉党强烈反对；据明史记载，东林党人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就是顾宪成等人教书，取得大量社会人士的支持，其二就是东林党人复职，主持朝廷重要职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政策，其三就是东林党的覆灭；

天启初年，东林党奉行二元对立的道德标准，让很多以前中立，或者是正直的官员，都被逼到了反东林党阵营，同时因为魏忠贤深得皇帝信任，昙花一现的东林党被开始大批屠杀，一直到魏忠贤被流放，崇祯皇帝菜恢复这些书生秀才的名誉，但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则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

而总的来说，东林党人的初心或许是好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变成了那个当初最讨厌的样子，跟其他众多党派一样，陷入到了权利的争夺，对他们而言，似乎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寻阅史

从狭义上来讲，东林党本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从广义上来讲，东林党代表着一群人，

他们有着明确的道德准则，关心国事，改革弊政，

他们结党成群，党同伐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不能单纯的用好或与坏来看待东林党人，因为好得如圣人般崇高，坏得比大奸大恶之人还要可恶，

他们做过所谓的好事，也做过不少所谓的坏事。

他们可以是好人，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力求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他们提倡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的政治思想，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即便被魏忠贤残害也没用放弃。

他们也可以是坏人，他们结党成群，残害同僚，

对与他们有相反政治主张的官僚大加迫害，

特们既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认同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人，

他们扭曲了道德，将道德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们不断地发动政治斗争，

他们以狭隘的道德教条来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却也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

东林党人既是一群心怀天下力求造福苍生的人，也是一群心中狭隘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

他们有着实现国泰民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他们也为了传统和道德要求与皇帝作斗争，

他们是一群坚守传统和所谓虚伪的道德的人，

他们并没有那么与时俱进，总是用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人，容不得与其相左的政治主张，

对于权力他们展现了嗜血的一面，从与其他政治群体的党争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体现了他们虚伪的一面，

由于东林党权力欲望的加剧，斗争由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

明朝政治不仅没有变得清明，还因为不断的权力和政治斗争变得污浊腐败

东林党人作为一群拥有政治抱负的人虽然在不断的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奋斗，却并没有改变日渐恶化的政治环境，也没让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转危为安。

吴伟逸的文章认为：“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

《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一文认为：“从表面看来，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

《明代政治史》认为：“从主观上说，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相反，诸邪党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要的责任”。

后世对东林党的评价两极分化，但总体评价并不高，可以说东林党人既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是一群无知和虚伪的政治和权力欲望下的囚徒，

这也说明了道德倘若不与时俱进就会害人害己，无论哪个时代，搞政治斗争都不利于民生发展，

唯有以人民为中心，可惜君主专制的时代家天下条件下，人民的权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所以专制集权要经历革命的摧枯拉朽，从底层将一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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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宗室、小冰河、鼠疫，为明末四大灾害。小冰河是天灾，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进而引起植被大范围恢复，使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减少，因此温度降低。其余三个皆为人祸，而东林党首当其冲，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诞生之初还是很有正面意义的，大家聚在一起针砭时弊，倡导廉政清明。当时参与进东林党讲学活动的，大多数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

但是，这些人都有个共性，那就是都是仕途不顺的人，大多数都是没当上官的，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这些读书人都是以当官为荣誉。他们考不上科举，当不了官，心中自然聚集了大量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情绪汇集，矛头对准的必然是当权者。

于是他们的对抗皇权，针对朝政，因此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由此拉开了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和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

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和各党的争斗造成的内耗也是明朝的灭亡的重要因素。

东林党起源于江南，那里自古以来便是商贾富庶集聚之地，而一个党派的发展，必然缺不了财力的支撑。东林党的后台也正是这些商人，这些商人付出了自然要求回报，东林党也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利益捍卫者，这也为东林党内部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随着东林党不断地发展强大，这个种子也在其内部逐渐生根发芽，开始扭曲了这个团队的核心价值观。

开始的引导社会风尚的理念逐渐被为了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政治斗争所取代。

东林党在和各方势力斗争中尝到了政治斗争的甜头后，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再加上和阉党之争，以崇祯拿下阉党，拱手将朝政大权相让于东林党为结局。至此，东林党可以说是一家独大，朝廷再也没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势力。

东林党当政那些年，明朝没有出现能救国救民的名臣，反而都是一批政治白痴。他们只懂得疯狂的用手里的权利侵占国家的利益，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东林党人都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找出各种理由来抗旨。

面对这一群靠不住的人，即使是一心想当好皇帝的崇祯也无能为力。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起兵，东林党人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手段反击。李自成进京的那天，朝中大臣第一时间去李自成那里献忠诚，保平安，谁也没理崇祯皇帝的苦悲。

南京城破后，带头跪迎清军的正是当时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这不得不说是明朝的悲哀，文人的骨气也荡然无存。

东林党虽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这一点不如人家张居正。

党争历来都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内耗，浪费国家的政治资源，影响社会发展，因此历朝历代都不会支持党争，甚至会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党争自然也是逃不过这种历史规律。

综上，明亡于东林党！

当代曹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什么？也就是普通百姓，既然天下兴亡连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责任，那读书人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在明朝中后期，国家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朝进行了改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新政”。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朝的财政税收、吏治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明神宗亲政后，推翻了张居正的改制，使得社会矛盾重重，再加上明朝上层围绕着皇帝，在一群宦官、权臣、王公贵族之间进行了一场你争我夺的权利的游戏，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显著，而这时候东林党便应运而生！

01 什么是东林党？

无锡人顾宪成本来官做得好好的，可给朝廷上书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朝廷得罪了，然后被罢官。没官做的顾宪成回到了老家，整天闲着没事干，就拉着弟弟一起把当地的书院维修了一下，维修的书院就是东林书院，然后他就和几位好友在东林书院开始了讲学，也就是搞学术研究。

可毕竟这顾宪成是当过官的，讲课的时候可能会给别人炫耀一下自己朝廷里的所见所闻，然后再把自己曾经的辉煌讲给别人听一下，这一来二去的就会讲到自己的治国理念等，然后肯定会抨击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有很多类似他的这种人，也有一些纯粹的读书人，这些人和顾宪成一样，一边搞学术研究，一边发表自己的政治看法与主张。

由于这些人是都会在东林书院聚集，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更有不少人数的成员，还都是些文化人，再加上东林书院原本是这些人搞学术研究的，后来逐渐成为有共同政治主张的人的聚居地，因此，这些人便被称为“东林党”。乍一看是有点政治派别和政党的意思了。

所谓的东林党。其实就是一群读书人和一帮官僚，他们一边搞学术研究，一边讨论一些时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呼吁朝廷应该怎么去治国理政，从而影响时局！说白了就是一些只动嘴而拿不出切合实际的治国之策，和纸上谈兵如出一辙。

02 东林党都有哪些人？

东林党的领袖人物自然是修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他原来在明朝的户部当过官，对国家大事还是很了解，由于他净推荐皇帝不喜欢的人作为内阁人选，因此被罢官；1608年，朝廷封顾宪成为光禄寺少卿，但是顾宪成很有骨气，没有接受任命，继续留在家搞学术研究。1612年，顾宪成于家中去世。他留下了《小心斋札记》、《顾端文遗书》等著作。

高攀龙，他是“东林八君”之一，也是东林党领袖之一。他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先是弹劾首辅失败，被贬广东揭阳，后来干脆就不干了，和顾宪成一起讲学搞起来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是东林党的成员了。在家讲学讲了二十几年，忽然重新被启用，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个二品大员，不小的官了。人生的最后，他被魏忠贤诬告贪污，自己不堪侮辱竟然自杀了！

东林党主要成员除了以上两位外，还有安希范、顾允成、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这里不一一概述！

03 东林党是干什的？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东林党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在讲学当中自然会涉及到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作为读书人，这是绕不开的话题。他们时常议论如何改变吏治、整治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如何治国等。

他们当中好多人是六部官员出身，因此提出了"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的主张，也有一些人是被宦官搞下台的，因此提出整治宦官的主张；这些人也十分的重视国家的农业发展，提出国家要兴修水利，开荒屯田，多为百姓考虑减轻税收，最为可贵的是他们主张要加强在辽东的用兵部署，对满清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比一些将军还有要眼光。

这些失意之人身处乡野之间也忧虑国家大事，但是他们的主张在怎么好，可他们也只一介平民，如此高调必然会引起朝中当权者的攻击！

04 东林党都干了那些事？

东林党虽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这一点不如人家张居正。怎么了

东林党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党争”，他们和其他的政治团体围绕者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件事进行了好几场争论，当然，由于他们的活跃，也促进了明朝政治多元的发展，再怎么不行，也算是一种社会监督力量。

这里我说说党争，党争历来都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内耗，浪费国家的政治资源，影响社会发展，搞不好还会出人命，因此历朝历代都不会支持党争，甚至会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党争自然也是逃不过这种历史规律。

南山居史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關鍵字: 明朝 东林党 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