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我的领域

东林党误国！明亡于张居正！明朝阉党与东汉末年十常侍不同，明朝的东西两厂以及内庭太监都是有忠君思想的，而东林党只顾党争，[捂脸][捂脸][捂脸][捂脸]

芳华正好

在大明王朝的迅速崩塌中，东林党的危害远远比阉党的危害大，原因如下。

一.以阉党为首的魏忠贤，虽十恶不赦却从没有阻碍过明王朝的重大决策，反而极力维护，而东林党则不然，说是祸国殃民也不为过。

二.魏忠贤虽然罪大恶极，但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背叛明朝统治者，反而是那些虚伪的东林党人，在明朝灭亡时投降叛国。

不否认魏忠贤实在可恶，但他作为臣子只是贪权而已，就跟后面的鳌拜一样，虽然争权夺利功高震主，但本质上并没有想过要反。反而是朝堂之上的东林党人，在后期明朝准备灭亡时，连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前线军队筹军粮，哪怕崇祯拉下脸面哀求，他们十万两也拿不出。

然而讽刺的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在当时随便的一家大臣家里都搜出了上百万两白银。当搜刮一遍京城的所有大臣府邸之后，搜到了高达七千万两白银，这可是当初在朝堂之上崇祯皇帝苦苦哀求连十万两白银都都拿不出来的东林党人啊。连最后崇祯皇帝都不得不承认东林党的祸害:“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总结:事实无论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还是东林党，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魏忠贤是贪权不叛国，而东林党则是贪权贪钱叛国，东林党人作为臣子的自私程度和危害比魏忠贤远远大的多，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经典名言:“书生误国”。

温史

给个名单对比下才能明显

东林：孙承宗，卢象升，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黄道周，堵胤锡，瞿式耜，姜曰广，高弘图，吴钟峦，陈子壮，黄公辅，黄耀淳，侯峒曾，鹿继善，祁彪佳，袁继咸，张国维，吴应箕，吕维祺，贺逢圣，顾炎武，黄宗羲，杨涟，左光斗，张同敞，范景文，李邦华，汪应蛟，何士晋，钱谦益

阉党：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倪文焕，薛桢，陆万龄，徐大化，梁梦环，徐兆魁，王绍徽，魏广徽，张捷，王永光，阮大铖，孙之獬，冯铨，霍维华，杨维桓，周应秋，顾秉谦，郭允厚，冯三元，姚宗文，潘汝桢，闫鸣泰，王体乾，李实，纪用，吴淳夫，李朝钦

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下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哪个更可恶自然明明白白

远处吹来阵风

网络上指责东林党，大致有几条罪状

1、不收工商税。东林党人汪应蛟在天启年间任户部尚书时，提出的来源措施就有典铺酌分和房屋契税。那为什么说明朝不收工商税？因为明朝历来就不重视，明太祖规定商税为三十取一，正统以前朝廷征收的商税比例不足田赋十分之一，以至于后期征税变得相当麻烦，如叶向高所言：“各处关税所入不过数十万，今欲加征，亦不过原额一倍”。至于矿税，浙党、齐党、楚党甚至部分阉党都是反对者，万历自己也打算死了就作废，仅仅属于元首任内的行政命令。

2、有钱不出钱。李自成在攻破北京后搜罗出七千万，这笔钱的构成是什么呢？

如果取《传信录》记载，李自成抄出十万的只有三人：周奎、王之心、丁时学。周是皇后的父亲，王是东厂太监，丁是把户部藏银拿来充数了。要说不出钱，阉党皇亲才是大户。

3、东林党集体降清。最大典型是钱谦益，仿佛他就是东林党代表。那为什么谈孙承宗、袁可立、孙传庭、卢象升的时候，又忽略他们的东林身份？史可法、张煌言、范景文、鹿善继、陈子壮、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抗清的东林党人多的是，拿个例当典型，实在不是正常的逻辑方式。

东林党自身当然有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道德洁癖，而且把逻辑道德带入政治理性中，使党争更加激烈，当然也给自己引来了强烈的政治排挤。到了崇祯一朝，17为首辅中只有3人为东林党，基本边缘化，满朝被楚党和浙党把持，如果说真要找主要责任人，那也是“文官集团”，而不是文官集团的东林党分支

晓窗读史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十年前，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阉党都是坏人，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可是放到现在，我觉得事实未必如此，东林党未必就代表着正义的一方，阉党就未必一无是处。甚至我觉得，东林党对于大明朝的灭亡，所承担的责任，比阉党更大。

阉党是投靠太监头子魏忠贤的政治势力，可不都是由太监组成的。在魏忠贤当权的时期，魏忠贤可谓是想着方子帮皇帝捞钱，当然这其中他自己也能捞到不少好处。但是利用这些矿监，税使，通过向有钱人征收商税，海外贸易税，使得明朝的财政在天启年间出现了好转。

我们不管魏忠贤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从结果来看，他的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且并没有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有钱之后，大明朝的军队也就有了战斗力。在对付满清的战争中，由于军饷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大明军队开始变的能打仗了。在和满清的战斗中，明军的胜率开始提高。

而当东林党上台之后，他们一句与民争利，就把这些政策全部抛弃。缺少了这么一大块收入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变成了入不敷出的状态。大地主大商人身上的压力骤轻，成为了东林党人执政的最大赢家。

其实这很好理解，就像特朗普总统上台军工类股票暴涨一样，特朗普的背后就是这些军工企业。而东林党人的背后，就是这些江南富绅，东林党上台之后，自然投桃报李。

只可惜他们这样做，苦了老百姓，因为国家没有钱，但是国家还得打仗，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加派税收。这样一来，原本还能活下去的升斗小民，再也没办法糊弄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成为起义军中的一员。

可以说，东林党人是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起义军大佬的铁杆盟友，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些起义军，早就被明朝政府军消灭了25次了。

之所以每一次大败之后，他们都能够迅速的崛起，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好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得不加入起义军的队伍。所以，李自成应该颁发给东林党人一枚大大的奖章，所谓功勋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应该这么说，东林党是很好的在野党，有他们的存在，执政的阉党不敢过于放肆，能够使得国家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不至于出现逆行等情况。

有人说魏忠贤如果不死，明朝不至于灭亡，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你品，你细品，发现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阉党这些人就是货真价实的真小人，东林党这些君子们一脸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可是他们做过什么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嘛？

他们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地图开疆，舆论救国，对于当时的明朝，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在民族气节上，阉党分子似乎也比东林党做得更好。阉党马士英一直被作为奸臣骂了几百年，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当福王覆灭之后，这位马大奸臣碾转各地，组织抗清，最后壮烈殉国。

而东林领袖钱谦益，竟然因为水太凉而不敢以身殉国，竟然不如一个江南名妓柳如是，这位刘大美女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的大英雄竟然是这么一个怂货。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东林党人的成色，一个个都是嘴强王者，除了一张嘴，什么都没有。

之所以东林党人能有这么好的口碑主要在于他们都是一些名士，控制了当时的舆论，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他们没有少干。其实说起实在的，他们对于大明帝国的贡献，远远不如被他们看不起的那些阉党。

历史评说

用事实说话，东林党祸国殃民，危害甚于阉党。

来看看东林党当政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丢失抚顺、清河两城。

天启元年（1621年）沈阳之战，明军再败，损失两万余人，最重要的是浑河一战明军精锐白杆军、浙军全军覆没，丢失沈阳、辽阳两城。

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之战，明军十四万兵力溃败，丢失广宁，辽东巡抚王化贞、经略熊廷弼放弃山海关以外所有领土，后金军攻陷包括义州、锦州在内的40余座城堡，明朝在辽东二百年基业尽失。

天启二年（1622年），同样是东林党人的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把金兵放弃的锦州以西四百里疆土重新筑起堡垒防线，奉行以“辽人守辽土”的方略，这算是东林党人的一次自救，也是他们向皇帝证明自己能力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们做的好的话，那估计就没魏忠贤什么事了。

可是，只是如果。

天启五年（1625年）柳河之战，山海关总兵马世龙率8000关宁军进攻所谓后金防御空虚的的耀州城（大辽河入海口东侧），结果遭到后金突袭，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战死，明军损兵千人以上。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事后兵部派人核查关宁军人数，发现原本号称十万八千的关宁军，竟然只有五万七千人，一半的空饷，再加上柳河之战一触即溃，熹宗对东林党人彻底失去了信任。

再来看看魏忠贤的阉党是如何一步步上位的。

起初，魏忠贤也就干干修建神宗和光宗陵墓这种活，由于东林党人的无能，选将用人导致辽东局面不可收拾，熹宗被迫让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东厂太监，派出太监赴辽抓情报工作，顺便恢复了嘉靖夏言时期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这项工作其实是比较成功的。

天启六年（1621年）魏忠贤的亲信高第接任蓟辽经略，他准确预估了努尔哈赤将对辽西走廊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便把尚未建好城墙的锦州兵力撤回关内，还紧急撤走右屯的三十万石粮食。结果亲东林党的袁崇焕自以为是，坚守宁远，后金攻城几日不破，损兵七八百人，转头进攻了附近的觉华岛，当时冬天岛与陆地连成一片，岛上七千多明军连同七千多商人全部被后金兵屠戮，两千多只船只被毁，八万多石粮食被抢，孰胜孰败，自己权衡。

此外，魏忠贤还在熹宗的授意下重启了万历时期的太监征税制度，这为缓解辽东战事带来的财政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看到的就是，崇祯即位以后，魏忠贤及其党羽被打倒，一时间众正盈朝，可是国势好转了吗？魏忠贤死后第二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情报工作，做到哪里去了？

春秋正义

东林党啊！阉党虽恶，但是他们是和皇帝一体的，脱离皇帝什么都不是。一定程度上他们维护皇权，还能推动国家发展。我们高中学的《五人墓碑记》现在想想就是五个抗税的，该杀。东林党一家独大后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国家利益。最终坑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崇祯皇帝自己那么节俭，李闯却从东林党官员中刮出几亿俩白银，可见一斑。魏忠贤不死，明朝不灭也是有道理的。

随你小性儿

东林没得说。

1。有人说王振的事，就算北京没了，明一样亡不了，已明朝的作风，大不了找个王爷继续做皇帝，又不是没有这种事 而且土木之变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文官集团，他们又一次彻底的压过了武官

2。再来说东林做的事，为商人代言阻止商税，让没有多少地的农民承担所有的赋税，让朝廷没钱只能加税，越加越乱，还是不够钱救灾平乱抗外敌！每次说商税东林就说是与民争利，穷了国家肥了自己 这样的祸患是宦官能比的？隆庆那会能赚到钱不就是发现商贸么不向商人收钱马上又凉了

3。每次边疆局势好，文人就开始抢功，然后边疆局势恶化的事太多了，比较典型的就是熊廷弼和王化贞。为了打压而打压，理由只有一个，文人必须压倒武人，而且东林党人的党同伐异就更有名了

4。最后再说气节，一开始的文人还是有气节的，后面的东林就呵呵了，李匪去了投李，野猪皮去了投野猪皮，他们保护的晋商卖国 这样的局势，怎么能把锅甩给宦官

烟雨迦南

我是闲翻古书笑谈历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首先，阉党和东林党在主要的人员构成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士大夫，文官。阉党主要是政治斗争失败的一群士大夫，逐渐汇聚于内廷太监的身边而形成的势力。

明朝自朱瞻基天才的开始教太监读书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士大夫集团为主的外廷和以皇帝直接掌控的太监带队的内廷两股势力，达成了朝堂的平衡。

这种平衡维持的很好的时候，朝廷运转就很正常。

例如嘉靖，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一个修仙一个数钱，但国势并未危险。

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则国家就会危险。

例如明英宗时代，内廷大于外廷了，就有土木堡，崇祯时代，外廷彻底压制了内廷，就有歪脖树。

万历年间，东林党逐渐成为了朝廷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团体，开始党同伐异，挑起了党争，外廷势力逐渐强大了起来。

为恢复这种平衡，天启任用魏忠贤，团结了一批政治上被东林党所政治追杀的其他党派的失意政客，形成了阉党，对东林党进行反击，逐渐恢复了平衡。

天启就可以继续天天在皇宫里做木匠活儿了。

东林党和阉党说不上谁更可恶，都是一伙子人，只不过因为利益而分成了两派而已。

从历史危害性来说，由于阉党在崇祯时代随着朱由检这个中二少年被东林党忽悠得脑残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东林党在明朝灭亡的问题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可怕之处在于，东林党是满腔热诚的以救国的名义祸国，以忠诚的名义亡国。

个人利益永远高于家族利益，家族利益永远高于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永远高于国家利益，这就是东林党人！

或者说适用于封建社会的所有士大夫所结的党。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东林党和阉党谁更可恶，那无疑是东林党了。

因为阉党依附于内廷，天然的失去了身份上的正义性，成了板上钉钉的奸佞和真小人，所作所为就会受到抵触和制约。

而东林党这群伪君子，道貌岸然之下藏着的是龌龊之心，却打着救国救民的正义之旗，口号震天响，不但忽悠了皇帝和天下军民，连自己也给忽悠了。

所以说真小人不可怕，伪君子才是最可怕而危害性最大的啊！

西域大都护

当然是东林党，抢功，抢钱，党争，臭名昭著。

抢功，熊廷弼是楚党，两次去辽东，迅速扭转局面，明朝对后金获得优势。然后东林党为了抢功，反复派人夺权，局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把熊廷弼活活坑死。辽东局势的崩溃，东林党出了大力。

抢钱，作为东南资本势力的代表，反对朝庭的一切加税，除了加农民田稅，他们自己又是免税的。大规模的进出口走私，开矿开工场，不交一文钱。

著名的东林党党魁李三才，现在的高考知识点上都赞扬他反对朝庭矿稅商稅的事，似乎一身正气。但没提到的是他在做漕运总督的时候，把税单交给商人，让他们想填多少随便写。自己过着富贵奢华无度的生活，远远超过王侯， 当时的明朝文人多有记载。

李三才的钱哪来的，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灰色收入。损国家肥自己的典型，即捞足了钱又捞足了名声，无耻至极。明朝财政的崩溃，东林党功不可没。

党争，是最厉害的，东林党的口号是非我即敌，明末四大案全部都有东林党的身影。

妖书案是东林党和郑贵妃党争，高层斗了十五年，最后赢家是东林党。

梃击案是东林党怼上神宗和郑贵妃，遍及整个朝野官员，最终东林党赢了，保住太子之位。为日后东林党发际铺路。

红丸案是东林党对浙党，牵扯面极广，东林党大获全胜。

移宫案是东林党对阉党，说阉党借熹宗年幼挟持皇帝乘机把持朝政，但是熹宗从头到尾都是信任魏忠贤，临终也是魏忠贤随侍在侧。

东林党创造性的利用了京察，作为打击其他党派的武器，引爆了整个官场，可以说这是导致明朝末期政局混乱不堪的主要原因。

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管理，明朝规定每六年要对南北两京的官员进行考察，谓之“京察”。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考察，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如果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则会被直接罢黜，削职为民。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左侍郎署尚书杨时乔，左都御史史温纯，起重要作用的官员有吏部考功郎中刘一琨和都察院河南道掌道御史吴达可。这些或是东林党的骨干，或是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由这些人主持的京察往往只给东林党人带来好处，结果是钱梦皋等一批浙党骨干遭到处分。但由于首辅沈一贯（浙党）的内中活动，京察奏请处分的公文拖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批复下来。吏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最终是由皇帝出面，敷衍了一下，不了了之。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斗争异常激烈。这次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丕扬，署理左都御史徐宏纲，以及吏部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掌道汤兆京，都是东林干将，同时在内阁担任首辅的叶向高也是东林党人。由于势力太有利，东林党诸君有些膨胀，他们把一切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关系不密切的，立场不一致的小宗派都称为邪党。

处分了一批对立派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宣党党魁汤宾尹。汤宾尹原任南京大学校长，颇为自负，只因为与东林党对立，就遭到查处。有人愤愤不平为他申诉，吏部尚书孙丕扬就给驳回，而且还说：老夫为今日去一严嵩，快哉。其实汤宾尹的职位，就像现在的中央大学南京分校的校长一样，位才四品。明朝校长这个职位照惯例又很难升迁。与严嵩相比，相差实在是太远了。更不讲道理的是，一些官声颇佳的人，只因为是汤宾尹的门生，竟然也遭到株连的处分。就连后来成为阉党重要骨干的王绍徽（宣党）也是在这次京察中被驱逐的。

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干得痛快淋漓，却也遭到非常激烈的反抗。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不甘于失败，于是联手向东林党反攻。在京察后的两三年中，他们运用各种手段，不但赶走了科道部属中的一大批东林党人，连叶向高，孙丕扬这样的阁部大臣也被一一驱逐出朝堂。可以说，由于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行动过于激烈，反而导致了一场惨败。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京察的时候，已经是邪党们在最后巩固战果了。东林党人真正处于极端劣势中，正是在万历朝的最后这几年。直到万历帝驾崩，光宗和天启帝相继即位，东林党人才有了真正的转机。

仰仗光宗的知遇和他们自己的党争，东林党人逐渐在朝廷中扎稳了根基。

天启三年癸亥京察，这次轮到东林党人算总账了。此次京察的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张问达，左都御史赵南星都是东林党的健将，赵南星尤为著名。这赵南星是河北人，万历三年考中进士，他与顾宪成等人来往密切。京察的结果公布，南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四品以上的官员有23人，五品以下的庶官有315人，邪党大败。

天启后期，齐党，楚党（张居正就是楚党），浙党等其他党派日子过不下去了，被迫抱成一团，最后投奔了魏忠贤（魏曾经讨好东林党，送礼送钱公开赞扬结果被羞辱），成了阉党主力。阉党把东林党再次打压下去，不久崇祯上台东林党又杀了回来，再次清算阉党，最后一党独大。

在这种党争异常剧烈的情况下，明朝朝政不可避免的走向混乱毁灭，东林党罪无可恕。

關鍵字: 明亡于 误国 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