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調查系列報告之三:
過去一週，全國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新增確診人數持續走低，全國大部分地區持續出現零確診，全面恢復經濟活動成為當下的重中之重。當前全國各行各業從業者復工的程度存在差異且隨時間發生著變化。
根據課題組計算，截至3月1日全國復工率（按個體從業者工作量計算）為56%，其中農民工群體的復工率為49%，城鎮勞動力的復工率為60%；僅1/3的“住宿和餐飲業”和50%左右的“批發零售業”、“建築業”和“教育”行業從業人員實現了復工，而“衛生和社會工作”、“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類的從業人員復工率達到80%。 [1]
3月1日以後全國的復工情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農民工是否加快了返城的步伐？城鎮本地勞動力和農民工的復工差距是否在縮小？不同行業之間的復工進度差距是否出現趨同趨勢？在本報告中，課題組將利用微觀從業人員數據對上述問題進行解答。
一、全國復工動態趨勢
為了動態分析全國復工情況的變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分別於2020年3月1日、3月9日至10日在“騰訊企鵝調研”平臺隨機抽取從業人員樣本（有效樣本分別為3534和2158），收集與復工有關的信息。由於這兩輪調查的從業人員樣本來自同一網絡調查平臺，樣本篩選條件一致，數據具有可比性。此外，為了確保兩次網絡調查的全國代表性，課題組利用《中國統計年鑑2019》公佈的全國2018年底分地區分行業從業人員分佈情況對調查樣本進行了加權處理 。[2]
為了準確計算復工率的變化，課題組採用計量經濟學回歸方法，在給定兩次網絡調查樣本的人口特徵、就業特徵及地區分佈[3]的前提下，識別時間因素對復工的影響。如前期報告所示，復工情況可以通過是否返工和工作量恢復情況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由於在疫情防控期，存在工作量恢復不足的問題，單純看返工比率將高估全國復工情況，因此我們按個體從業者的返工率和實際工作量計算全國層面的復工率。基於兩期調查數據的對比研究發現，全國復工率從3月1日的56%增加至3月10日的74.8%。[4]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18.8個百分點的復工率增長主要是由已返工從業人員工作量提升所致，而非受返工率增加影響。換而言之，尚未返工的勞動力群體的復工情況仍不容樂觀。
迴歸分析結果還顯示不同類型的從業人員復工情況存在明顯的差距。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工作量恢復比國有、事業單位和外資企業低16個百分點。表明中小民營企業受此次疫情的衝擊最大。分行業看，“住宿和餐飲業” 、“教育”、“建築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批發、零售”的復工進度最慢，工作量恢復水平分別比 “製造業”（工作量恢復處於平均水平的行業）低18.9、14、13、10和6個百分點。分省來看，由於疫情的影響，湖北省作為疫情的重災區其返工和工作量恢復情況均仍遠遠落後於其他省份。
此外，課題組利用跨期比較分析復工進程中的各類從業人員相對位置的變化。分析發現，從3月1日到3月10日，城鎮勞動力的返工進度明顯加快。相比之下，農民工群體返城復工進度沒有明顯改善，兩者差距顯著增加：農民工群體回到用工單位的比例比城鎮職工低14個百分點。換言之，農民工與城鎮勞動力的返工率差距在不斷拉大。但是從復工工作量來看，農民工群體較城鎮職工增加了17個百分點。這說明農民工一旦回到用人單位上工，其工作量立即恢復到全職狀態；而城鎮職工雖然返工程度高但是其工作量恢復速度則滯後於農民工群體。從分行業變化來看，3月1日到3月10日期間，“建築業”從業者的返工情況與其他行業的差距拉大，返工增長速度較其他行業落後10個百分點；而“住宿和餐飲業”及“批發和零售業”從業者的復工進度相對明顯加快，但主要是由已返工從業人員工作量恢復迅速所致，未返工的從業人員依然復工困難。
二、收入衝擊情況
為了分析疫情期間勞動者收入的變化，課題組在兩輪調查中詢問了從業人員2020年2月的月收入和2019年的平均月收入。迴歸分析發現，農民工群體受到的收入衝擊顯著大於城鎮勞動力，平均月收入相對城鎮職工下降了724元，可以判斷疫情期間農民工群體與城鎮職工的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
在調查中，我們還詢問了“在沒有復工期間，原工作單位是否一直支付您的薪金？支付了您原薪金的百分之多少？”。對該問題的分析顯示，“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和“建築業”從業者在未復工期間收到僱主支付的薪資不到原薪資的50%。從所有制看，“個體工商戶”在未復工期間的收入和正常情況相比是最低的，平均不到正常收入的20%。從戶口看，農民工群體在未復工期間的收入平均是正常收入的48%，而城鎮戶口為65%。由此可見，對於農民工群體、“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和“建築業”從業者，以及“個體工商戶”來說，如不盡快復工，其遭受到的收入衝擊最大。
三、外來務工人員面臨返城復工的障礙
研究發現，農民工返工不足，且“建築業”從業人員復工進度滯後，二者背後共同的原因是當前外來務工人員的返城復工面臨巨大的阻礙。通過比較了外來務工勞動力在2019年底的務工地和2020年3月居住地，可以推算出全國（非本市戶口）外來務工人員的返城比例。調查數據顯示，截至3月10日尚有22%的外來務工人員無法返回其務工經商地。考慮外來務工人員中有61%春節期間返鄉，春季後由於疫情的影響36%的返鄉外來勞動力無法重返原工作地並滯留在家鄉。
分地區來看，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個一線城市作為外來務工人員最為集中的地區，彙集了全國近30%的外來務工人員。由於擔心疫情復發，這四個人口集聚的特大城市成為疫情防控的關鍵，返城的外來務工人員成為防控的重點對象。數據顯示，北京、上海相對全國其他省份外來務工人員的返城率低（分別為74%和79%），而廣州、深圳的返城率相對較高（分別為87%、81%和88%）。在四個一線城市中，農民工群體（農業戶口的外來務工人員）進入北京的可能性最低，2019年底在京務工的農民工，目前返京比例僅為60%，仍有近40%的農民工被排斥在城門之外，而其他三個一線城市滯留老家農民工的比例為30%。
由此可見，防控責任之重阻礙了外來務工人員的自由流動，導致了全國，特別是一線特大城市，的復工不足和一些外來務工人員集中行業的復工滯後情況。
四、保障就業的政策選擇
2020年初，由於疫情突如其來地影響，全國經濟停擺，對就業的衝擊難以避免。據課題組分析，全國第一季度的失業率將達到10%以上。最大程度的保障就業成為今年民生工作的重點之一。目前，全國疫情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需採取措施促進就業，防止失業率進一步升高。課題組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一要儘快推進復工的進度，特別要關注復工大軍中的弱勢群體，農民工和遭疫情打擊最為嚴重的若干行業；二要在減少企業的稅費負擔的同時，積極採用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加強工資彈性，弱化對企業用工“最低工資”的限制。
近期，為了保障企業復工復產，多地地方政府推出了復工補貼政策鼓勵企業員工返崗復工。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有5.3%的從業者明確表示獲得了復工補貼，平均補貼金額為1301元；農民工群體中有6.3%獲得平均581元的復工補貼；“製造業”從業者中有約9%得到補貼；4.9%的國內私營企業員工獲得復工補貼。同時，分析發現是否獲得復工補貼和返工率之間並無顯著的相關關係。換言之，在備受矚目的製造業、私營企業從業人員和農民工群體當中，獲得復工補貼的只是少數派，說明覆工補貼作為一種促進復產復工的措施並不具有普遍性，其作用也並不顯著。
由此可見，實現全面復工，不打通城鄉間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僅提供金錢激勵作用有限。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應促進外來務工群體儘快返城復工，從而加快“建築業”等外來務工人員聚集行業的復工進度。網絡調查數據顯示，為及時復工，失業人員中有一半以上（53%）願意放棄收入保就業，並表示可放棄三成工資水平。可見，相當一部分的失業群體有強烈的復工意願，願意接受相對低的薪酬以儘快恢復工作。
綜上所述，從3月1日到3月10日，全國復工情況有了明顯好轉。但是從業人員群體內部差距增大，相對於城鎮職工，在返工進度上，農民工的弱勢地位明顯，復工進度滯後；“建築業”與其他行業相比復工的進度緩慢。由於流動受限、無法返工，農民工群體面臨嚴峻的收入衝擊，如不盡快進城務工，滯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存在失業風險，並增加了陷入貧困的可能性。當前，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需儘快打開城鄉間的流動壁壘，恢復勞動力跨地區的自由流動以及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得停擺的經濟儘快恢復常態，減輕疫情對我國經濟的負面衝擊。(文章來源：騰訊新聞)
[1]復工率計算結果和前次智庫報告中的對應數字有略微差異，主要原因是這裡課題組採用了兩次樣本合併計算的權重。
[2]具體做法已前次智庫報告中進行了詳述。
[3]迴歸中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等人口學特徵，農民工/城鎮職工、職業、行業等就業特徵以及省份變量。
[4]我們的估算仍略低於3月10日中金公司公佈的全國復工率77.2%。
作者信息：
張丹丹、謝佩瑜：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本文作者感謝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孟昕教授提供的調查資助和技術支持，以及劉雅玄同學提供的優秀助研工作。
本報告系列：
張丹丹、 孟昕 、謝佩瑜 : 疫情、復工及心理健康
張丹丹、劉雅玄| 疫情與復工：我們關注著什麼？（附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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