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西藏、西番、哈密处于明朝的实际控制之下，与明朝有明显的臣属关系，然而西域地区并未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它们和明朝的关系更多只是建立在贸易上，更像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在《明史· 西域传》中，有四篇针对西域的外交文书，分别是洪武、永乐、宣德三个时期对别失八里和哈烈的文书，在文书中都提到了“一视同仁”，当时明朝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蒙古势力，无暇西顾，所以对西域地区的国家和部落都是以一种“主抚辅制”的态度来沟通。
这种针对官方针对西域的态度自古就有，汉武帝通西域的最初目的就是联系大月氏夹击匈奴。
东汉初年，西域鄯善等十八国派来使臣，要求内属，光武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 而暂不西顾。
明朝官方如此，那么民间人士和官员是如何看待西域的？从《西域传》就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了。
从经济上认为明朝经营西域有亏于中国，伤中国之体，成化元年，礼官姚夔言：
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蕃无益之费，非策。
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上书：
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赀，宜示以期约。
从文化上认为西域的人民为化外之民，常常用比较鄙夷的口吻形容他们。
阁臣梁储因反对中官刘允到西藏去请活佛时说：
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后，累朝列圣止因其来朝而赏赉之，未尝轻辱命使，远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闻之，莫不骇愕。
然而又从认为明朝经营西域可以保有陕西，詹事霍韬认为：
保哈密所以保甘、陕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以哈密难守即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乎？ 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
明朝士人的这种对待西域观点，其实在西汉经营西域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唐朝经营西域，魏征就不同意经营高昌，后来诸遂良也强烈反对，隋书也认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如同儿戏，认为隋炀帝的江都之祸是由于经营西域而得。
从前朝史书所记载的中原士人对西域的看法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自古以来，中原的士人对西域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流沙之地” 、“荒芜之所”、 “民风无教化” 、“中原王朝西北边境的战略屏障”上。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西北边境是以玉门关、嘉峪关为止的，此外都是外番，不足为据。
其次，中原主体文化总体说来是农耕文化，是儒家文化，并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融合了道家、佛家及其他文化，而西域文化是游牧文化。在千百年来，这两种文化在对立上的表现又远远多于合作。
而且，西域出玉门关、嘉峪关向西都是戈壁、荒漠，出四川向西，就是青藏高原，这种自然环境让中原士人认为，这种地方是不值得经营的，也是不值得占据的。
最后，与明朝通贡的各国来使的部分表现也对当时士人西域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明初，西域使臣中有些无理殴打明朝百姓或贩卖人口，有些不满回赐，有的要求超出规格的接待，有的以次充好，有的不遵守明朝法律，有的与明朝官员勾结，甚至与北方蒙古合作在明朝收集情报。
这些行为，都直接影响了明朝人对西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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