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於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賀，改國號為中華帝國，改元洪憲，色尚赤，國旗於五色旗上加紅日一輪，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當日，他發表簡短演說道：
“大位在身，永無息肩之日。故皇帝實為憂勤惕若之地位，決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果，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難期發達，予為救國就民計，犧牲子民，亦不敢避。”
他竟在登基之日說出“子孫鮮有善果”的不祥之語，令人面面相覷。然而本次朝賀也委實窩囊，文武百官有的著軍裝，有的穿長袍馬褂，不衫不履；皇帝陛下則穿大元帥戎裝，頭上竟然無冠。自古以來，朝賀就是最重衣冠禮儀的儀式，本次朝賀如此草草，哪裡有半分新朝氣象呢？
他首先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被黎憤然拒絕。
接著又封龍濟光、張勳、馮國璋、薑桂題、段芝貴、倪嗣沖等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陸榮廷、朱瑞、趙倜、陳宦、唐繼堯、閻錫山、王佔元為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張鳴岐、田文烈、靳雲鵬、楊增新、陸建章、孟恩遠、屈映光、齊耀琳、曹錕、楊善德為一等伯，朱慶瀾、張廣建、李厚基、劉顯世為一等子，許世英、戚揚、呂調元、蔡儒楷、段書雲、任可澄、龍建章、王揖唐、沈金鑑、何宗蓮、張懷芝、潘榘楹、龍覲光、陳炳焜、盧永祥為一等男。
最奇特的則是，追贈趙秉鈞為上卿，宋教仁為中卿。
最終，封爵者共計一百二十八人，一二等輕車都尉七十餘人。此外，又發佈專令，尊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為“嵩山四友”。不日又有人性化措施出臺，即永遠禁用太監，內廷改用女官。
這個冊封名單中，少了一位北洋實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退清室、擁立袁氏的關鍵人物，長期把持陸軍總長的要職，宋案後還一度代署國務總理，後來更參與贛寧之役和圍剿白朗起義，實力大增。袁世凱對他戒心日盛，遂組建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將段祺瑞與海軍總長劉冠雄、海軍司令薩鎮冰、參謀次長陳宦、侍從武官蔭昌和王士珍平列為高級辦事員，輪流值班，而大事決於總統。
段祺瑞既失軍權，便將陸軍部的大小事務交與部秘書長徐樹錚處理，自己稱病不出。籌安會和請願團活動猖獗，全國上下紛紛勸進時，段祺瑞發表了卓爾不群的談話，他說：“項城帝制自為的跡象，已漸顯露。我當年曾發出採取共和之電，如果又擁項城登基，將何以面對國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這樣的人物吧！所以論公，我即使死也不會參與；論私，我從此只有退休，決不多言。”他還親自試探袁世凱的口風，袁則堅決否認有稱帝之心。
到了帝制已路人皆知時，他還要跑去向袁世凱剴切陳情：“此事危及國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萬不可做，萬不能做。”袁世凱勃然變色道：“這都是楊晳子和克定等人討論的，贊同的人多而反對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驚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總統數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時懸崖勒馬尚來得及，時機稍縱即逝，屆時悔之晚矣。”後來他又兩次去晉見袁，袁均稱病不見。
據傳，袁世凱一度派刺客刺殺段祺瑞，還曾收買段家的親戚前往行刺，但都沒有成功。因此，袁世凱冊封的眾爵裡，便沒有段祺瑞，這也是因為不便強人所難。而段祺瑞一度與蔡鍔暗通消息，蔡鍔在潛出京城前，還曾拜訪過段宅。段由於種種原因不便站在前臺，但他在護國運動中確有一定作用，後人說他有“三造共和”之功，其中的二造共和就是指他在洪憲帝制中的表現。
袁世凱素來重視段祺瑞，他逝世前遺於金匱中的三個接班人，依次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見他對段祺瑞的重視。缺少這樣一個得力助手，也是洪憲帝制的一大敗因。
便是在冊封名單內，也多“義不帝秦”或貌合神離之人。黎元洪自然是一例，但他本不屬於北洋系統，情有可原。徐世昌則是袁世凱的總角之好，也“義不帝秦”就令人費解。1914年，袁世凱擴大總統權力，將國務院改稱政事堂，拜徐世昌為國務卿，這是清亡之後徐世昌的首度出山。
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統皇帝，別人是萬難染指的。對於袁世凱稱帝，徐世昌認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為友，也就不必犯顏苦諫，因此，他自始至終不發一言。有一次，袁終於忍不住召徐面談，問他是否知道全國勸進的事，徐說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辯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回想交往幾十年來，徐何曾對袁如此冷漠過？袁世凱稱帝后，本來擬拜徐世昌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則乾脆告老還鄉，每日作畫遣興，不問世事。
袁世凱無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稱臣，不跪拜。徐世昌並不領情，在日記中批評袁世凱道：“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1916年3月，袁世凱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復任國務卿。徐世昌去而復來，可見他寧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憲之臣。
馮國璋也是一個反對帝制的北洋實力派，他並不反對袁世凱，但反對袁世凱的帝制。一方面，他認為民國已有時日，稱帝不合時宜；另一方面，他認為即使復辟帝制，也應還政給宣統，而非袁世凱自為。他對梁啟超一見傾心，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事實上是以梁啟超為導師的，而梁啟超在護國運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馮國璋的腦袋本來是相當保守的，但在袁世凱稱帝的問題上，卻相當激進。帝制之說甚囂塵上時，他曾專門進京詢問袁世凱，袁世凱辯解道：“華甫，你我是多年的兄弟，像這樣的謠言，別人相信，怎麼你也信呢？確實，辛亥革命成功得過於容易，共和政體來的太快，如今三年多過去了，黨人還在到處搗亂，使全國不得安寧，因此，就人心趨向而言，共和政體未必適宜我國。
如今，有人組織了籌安會，準備研究一下國體問題。我也很想聽聽他們的意見。不知華甫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馮國璋說：“依我看，如果改為君主立憲，那就還得大總統來做皇帝，這樣才最妥當。”袁世凱當即否認道：“我決無這個意思，也決不會這樣做。你看歷史上，哪個朝代的皇帝是可以傳之久遠的，哪一個皇帝的後代是能夠保全的？就算我肯做，那麼將來誰來繼承帝位？我大兒子是個瘸子，二兒子是個浪子，哪個能做皇帝？”馮國璋深信不疑。
翌日，京滬各大報紙都刊登了袁、馮的此次對話，馮國璋且頻頻向人保證，說袁世凱決不會稱帝！如今袁出爾反爾，讓他失信於人，雖封他為一等公，也決不足以抵消他對袁的憤怒。他在江蘇裝病扮傻，拒不合作，令袁世凱知道後十分不滿，即下令調他為參謀總長。他自然不會中這個請君入甕之計，對袁愛理不理，拒不赴命，反而與西南方面頻繁聯繫，密謀護國運動。
不久，他又與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湖南將軍湯薌銘一起通電全國，要求取消帝制，此所謂“五將軍密電”。這份密電令袁世凱大受刺激，幾近於昏厥，因為他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開始反對自己了，這是他眾叛親離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帝制取消後，袁世凱仍戀棧總統位置，馮國璋一不做，二不休，竟通電威脅袁世凱“敝屣尊榮”，以保住身家性命。可見，馮國璋是北洋系中反對袁世凱稱帝最為積極者，較之段祺瑞的“二造共和”更為起勁。
當時反對袁世凱稱帝者，大體有兩種力量：一種是堅持共和理念的進步人士，另一種則是死忠於清朝的守舊勢力。由於護國運動主要是由前者所促成的，因此後人都忽略了後者的存在。事實上，前清死忠分子的不合作立場，也是洪憲帝制無法持久的一大原因。
徐世昌、馮國璋反對袁世凱稱帝，多少都帶有為清朝鳴不平的意思。而如張勳這樣的“辮帥”，就更要“義不敵秦”了，所以他雖然勉強接受了“偽官”，卻仍蓄著一條髮辮。事實上，在洪憲帝制中，如張勳這樣虛與委蛇的，委實不在少數。北洋系的離心離德，較之護國運動，對洪憲帝制的打擊更為致命。
然而，若非蔡鍔發起護國運動，打響反袁的第一槍，北洋系的內訌也許將繼續隱藏，而洪憲帝制或許會木已成舟、無以挽回。尤為難得的是，蔡鍔是經過一段傳奇式的經歷，逃回虎口，萬里奔命，舉起護國大旗的。
蔡鍔文武兼資，是民初群督中不可多得的帥才。因為具有獨立的思想能力，他並不苟從於革命黨的歷次運動，實際上也從不是革命黨徒。在民初曇花一現的政黨政治中，他並未加入宋教仁組建的國民黨，而是投身較為保守的進步黨。辛亥革命人物，像他這樣加入進步黨的，只有唐繼堯、孫武、張紹曾、閻錫山以及黎元洪等寥寥數人。
而進步黨的代表人物，則是張謇、梁啟超這樣的前朝風雲人物。當然，蔡鍔之加入進步黨，離不開其老師梁啟超的援引。宋案後，蔡鍔獲悉孫中山欲興師報仇，曾致電力勸“以靜候法庭之裁判為主，勿挾成見，勿尚意氣”，然卒不為孫中山所採納，因而他對“二次革命”持有明顯的反對態度。
袁世凱與蔡鍔的淵源其實很早。戊戌變法後，蔡鍔就讀的湖南時務學堂被勒令解散，師生星散。蔡鍔的老師樊椎很有縱橫家的理想，帶著蔡鍔等人赴南京遊說老鄉劉坤一，本來只是想找個落腳之地，不料書生意氣，到後來竟然勸劉興漢排滿。如此一來，劉坤一就不敢留這顆定時炸彈，轉手將樊推介給袁世凱。樊居然興致勃勃地北上謁袁，袁照例禮賢下士，給予優厚接待。
樊頭腦繼續發熱，竟給袁上條陳，勸袁效法駱賓王討伐武則天，繼而又贈袁以詩，勸袁學習他家老祖宗袁紹割據自立。袁世凱這才知道書生的可怕和劉坤一的狡猾，連忙向這群貧無立錐的書生贈以重金，連求帶哄地將他們打發走人。據說這筆錢有萬餘之多，在當時可謂鉅款，蔡鍔也分到了一千金。此時他得到了老師梁啟超在日本的召喚，便拿著這筆錢，東渡而去。
因此，袁、蔡之交是從金錢開始的。客觀上看，蔡鍔當時已是不名一文，在武漢向一個親戚借錢，才借到幾文錢，而袁世凱一出手，自己就分到一千金。當年的蔡鍔，對這位“頂子紅”了的袁項城大人，只怕也有一種馮諼看孟嘗君的感覺吧！
而袁世凱對蔡鍔的欣賞，則始於1906年的彰德秋操。當時，蔡鍔還只是一個二十四歲的下級青年軍官，然袁世凱卻巨眼識人，指派他為審判員，印象頗佳。到了民國二年（1913年），袁世凱組織模範團以改革北洋軍的時候，即召蔡鍔入京，以備大用。
但之後袁世凱耽誤於稱帝之事，不敢輕易改革北洋軍，蔡鍔遂被虛置，竟至終日流連於煙花巷裡。到了洪憲帝制中，蔡鍔假意推戴袁世凱稱帝，暗中與梁啟超密議反袁，且一度與段祺瑞、馮國璋等人暗通消息，最終決定回滇護國。
當時袁世凱對他的監視十分嚴密，據說他在名妓小鳳仙的掩護下才得以逃出虎口，輾轉日本、香港、越南，躲過多次暗殺，才回到昆明。時任雲南都督的唐繼堯是蔡鍔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師弟，且是由蔡鍔一手提拔起來的，他早已按計劃做好起事準備，而國民黨人李烈鈞等人也早已雲集昆明。
因此，蔡鍔和唐繼堯發起的護國運動，不僅打響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第一槍，也宣告了革命重返國內。
雲南的護國軍不過區區數千人，卻與北洋十幾萬大軍在四川戰場鏖戰數月並佔盡上風。袁世凱派出的徵滇軍，則被新獨立的廣西都督陸榮廷消滅。隨著護國運動的不斷深入，人民反對帝制的呼聲不斷高漲，各省紛紛獨立，全國形勢回到了武昌起義後的格局。
1916年3月23日，在無比失望之下，袁世凱宣佈取消帝制，此時距改元“洪憲”僅八十三天。
時人總結袁世凱稱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六君子”自然就是籌安六君子，這“六君子”是慫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陳湯”是指三個人，即：四川將軍陳宦、陝西鎮守使陳樹藩和湖南靖武將軍湯薌銘。這三個人都是袁世凱的寵臣，卻相繼宣佈獨立，當時袁世凱已憂懼成疾，聞此更是一病不起，就此嗚呼哀哉。“二陳湯”本是一味中藥，“送命二陳湯”之說，實在貼切。
袁世凱之稱帝，固然遺臭萬年，然而在整個“洪憲帝制”中，貽笑天下的又何止一個袁世凱！籌安會、妓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組織的表現已是荒謬絕倫，而之後的國民代表大會，更是滑天下之大稽。1915年12月，國民代表大會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以全票通過“君主立憲國體”的議案。不日，一干文武大員又由參政院副院長汪大燮領銜，推戴袁世凱為皇帝。
由此可見，袁世凱之稱帝，當時許多政治人物及普通民眾也是難辭其咎的。可是到了護國運動如火如荼，袁世凱日暮窮途之時，舉國上下又氣勢洶洶地討逆懲兇，將所有罪過推在他一個人身上。
從黃袍加身到眾叛親離，前後相隔不過一百天而已，而一百天前列名推戴書的人物，不少又出現在一百天後的討袁檄文上，連光芒萬丈的蔡鍔將軍都如此，何況別人呢！
可是袁世凱既然稱帝，就須學習古代帝王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罪在朕躬一人！”權力越大，責任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皇帝豈是那麼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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