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很美，婚姻很残酷；爱情很遥远，婚姻近咫尺。这几个字可以很恰当地形容20世纪初期这个新旧交错杂糅的时代中某些现代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writers，在选择自由与新知的同时，往往也挣扎徘徊于新旧冲突的十字路口，诸如胡适与鲁迅。然而，"牺牲"是双方面的，我们给予了鲁迅们应有的关注，却对那些无名的女人们选择了漠然。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关注"她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像。
一
由爱情而婚姻，这是很浅显的人情物理。然而，1906年，鲁迅和朱安却享受不了这世俗的乐趣。由于听到关于鲁迅在日本已经娶太太并生了子女的谣传，鲁瑞致电报日本谎称生病催促鲁迅速回。鲁迅急急忙忙地从日本回国，然而却发现母亲安然无恙，反倒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他马上就明白了等待他的是什么。家族中的其他人都知道鲁迅是个新派人物，非常担心他会反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反对，甚至家里人给他戴假辫子，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不快。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切反对都已于事无补。而朱安，一个过于平凡的绍兴女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连一般年轻女人的活力都几乎没有一点。虽然鲁迅不至于以貌取人，但我想当他看见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时，总不免寒心。如果朱安漂亮一点，哪怕就是像胡适原配江冬秀那样，对鲁迅可能也是个安慰。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朋友向鲁迅打听成婚的事，他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没有我的事。"就这样，鲁迅遵从母亲鲁瑞的安排，与高颧骨、宽嘴巴、小裹脚的陌生女人朱安结婚了。这是宗法制度下媒妁之言造就的产物，两个人的悲剧由此开始。
为什么鲁迅要答应母亲迎娶朱安呢？这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1906年之前，鲁迅正在日本留学，享受着欧风美雨的浸染，这加强了鲁迅批判反抗的精神，和追求个体自由与民族再生的独异性格，这种个性和传统的封建伦理格格不入。从理性上看，鲁迅必需反对与朱安的结合。然而，人是多向度的，人之为人的全部并非只有理性，还包括传统积习、道德、伦理、情感等等。首先，如果当时鲁迅大闹婚堂，会有什么后果呢？且不说族人早预料他会反抗，已做了十足的准备，我们仅从朱安的角度来看，如果鲁迅在婚礼上翻脸，说我就是不要这个女人，那这个在传统思想熏陶下成长的女人又将处于什么境地？这场婚姻是不幸，可是这种拒绝却会将朱安推向更加不幸的境地。按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她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其次，家道中落后母亲鲁瑞对家庭的维持耗费了一生的精力。自古以来母爱无私，从这点看，做子女的理应孝顺，所谓百善孝为先，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大孝子。对母亲的安排，他以极大的痛苦选择了顺从，而以一生的幸福做抵押。在鲁迅的日记中，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由此可以想像他的痛苦之深。这种事情同样发生在新文化的众多先知先觉者身上，如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等，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与鲁迅一样，朱安同样是悲剧婚姻的受害者。
然而，历史的书写往往将这个女人排除在眼界之外，直到最近才被挖掘出来。朱安长相一般，却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通观朱安一生的行为，我们甚至可以说朱安是一个极具宽容和爱心的优秀的传统女人。然而，不幸的是，她与鲁迅这个文化先驱结合了，只企图得到平凡的世俗幸福，而无法真正理解鲁迅的灵魂。这是两根差距悬殊的平行线，永远没有交错在一起的可能。
从踏上花轿的一刻起，朱安就期望博得鲁迅的好感。她知道鲁迅是个新派人物，因此穿了双大鞋，但是三寸金莲往里面塞显然不合适，她便往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穿得稳当，以此讨新郎的欢心。不料，朱安在下轿时，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里面的棉花也露了出来。这在常人看来，包括朱安在内，被认为是一个恶兆，预示着婚姻的不幸。朱安为此非常焦虑和恐惧，她的一生可以说正是在为得不到爱的焦虑中度过。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对人生的摧残。那么，鲁迅为什么不与朱安离婚呢？离婚，在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然而，在当时，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不能为世俗所接受。结婚是灾难，离婚也是灾难。鲁迅深知，如果与朱安离婚，将会把朱安推向更加绝望的境地，因为，当时离婚的女子往往被认为是不具备做妻子的德能而被丈夫抛弃，必然遭受社会的鄙弃，极少有再嫁的可能，更何况朱安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生存能力的传统女性。因此，出于道义，鲁迅长期与朱安保持着夫妻关系，尽管它是多么的名不副实。不妨说，这是一种无奈的人道 。
二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而作为一个传统的女子，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朱安知道"三从"中"从夫"在世俗眼中的重要性。丈夫就是一个女人的全部，这是朱安的单纯之处，也使她在这婚姻中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一直以来，朱安都期望并设法和鲁迅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交流，以求和谐地生活。
然而，一个平庸的传统女子谈何容易理解新文化的"巨子"，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双方注定永远是孤独而陌生的。所以，朱安自己说：大先生（鲁迅）很少和自己说话。同在一片屋檐下，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地，以至于后来在和俞芳的交谈中，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读了这朴实而悲惨的言辞，我不禁泪下。——一只蜗牛！我怜悯朱安一生悲苦的命运，更惊异于她对自己处境的准确体认——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对世界的感悟啊。然而，我也仅止于怜悯而已，其实朱安致死也没有理解：对鲁迅的追随和忠贞并不能换到真挚的爱情，而毋宁说是对礼教的恪守。
爱情为何物？朱安是不知道的。
爱，是建立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三
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然而，即便如此，朱安仍死心塌地地跟随鲁迅。1923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这意味着无爱的煎熬依然会无尽地继续，然而朱安依然宿命般地选择了这种命运。
1923年8月2日，鲁迅一家迁到了砖塔胡同61号。迁居后，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知道挽回是无效的。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实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1927年，鲁迅终于与自己的真爱许广平结婚了，从此与她携手余生。这时鲁迅已经46岁，也许是经历过不幸婚姻的炼狱，他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美好的馈赠。然而，这却是一把极具杀伤力的双刃剑。当鲁迅在享受第二次婚姻幸福的同时，朱安却在另一方承担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她得不到她的男人的身心。这是封建媒妁婚姻下，新知识分子与传统女性结合的必然命运。他们的表面结合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已经分开了，可谓貌合神离，结合只能带来无尽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不人道。因此，从道义上责怪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纯属无稽之谈，相反这恰恰是对媒妁之约的嘲弄、对不人道婚姻的抗拒。
四
与许广平结婚时，鲁迅已经搬去上海，而朱安依然在北京陪着周老太太，直到1943年周老太太去世。即便是在今天，面对第三者插足或婚外情，绝大多数当事人都无法容忍这一行为的发生。世俗眼光也常常指责这一行为，而绝少考虑到真爱的价值。而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传统女性，朱安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巨大的宽容，而在这宽容的背后，谁又知道她承受了世人多少嘲笑和鄙夷呢？就这一点而言，朱安也有别人很难拥有的优点。她给鲁迅和许广平送去了祝福。
在世俗眼中，如果妻子没有为家庭生育子女，她将受到家庭的鄙弃和排斥。因为"无后"就等于断了香火，这在宗法中国是很严重的。而朱安恰恰没有为鲁家带来香火，这一直是朱安一块巨大的心病。为此朱安曾经说，她与大先生（鲁迅）连说话的机会都极少，如何会有生育的可能呢？因此当许广平生出周海婴时，我们可以想像朱安内心的不安、恐惧与焦躁。周海婴的出世，对于周氏家族尤其是周老太太而言是一大喜事，而对朱安而言则是意味着她可能被进一步被边缘化。当然这是从世俗的角度来推测的。而事实上，鲁迅和许广平对朱安的生活依然照顾周到，不时寄出生活所需的钱物。在这种情况下，朱安对获得鲁迅的亲近更加绝望了，她选择了永远伺服周老太太，而且是更加贴心的伺候。这正迎合了鲁迅的话：她是母亲送给她的"礼物"，是"
母亲娶媳妇"。通常，妻妾关系都比较不好处理，而且往往恨乌及乌，涉及到双方的子女。朱安和许广平的关系虽然不是这种关系，但还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朱安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富有爱心的女人。这种外在关系并不能影响朱安的为人处世。在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后，她主动提出与许广平姐妹相称，两人能够和谐相处。周海婴出世后，朱安恐惧、焦躁一阵后，也便释然了兴，因为周家终于有了香火，这说明朱安不仅爱自己，更爱周家这一大家庭。她将周海婴视如己出，不时写信过去问候。她常常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这就是一个传统庸常的女子单纯的想法。在周海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是一位慈祥、善良、有爱心的女人。
五
1936年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由于生活的逐渐困顿，朱安从北京写信寄至上海的许广平，询问她是否愿意搬去同住，这样可以相互照应。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亲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1943年，周老太太去世，朱安终于"完成"了伺服周老太太的使命。在这之前，她还会适当地接受周作人的帮助。但这之后，她就拒绝再接受他的帮助了，她说：我知道大先生和二先生的关系不好。她原来一直都将自己视为鲁迅的忠诚的妻子，由此忠诚于鲁迅的一切待人处世，甚至鲁迅死后亦然。然而，这时朱安的生活实际上已经非常困顿，她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曾经有不少人，包括周作人在内，提出将鲁迅的遗作出售，对此朱安断然拒绝。由此可以看出，朱安是一个非常有骨气有原则的女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京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在遗嘱中，朱安说："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然而这个临死时的卑微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她被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仍然陪伴她侍候了一生的周老太太。
生也寂寞，死亦寂寞，这就是朱安——一个封建婚姻、媒妁之言的牺牲品，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陪葬品，一个有血有肉的善良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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