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朋友是一面镜子，透过这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镜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他者的眼光，亦是一面镜子，透过这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本国的一个变化发展历程。
明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广阔、强硬、有秩序
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的范围缩小了，西方人对马可波罗描述的遍地是黄金的中国神往不已，大批的西方人得以来到这个神秘的国度。这一时期的来华人士，主要是早期的耶稣会教士，他们为了传播天主的福音来到中国，主动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入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的认知比马可波罗更加理性和客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教士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赞叹不已，他认为中国是广阔、强硬、有秩序的，因为中国的城市都是被城墙严密包围着，且有一支装备精良兵将众多的部队保卫着。中国的官吏以强硬的手段惩治的违法的人，严酷统治百姓，对经济生活严厉控制。
初期的耶稣会虽然存在着过誉中国的倾向，但也有阴暗两面的记述。他们一方面热情赞美中国的道德伦理，赞美饱读儒家经典、经过国家考试、由皇帝任命、爱民如子的官吏；记述中国神学伦理的博大精深，赞美中国印刷术和士人文化。另一方面也记录佛家的过分斋戒仪式、道家玄而又玄的神秘莫测，以及一些杀婴、买买儿童、娼妓等现象，以及对基督教传播的障碍。
清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伟大
清初，更多的来华传教士充当着中外交流任务的使者，有很多混得不错的传教士甚至成为了清政府的官员。这一时期，较多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还是挺正面的。白晋（康熙年间法国来华传教士）和李明、迪哈尔德（法）皆认为中国儒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普世性，中国文字能克服语言和地理障碍的功能。甚至主动给中国加上一层滤镜，他们的作品有很多夸大其词的成分，掩盖了中国存在的弊端。与此同时，德国著名的数学家、科学家布莱尼茨就认为《易经》六十四卦中表现出来的“二进制代数”，中国有希望成为新的国际化的全球科学领域中的一员。
白晋对康熙帝的评价很高，认为康熙和太阳王路易十六一样伟大！他说：“数年前被陛下派遣到中国的耶稣教会士惊起地发现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位迄今为止只有在法国才能见到的伟大君王，他和陛下您一样，拥有过人的天赋，有非凡的统治才能。”（《康熙帝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后藤末雄译1981年）
18世纪30年代中叶：复杂化！
这一时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国的伦理道德，来抨击天主教会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干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伏尔泰。他在《论各民族习俗与精神》里论述了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开端。在《中国孤儿》这一舞台剧中，通过铁石心肠的成吉思汗被中国的宽仁道德所感化，表现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他认为：“其他国家，法律只是用于惩罚罪行；而中国的法律则有更多的职能，中国人还以法律来奖励高尚的道德品性。”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人开始贬低和批评中国。有人通过分析中国人圆锥形的头部特征将中国人与巴塔哥尼亚、霍屯督人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划分为“异型人种”区别于“智型人种”。这完全是对中国一种蔑视，西方人有这种复杂认识的原因：它与耶稣会士的境遇有关，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宗教势力在西欧备受质、疑排和挤攻击，在中国也失去了原来有的影响力，被清朝统治者排挤出中国。他们把这些年观察到的中国社会写到书上并带回了西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作的影响力达到高峰。
19世纪后：继续走下坡路
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他们通过启蒙运动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思想，通过工业革命确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他们已经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而这个时期的中国一直在走下坡了，加上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马嘎尔尼访华回国之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现出对中国的不懈和蔑视。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唯利是图、野蛮狡诈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惨败，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自由游历，西方军队开入中国，基督教、天主教能自由进入中国宣教，中国积贫积弱态势更加明显。西方人只对单个中国人表示同情，而对中国整体和政府、道德伦理、艺术表示不屑。爱默生说： “中国想要进入近代世界，就必须由西方人‘重塑’一番。”马克思认为中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中国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被写刻在在长城上。”
19世纪末：失去兴趣
对于多数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已经是他们一个漠不关心、很遥远的政治问题了。只有少数的传教士仍然关注着中国的贫困、鸦片毒烟问题。美国人自1848年后饱受中国移民问题而困扰，大量的中国人涌入美国西部，美国人利用种族主义夸大“黄祸论”的威胁与恐怖，并多次立法对中国移民限制。
19世纪末，一大批反华文学作品流向美国大众。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中国人将从水路两路进攻加利福尼亚，有传言华人将联合印第安人、黑人把美洲大陆的白人消灭殆尽。唐人街成为了色情、欺诈、阴谋故事的最佳场所。义和团运动后，分崩离析的清政府、革命队伍、军阀混战、游行示威、内战，西方人在中国采集不到任何智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缺失。
20世纪：重燃热情
一战、十月革命、经济危机、纳粹党崛起，西方人认识到自己的而文化并非完美，他们将目光投回中国，对中国重燃兴趣。他们对中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奥托·弗兰克（德籍犹太人）专研古典历史编撰法、阿瑟·韦利（英）喜欢中国的诗歌、奥斯瓦尔德·喜龙士（法）在中国艺术史颇有心得、莫尔斯（美国）致力于研究外交史、肯尼思·斯科特·赖德烈（美）研究传教史……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从不同角度和方式研究中国，可见对中国的了解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以我观物，则万物皆着我之色。西方人在观察中国的时候，无一不带着强烈的自我色彩。但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国强大西方弱小，所以中国在他们眼中就是无与伦比的；西方强大中国弱小，贬华的声音就越来越多。走出历史的偏见，有时候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背后支撑！
参考书目
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讨之旅》，（美） 夏俊霞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安世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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