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许多高校曾合作办学，由此出现了几所联合大学，如东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会联合大学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南联合大学。
“奢华”的师资阵容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开学。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其中有200余位师生从湖南步行至昆明，行程数千里，被誉为“文军长征”。1938年4月，学校定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在滇期间，西南联大还曾先后设蒙自分校和叙永分校。
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主席，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内部俊彦云集，巨擘济济。其中校内各院系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亦均为一线名流，如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等，皆一时之选。此外，校中的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沈从文、钱穆、金岳霖、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陈岱孙、张奚若、潘光旦等均久负盛名。
培养了大批人才
如此“奢华”的师资阵容，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西南联大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涌现了众多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台湾“中研院”院士。其中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于敏6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王汉斌、彭佩云则成为国家领导人。
三校原在平津，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组成西南联大后，更是偏安昆明，远离政治中心重庆，由此获得了高度的大学自治和充分的学术自由。在一次校庆中，时人曾用对联描绘西南联大说：“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几十年后，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成就令世界瞩目
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极为困窘，但各系学人始终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进展和教育改革，办学水准和成绩亦举世瞩目。1939年，陈寅恪获选为首位牛津大学华籍讲座教授（未就任）。不久后，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休斯，亦不远万里到西南联大访学，并长时间地求教于陈寅恪的学生、当时年仅30来岁的少壮派教授邵循正。从剑桥大学来访的李约瑟，到中国后为西南联大极高的办学水准而惊异。西南联大不仅在中国学研究方面遥遥领先，数理、地学等学科也是全球瞩目。物理主要得益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基础，它曾是当时中国“最接近国际水平、最有望启渥未来大师的摇篮”，系中的吴有训、赵忠尧都曾作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果不其然，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出自西南联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教师中的青年才俊比比皆是。其中，清华“物理四杰”的林家翘出类拔萃。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又以头名成绩毕业，随即留校执教。其在学术上的表现，令许多名师都刮目相看。1939年，竞争最为惨烈的庚款留英考试举行，全国大批优秀青年都参与角逐，林家翘自然也在其中。物理学只有1个名额，然而，林家翘、钱伟长和郭永怀3位西南联大的才俊，同时并列第一名。在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等人的极力举荐之下，3人均得以出洋深造。
1943年，周培源赴美访学并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此时钱学森（清华庚款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均在此学习或工作。这批中国人在学术上极为活跃。钱学森的导师、犹太人冯·卡门见此，亦极为惊喜，戏称：“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犹太人和中国人。”他为清华物理系卓越的办学水准而惊讶，并非常后悔当年访华时不曾专门访问清华物理系。截至1965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裔人士有6位，其中4人曾在西南联大求学或任教，分别是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有一位是清华校友赵忠尧的爱徒吴健雄。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而其中，梅贻琦等人的贡献居功至伟。日后，新加坡南洋大学肇建时，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校长，其首选就是梅贻琦。
民国时期，病乱腐败的政治、衰败萧条的经济和繁荣蓬勃的文化教育，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在乱世的中国，不可谓不是奇迹。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位英国著名学者曾断言：毫无疑问，20世纪前半叶，至少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全球学术水平最高的地方，除西欧北美，就是中国——的确，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共同体来说，这是当之无愧的。(刘超)
閱讀更多 聯合日報 的文章
